章海凤

　　摘 要：宋代的江浙籍诗人占据了诗坛的大半壁江山，其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诗的发展趋势。宋代江浙文人诗的贡献在于勇于开拓创新的变革精神：无论是对一种诗风久行其道、流弊百出的匡正，还是在社会氛围及文人情趣影响下对诗风求新求异的雅变。

　　关键词：宋代；诗；匡正；变革

　　创新是一切文学之生命。宋诗不仅是对唐诗之创新，就其内部而言，也是一个不断否定、不断变革的过程。随着宋代文化中心的南移，江浙地区大家层出，导夫先路，最终形成了波及全国的具有江浙文化特色的诗风。可以说，呈现在后人面前的宋诗史，正是由江浙诗人建构起文本和理论的骨架，并在他们的领导下和参与下使其血肉丰满起来的。因此，江浙诗人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诗的发展趋势，反映了宋诗的内在精神和艺术风貌，其流变与宋诗的流变是一致的。

　　宋初，“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方回《送罗寿可诗序》）。其中晚唐体宗法贾岛、姚合，诗人多为江湖隐士和僧侣，成就最高者当推钱塘人林逋，他隐居西湖孤山，诗作多反映隐者遁迹山林的生活和高洁的情趣，《山园小梅》为其绝唱。同是钱塘人的钱惟演则是西昆体的一员大将。其诗追摹晚唐李商隐辞采典丽的诗风，重用典属对，但缺少丰瞻的内蕴和诚挚的情感，故被后人诟病。他们对晚唐诗风的追随模仿已失去了唐诗的内蕴和精髓，可视为晚唐诗风之变。

　　经过宋初几十年的艰难探索，一批高瞻远瞩、富有革新精神的江浙诗人终于挺身而出，庐陵欧阳修以其名臣、文人双重身份和强大的号召力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诗友，如苏舜钦、梅尧臣，又慧眼独具地提携了王安石、三苏和曾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他由反西昆而形成的平易诗风、继承韩愈道统思想和发扬“以文为诗”的特点，都奠定了后代宋诗发展主流的内在精神和艺术体制。欧诗风格平易自然、清新畅朗，其代表作《戏答元珍》等与笼罩在宋初诗坛的晦涩之风天壤有别。后代所称的宋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等诸多特征在此时已初步定型。

　　梅尧臣（宣城人）作诗追求“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语），形成了既具有儒家诗学观念的风骚传统，又具有对宋诗发展起奠基意义的平淡意远的诗风。他的《汝坟贫女》《陶者》等在平易、淡朴的文字下蕴藏了极其丰富的社会内涵，具有强烈的现实精神。

　　王安石（临川人）的诗歌则更鲜明地体现出政治家诗的特点：精警、老辣的议论，雄健、刚强的笔力，峭刻、精深的风格，在宋诗史上独树一帜，被誉为“王荆公体”。他写了大量的政治诗，如《河北民》、《兼并》、《后元丰行》等，往往以政治家的眼光来审视民病，探索其社会根源，积极寻求变法之路，同时又以古文之法入诗，多以议论道出，进一步稳固了宋诗“以议论为诗”的发展方向。

　　经上述诸位江浙大家的努力，诗坛摹拟之风得以廓清，宋诗发展之路得以匡正，加上旷代奇才苏轼的横空出世，宋诗革新运动终有了一个辉煌的总结。然出于苏门的分宁人黄庭坚却没有因循着前人的道路走下去，他强调“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他在继承诸家作诗形式的共处以外，还在作诗的语言、文字、格律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新鲜却有法可依的艺术手段。其作诗讲求“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之法，要求“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好用典故，资书为诗；为求独创，他好用奇字、奇喻，使拗律，押险韵，形成了生新瘦硬的风格。他的作诗法则为无数孜孜于书斋的文士提供了现成的作诗技巧和终南捷径，于是追随者云集影从，形成了诗歌史上规模最大的流派——江西诗派。前期的江西派主要活动于北南宋之际，其中有不少人，如潘大临、“二谢”、“三洪”吕本中、曾几等都是江浙人。他们追慕黄庭坚，将古书当成诗歌创作的源泉，专心于字词、句法、篇章、韵律等形式技巧的锻炼，却忽略了诗歌的社会内容和思想价值。

　　江西诗派的余绪一直要延绵到宋末，但它一统诗坛的局面却随着中兴四大家的出现而告终。四大家即山阴陆游，吉水杨万里，吴郡范成大和无锡尤袤。这四位江浙诗人除了尤袤作品留存少难加评论外，陆、杨、范三位合力形成了又一座诗史高峰，开辟了宋诗發展的新时代，显示了对江西诗派积习流弊的扫除和变革。

　　与盛宋时代相比，中兴诗人的创作在个性上横向差异更为鲜明，仿佛有着某种分工的使命似的。杨万里的意义在于破旧立新，他三十六岁时焚毁早年“江西体”诗千余篇，宣告了对江西时代的否定，并以师法自然的“活法”之诗建构了中兴诗歌的主体之一，“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这就将作诗的目光从狭窄单调的书斋中解放了出来，转向了广阔而鲜活的大自然。他笔下的景物往往是小山小水，择取一二特点细腻地描摹，如工笔画般逼真生动。他的《小池》《闲居初夏午睡起》、《宿新市徐公店》等诗，文字平易晓畅、明快活泼，读后令人如沐春风。

　　陆游以涌出胸臆的血泪将时代风云纳入笔下，并把忧国忧民的爱国主题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深邃、忧虑的目光始终关注着国事的发展，并用自己出于肺腑的诗歌语言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他的《金错刀行》《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关山月》《夜泊水村》等诗，或抒发爱国将士誓死抗金、坚信必胜的豪情壮志，或代遗民们宣泄故国深情和对统一的期望，或谴责统治者的声色犬马、荒淫误国，或抒写内心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深沉悲哀……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的南宋，陆游是诗坛的一面旗帜。他不仅扫荡了江西派狭小僵化、脱离现实的积弊，又以其爱国热忱与人民同气相求，代表了时代的进步潮流。

　　范成大的代表作是《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诗歌描绘了江南农村的田间景物、风土人情、农事劳作以及农民所受的苦难、煎榨和他们的斗争等。与此前陶渊明、王维式的田园诗只写隐士的高雅情怀和如画的农村风光不同，他将中唐元、白的新乐府精神引进了田园诗，不仅写风光，写安乐，也写悯农，写农民所受的剥削，组诗中的主人公是真正的农民，“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1]范成大以参与式的情怀对农村生活进行了多面体察，拓深了田园诗的境界，提高了它的价值，

　　经过了中兴时代的主体高扬和慷慨激昂，晚宋的江浙诗坛则又重归了吟风弄月的晚唐诗风，其代表即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这一方面是由于南宋的没落使地处王朝心脏的江浙诗人产生了日薄西山的心理阴影，从而发为凄苦抑郁之调；另一方面也是宋诗变革的结果。方回《送罗寿可诗序》说：“嘉定而降，稍厌江西，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晚唐体。”永嘉四灵指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四人，因四人的字或号都带“灵”字，故称。他们诗多白描，字句洗炼，题材大多写田园山林，境界狭小。其中以赵师秀的《约客》、翁卷的《乡村四月》等诗较为出名。江湖派因当时的一位临安诗人兼书商陈起刊印《江湖集》而得名。江湖诗人占籍很广，其中江浙籍的占了相当的比重，著名的如陈起、戴复古、刘过、姜夔等。在创作上，他们基本上都师法晚唐体，擅长写景抒情的小诗。

　　如上所述，若从正与变的角度考察宋代江浙诗人的创作，可以清晰地见其发展轨迹：宋初专事摹拟，为唐诗之变；欧、梅、王出，革其流弊，是对宋初之正；继而黄庭坚变为声势浩大的江西派；中兴四诗人，自成一家，可视为江西之正；宋末四灵、江湖，唐音复现，则又是对唐诗及江西之变。

　　[参考文献]

　　[1]钱钟书. 宋诗选注[M].上海：三联书店，2002：312.

　　（作者单位：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浙江 金华 32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