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在“一帶一路”的时代背景下探究归化与异化两种不同翻译策略在儒家文化在译介中的阐释。此研究以儒家经典《论语》为例，将其划分为“人与教育”、 “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等不同主题，通过各个主题下不同关键词翻译的对比分析，探究归化与异化应运的特色并尝试提出在新形式下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而导致的儒家文化关键词英译趋势，从而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供启示。
关键词：“一带一路”； 异化； 归化；《论语》；文化关键词
1. “一路一带”背景下的《论语》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实现西方人的 “文化认同”，如何借翻译解决文化冲突、避开隐形的文化征服与殖民，实现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与对话已然成为重要议题。战国前期，《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汇成书，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鉴于《论语》在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典籍地位及它所代表的文化身份意义，其译本形态以及传播情状不仅了反映儒家思想在海外的传播形态，且勾勒了中国的文化身份以及文化资本在国际环境中的流变历程。
2. 汉英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现象
随着中外沟通的日益频繁，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人们的生活中愈来愈受到关注，也有愈来愈多学者将语言间的差异投射在其文化特色上。而自从将“文化”引入翻译的起承转合，“直译”与“意译”之争也可以认为是“异化”与“归化”之争。“归化”与“异化”是两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在原语言和输入语转换过程中，对两种语言的差异和语言形式所反映出的文化差异进行不同的处理。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曾对其进行过详细讨论。其中，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采用译文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异化是以原语文化为归宿，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特有的表达方式并将它输入目的语，在译文中突出原语的异国情调。在翻译中，作为翻译手段的“归化”与“异化”各有所长。按韦努蒂的说法，归化法是“把原作者带入译入语文化”，而异化法则是“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景”[1]。由此可见，直译和意译主要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价值取向，异化和归化则是立足于文化大语境下的价值取向，两者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不能混为一谈。
3. 《论语》的认知及英译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被誉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其所提出的儒学观念对中国及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在伦理道德层面上，儒家注重“和今言适合，言恰当，言恰到好处”[2]。这与“一带一路”背景下所倡导的“和平发展，共享和谐、安宁、富裕的生活目标”相契合。在这一背景下，从“归化”和“异化”视角审视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下面从几个主题探讨文化关键词的英译情况。
3.1 《论语》之“人与教育”
孔子教育思想在《论语》在论语中有表现得极其突出。儒家讲究因材施教，实事求是，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据《颜渊》记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道“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答司马牛道“仁者其言也讱”。颜渊知识渊博，故以“仁”学纲领应答，仲弓和司马牛学识与眼界不及颜渊，所以回答他们更加注重细节。此外，孔子作为举世闻名的教育家，其所表现的师生关系，教育理念至今也极具参考价值；《论语》中叙述了众多关于教育的关键词，本文选取“举一反三”和“道”举例进行研究：
“举一反三”
举一反三作为孔子的主要教学方法之一，对当今的教学依旧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不同的译者对于这一词语的理解不同，译文也存在差别。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韦利：The Master said，“Only one bursts with eagerness do I instruct； only one who bubbles with excitement do enlighten. If I hold up one corner and a man cannot come back to me with the other three，I do not continue the lesson.”
辜鸿铭：Confucius then went on to say，“In my method of teaching，I always wait for my students to make an effort to find his way through a difficulty，before I show him the way myself. I also make him find his own illustrations before I give him one of my own. When I have pointed out the bearing of a subject in one direction and found that my student cannot himself see its bearings into other directions，I do not repeat my lesson.”
理雅各： The Master said，“I do not open up the truth to one who is not eager to get knowledge，nor help out any one who is not anxious to explain himself. When I have presented one corner of a subject to any one，and he cannot from it learn the other three，I do not repeat my lesson.”
“举一反三”指的是从懂得的一点出发，类推而知道其它的。“三”在这里指的并不是具体的数字三，而是一种虚指。对于“举一隅不以三隅反”，韦利和理雅各采取异化的方法，分别将其翻译为“If I hold up one corner and a man cannot come back to me with the other three”和“When I have presented one corner of a subject to any one，and he cannot from it learn the other three”，都将“三”译为具体的数字三，带有较为浓重的中国色彩，而辜鸿铭采取归化的方法，将“三”译为“other directions”，体现出了这一虚指的概念，并且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更容易为外国读者所接受。
“道”
《论语》中“道”与道家所倡导的“道”有所不同，道家的“道”指的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轨道或轨迹，也可以说是事物变化运动的场所。正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儒家的“道”则更加具体，其指的更多是一种成“仁”之道，指导人们做一个内“仁”而外“礼”的圣者，达到“仁”的境界。“道”贯穿于儒家的教育思想，因而研究“道”的译法对于《论语》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韦利：The Master said，“In the morning，hear the Way； in the evening，die content！”
辜鸿铭：Confucius remarked，“When a man has learnt wisdom in the morning，he may be content to die in the evening before the sun sets.”
理雅各： The Master said，“If a man in the morning hears the right way，he may die in the evening without regret.”
“道”在此指的是儒家的成“仁”的方法，即學习智慧，做一个儒雅的人。韦利和理雅各作为两位外国译者，采用了异化的方法，运用 “the Way” 和 “right way” 两种相对中文化的表达来传达原意。而辜鸿铭则采用了归化的方法，对“道”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将其译为“learnt wisdom”， 以译文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表达更容易为通俗易懂。
3.2《论语》之“人与国家”
孔子治国理论在《论语》中也占据重要位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其一，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子主要严于律己。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三，治国的基本原则，讲究信用，爱护人民。“道千乘之国”，作为一国之君，其个人被假定为真正的“君子”。接下去辨析的，就是君子“为政”的合道行为及态度。
作为《论语》重要组成部分，人与国家关系的翻译对《论语》的对外传播十分关键，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中国的政治地位愈发重要，《论语》对世界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
“士”
在中文中，“士”是读书人之意。针对“士”的译法，辜鸿铭将之译为“an educated gentleman”，而理雅各将之译成“the officer”，韦利将之译成“the true knight of the way”，此处体现出了三位翻译家对归化策略的运用，辜鸿铭将士理解为绅士，因为绅士是来自于西方社会的名词，如此翻译能够使得译文接受程度更高，更利于当时时代背景下，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而理雅各与韦利此处同样运用了归化的方式，使外国读者更易理解接受。
“仁”
“仁”作为儒家思想伦理的最高境界，贯穿《论语》始终，是儒家的核心思想，无疑，对于“仁”的翻译是《论语》核心翻译之一。
经过研究，笔者们发现当代译著和研究基本将“仁”翻译 为：“good”、“goodness”、“benevolence”、“virtue”、“humanity”、“love”、“true manhood”等。韦利认为孔子的“仁”指的是为人之道，而不是仅仅做个好人，因此他将“仁”翻译为“good”或
“goodness”[3]。理雅各认为“仁”是“仁慈”，所以与英语中的“benevolence”相近，同时也指“德”，因此也与“virtue”类
似[4]。辜鸿铭认为，“仁”的基本涵义是“人道”，是一种至善至美的道德观念，在字面上最接近英语 “humanity”，也可以翻译为“love”[5]。目前“仁”翻译的英文译文“good”、“goodness”、“benevolence”、“virtue”、“humanity”、“love”等均没有表达出其真正的涵义，尤其是文化涵义。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异化的翻译版本使用汉语拼音加注释“Ren — a collection of all virtues including benevolence，goodness，kindness，love，humanity and generosity”为人们所广为接受。
对于“仁”的翻译各位学者见仁见智，但是不难发现对于“仁”的翻译，归化的方法依旧占据主流。结合“一带一路”的背景，“Ren，a virtue of sharing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也不失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参考译文。
人名
在《论语》有众多的人名，这些人名其实在《论语》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关键词也并不为过，不同学者对于人名的处理，也能理解为反映《论语》翻译的一面镜子。
辜鸿铭作为本国译者，其译本与理雅各、韦利存在一些差异。譬如以下章节：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辜鸿铭所给出的译文是：A man once asked a disciple of Confucius，saying，“How was that whenever the Master came into a country he was always informed of the actual state and policy of its government？ Did he seek for the information or was it given to him？” 在这则译文中，辜鸿铭将子禽与子贡的名字直接翻译成为a man，将并不熟悉的人物在译文中进行弱化，这是因为外国读者并不如中国读者一样清楚了解子禽、子贡等孔子弟子。如将子禽、子贡的名字翻译出来，也只可以采用近似音译的方式，就如理雅各与韦利的译本中所写，理雅各将子贡、子禽分别翻译成了Tsze-chin 与 Tsze-kung，而韦利将孔子这两位弟子之名翻译成Tze-Chin和Tze-kung，仅仅只是按照其名的读音翻译，对于外国读者来说这可能并非能够理解，而这也会体现了中外译者对个人与集体的差异对待[6]。辜鸿铭此番将子禽与子贡的地位弱化，意图是突出孔子的地位，强化孔子在论语的作用，以宣扬孔子这单一人物，将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此举确实不失为明智之举，如此可以集中宣传孔子及其思想，而理雅各与韦利则偏向于平等的方式，将子禽与子贡作为同等重要的人物，如此可使论语译著更加全面，丰满。所以辜鸿铭采用了归化的方式，将译文更贴近目标语言的读者，而理雅各与韦利则偏向异化的方式，保留了中国传统的特色人名。
3.3 《论语》之“人与自然”
孔子重视“天人合一”， 实质是主张将天、地、人作为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来考虑，既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又要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生产活动，主张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即达到“和”的境界。孔子在论语中没有直接提出“自然”“生态”等概念，但是他的言论中却蕴含着丰富而又鲜明的人与自然的理念。論语中的自然理念通常以“天”“天地”等来表达，不同的译者对其理解以及翻译也有自己的特色。
“天命”
辜鸿铭的英译本中将天命译为“truth in religion”，即将其理解为宗教上的真理，毫无疑问给论语及古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但是，当时并没有所谓的佛教、道教，其形成都在汉朝以后。孔子信奉的就是传统的天，人要“尽人事，知天命”；而不信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那么为什么这里的天命是“truth in religion”？这也就是一种归化，天命，从“天”的概念衍生，在翻译时，为了以目标语或者读者为归宿，将其归纳为一种宗教概念，方便读者的理解。韦利和理雅各对该词的翻译大同小异，他们的译文分别是“biddings of Heaven”“decrees of Heaven”，都可大致理解为天堂的教义或天堂的命令。他们通过目标读者最熟知的概念来传达“天命”这一概念。三种译文虽在文本上有所差异，但是所要表达的都不尽相同，即将天命理解为一种宗教概念，通过不同的意象来表示，用归化的手法增强可读性和欣赏性。
“怪力乱神”
子不语怪力乱神，越是简短的句子，越考验译者对其的翻译，既要注重形式，又应符合原意。辜鸿铭对“怪力乱神”给出的译文是“supernatural phenomena of extraordinary feats of strength； or crime of unnatural depravity of men； or of supernatural beings”怪力乱神我们普遍理解为怪异，勇力，叛乱，神灵。儒家相信有鬼神但不主张去追求它。因此辜鸿铭给出的译文还是以归化的方式，鬼神之事译为超自然一种现象，强调了孔子对于“怪力乱神”的态度[7]。亚瑟韦利和理雅各的翻译分别是“prodigies，feats of strength，disorders or spirits”和“extraordinary things，feats of strength，disorder，and spiritual beings。”由此可见，两位外国译者采取的均为直译，异化。此处，中外译者译法有较大的差别。辜鸿铭给出的译文明显更符合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习惯；而两位外国译者的译文虽用的是常见的词汇，但是从“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一句整体的翻译来看，读者可能会不知所云，这样翻译的怪力乱神无法与鬼神之事联系起来，不能侧重孔子关于神灵鬼怪的态度及主张。当然采取异化也有其好处，那就是最大程度保留了其原文的完整度，使论语的不同译本有各自的风格。
4. 结论
《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神遗产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亚洲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对于《论语》翻译的研究目前尚存在不足之处和空白点，有待研究者扩展视野并完善分析方法，更加全面﹑深入地展开相关研究。对于《论语》的翻译，异化的手法已经有所发展，但归化依旧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异化和归化各有其优势，在当前形式下，笔者们认为对《论语》的翻译应当进一步重视其异化的发展，展现中国文化的特色，体现出充分的文化自信。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被提上了新高度，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过程中，文化输出时的形象将掌握在译者手中，注重文化输出的形式，展现高度的文化自信才能够在交流中掌握话语权，在新一轮的文化对话与竞争中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 劳伦斯·韦努蒂. 译者的隐身[M]. 上海；2004.
[2] 罗璇.孔子礼教思想研究[D].西南大学；2017.
[3] 朱年涛. 浅谈孔子思想的现实功用[ J]. 济宁；中外交流，2017.
[4] 刘珍珍. 《论语》翻译的他者与我者文化视野[ J]. 南京；外语教育研究出版社，2016.
[5] Arthur Waley. The Analects（汉英对照）[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17.
[6] James Legge.The Four Books with English Transition and Notes[M ].Shanghai ：Chinese Book Press，1997：29.
[7]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M ].北京 ：中华书局，1995：9.
本文章是浙江农林大学“‘一带一路背景下儒家文化关键词的英译探究”科研项目成果（项目编号： 2013200024）.
（作者单位：浙江农林大学，浙江 杭州 31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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