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与理论家，1933年，他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负责政权的建设工作。在苏维埃的建立与巩固过程中，张闻天分析了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性质与政权架构及职能，论述了苏维埃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且在扩大民主参与、提高法律适应性、提高经济生产能力、军事斗争中建立政权、兴办教育及保护知识分子、有针对性、时效性地开展宣传鼓动等方面深入探索如何巩固苏维埃政权，此外他还强调要经过政权机关来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张闻天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为中国的民主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张闻天；苏维埃民主政权；探索
张闻天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与理论家，他的一生经历了复杂而艰难的社会变革与历史发展。1933年，他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负责政权的建设工作。无产阶级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新生事物，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既标志着工农民主政权机构的设立，形成与国民党政府的对峙和对比，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在中国追求合法性的开端。在苏维埃的建立与巩固过程中，张闻天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宣传等方面深入探索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论述了苏维埃政府性质与结构
“苏维埃”源于1905年俄国革命，意思是代表会议，由俄文“Советский”（英文：soviet）音译而来。以苏联为执政样板，在江西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在这个政府建立前夕，张闻天著文分析了当时社会的性质与将要建立的民主政权的性质，“中国现在所有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革命现在所要建立的，是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①。因此当时革命运动的性质还是工农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土地革命的性质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平均分配一切没收的土地直到土地国有，以去除封建成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关于苏维埃政权只是革命的工农民主政权，而不是全民众的专政的问题，1933年8月张闻天在《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一文中又阐述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还有一部分民众并未参加政权，或甚至对于苏维埃政权采取旁观的态度，但我们并不惧怕全民众，或咒骂民众，而是用一切方法吸收他们热烈的参加政权”②。苏维埃政权起到的不仅仅是工农实现民主的作用，它更有一种示范作用，让掌握政权的工农之外的民众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政权，经过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教育，改造与训练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国家，在国内战争的背景下“锻炼与教育小资产阶级群众，使他们在无产阶级先锋的领导之下为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与巩固而斗争。而且使苏维埃政权变为最广大民众的政权，正是为了更有力量的领导革命战争，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③。对苏维埃政权成立阶段的性质的分析既能明确当时的工作重点，也为将来政权扩大为人民民主政权设立了政治动员的目标和步骤。
关于苏维埃政府的架构及职能，毛泽东在实地调查江西兴国县长岗乡和福建上杭县才溪乡两地的苏维埃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其它地方的情况，于1934年4月写出《乡苏维埃怎樣工作》一文，指出乡苏维埃的两项根本使命是战争动员与改善群众生活，举措是健全组织与领导。张闻天也学习毛泽东的调查方法，随后写出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一文，强调领导要深入了解基层的具体情况，善于倾听意见，并耐心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干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特将这两篇指导性的文件合成《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小册子在中央苏区出版。
这两篇文章对区、乡苏维埃的架构都有清晰的阐述，区、乡两级苏维埃的组织结构及各层级主要职能，处处体现着政权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体现着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即民主。区、乡两级苏维埃均实行代表会议制，最高行政机关分别是区、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两级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行政机关分别是区执行委员会与主席团，区执行委员会每月召集一次，闭会期间由主席团承担最高行政机关的角色，组织与领导整个苏区的工作，因此，区、乡苏维埃的常态行政机关都是主席团，处理区、乡的常规工作。区主席团下设各部，带领各部委员会分工合作，乡主席团直接领导各委员会及行政村。区、乡苏维埃的政权架构均体现了议行合一的制度，统一进行国家机关重要工作的决议与执行，并在代表会议中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这个政权架构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苏维埃”属性，即代表会议的属性，从村代表会议，到委员会，到部务会，到主席团，每一个层级的会议都吸收了代表与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与到国家事务的管理中来。这一政权架构的建成，既是工农翻身获得政治权利的民主本质的体现，也是有序参政的民主程序的体现，可以说为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行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二、提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途径
（一）实行选举与扩大参与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公民权利的重要部分。在1933年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改选前夕，张闻天著文《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论述政权的民主建设时，讨论了选举前的必要程序。首先是到各种运动中去动员城市乡选民参加苏维埃的选举；其次在选举开始前一周讨论候选人，将其名单“提到群众中去讨论，使每一个选民对于每一个候选人有审查，考察，与发表意见的机会”④，一旦选民对某一候选人有异议认为其不具备参选资格，则可以鼓励选民另外提出其他更合适的候选人；再者是提交工作报告，这是与审议候选人同步的，群众对苏维埃政府提交的工作报告开展讨论，将群众对报告所发表的意见汇总，待到新一届代表选出后，将意见做成“指令”交给新代表去负责执行。在这些环节中，关键是两点：一是消除群众对苏维埃负责同志的畏惧心理，在主人翁意识上有所觉醒，能够意识到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自己的正当政治权利，他们既有权利选出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也有权利撤回那些不称职的代表；二是苏维埃政府工作者须有虚心的态度，对苏维埃政府的错误坦然承认并改正，对官僚主义与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进行抵制，方法是开展自我批评。
（二）提高法律适应性
法与时移。“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因此，所有法律思想都力图使有关对稳定性的需要和对变化的需要方面这种相互冲突的要求协调起来”⑤。一方面，法律的确定性受到期待以获得安宁的秩序，另一方面，法律的灵活性也受到追求以实现公平正义。社会生活环境的现实情况和变化要求法律根据其它社会利益的压力和政权形势作出调整而达到平衡。“衡量高度发达的组织的真正尺度是其职能的适应性而非职能的特定性”⑥。
在初步接触苏区的实际后，张闻天考实地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颁布一年半来的实际执行情况，从政权和经济两方面阐述了调整这项法律的必要性。首先是从政权稳固的角度来看，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目前的最高原则”。如果《劳动法》的机械执行破坏了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即工农联合，那么这项法律就是不符合工人与农民利益的，就应该进行修改和调整。再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劳动法》的机械执行，将会使农业工人、沿门卖工者及其学徒、商人老板及其雇员、国家企业及其工人、中小企业者及其雇佣者等群体都因为《劳动法》规定的工资必须涨、劳动时间必须减等条款，而产生停工、失业、合作社倒闭、民众生活条件恶化，从而致使双方利益都受到伤害，进而影响生产积极性，就有可能导致苏区经济的衰退。值得重视的是，张闻天作为苏区中央领导人之一，最早明确提出了发展苏区经济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因为当时在苏区还没有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可控范围内的发展可以增加生产和流通商品，如果死板地执行《劳动法》里的条款使他们亏本，他们就不会投资到生产和商业中去了。张闻天的观点既是对经济工作、也是对法制工作中“左”的错误的纠正，事实上《劳动法》后来也确实得到了某些修改。提高苏维埃政权范围内的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是当时的中心任务。
（三）领导经济生产
生产力提高才能使民众改善生活并拥护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时期的普通民众尚不具备起码的政治经济知识，他们听从苏维埃政府的安排，并不是熟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道理，而只是希望生活能好起来。如果经济得不到发展，民众起码的吃穿住行得不到满足，那么再空喊社会主义也只能招致反感。正是经济水平的提高，人身自由的保障，生活上的切实改善才是有利于民心凝聚、政权巩固的，政治上的稳定又反过来保障經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这里格外明显。苏区的经济落后表现在：处于战争与敌人封锁环境、地主经济已被消灭、农民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较少，等等。从过去为地主资本家生产到现在为自己生产，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可谓大幅度提高。在如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张闻天同博古当时存在着较大分歧，张闻天认为苏维埃政权应当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吸引资本家的投资。对待商人、老板、富农等，一刀切地使用禁闭、枪决、没收财产等手段是错误的，应区别对待从事反革命活动的资本家和遵守苏维埃秩序的资本家，对后者应采取“和平的”、“妥协的”方法，采取“利诱”与“让步”的方法，给他们特别的政策来发展企业并扩大生产。同时，应当正确处理劳资冲突，可以通过劳动法的执行、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课征累进的工商税、交涉与谈判等方法来规避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成分。
（四）军事与政治相结合
应从群众武装斗争中建立政权，游击武装应担负军事与政治双重任务。这是张闻天通过一年多苏区工作实践形成的对中国革命特征的认识。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军事行动……这些行为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政权，而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而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又不能单单凭军队的抵御、进攻与占领，要实现新政权的建立，还要有坚固的民众作支持。群众的武装斗争既要在空间上取得军事胜利，又要在政治上实现政权稳固。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一步步取得了各自的胜利和各自占领的临时后方，并在寻求决战胜利的过程中化零为整，逐步将一个个小后方连成一片形成大后方，并“赤化”成为新的苏区。新的苏区的形成，比如川陕甘苏区的创立，不仅是红军作战的大后方，更是“切实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⑦。长期而曲折的苏维埃运动发展就要求能够“灵活的运用各种斗争的方法”⑧，在有的地方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创造新的苏区，在有的区域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进行瓦解，有的战役要进攻，有的战役则要防御或撤退转移。
（五）兴办教育为政权提供智力支持
战争年代教育依然重要。当时苏区存在一种错误思想：战争时期其它一切都应服从战争，因此苏区的教育应该取消，所有文化教育的经费也应用于战争，这就造成了苏区文化教育的落后。张闻天于1933年9月撰文《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论述苏区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及具体措施，并提出苏区文化教育目的在于提高工农群众的知识文化水平，为民主革命与民主政权建设作智力上的准备。
首先，要清楚苏区文化教育的本质与内涵。苏维埃的基本政纲之一，就是每个苏维埃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旨在启发民众而不是愚弄民众，教育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不是封建时代的或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不但不会阻挡革命战争的进程，反倒是“革命战争伟大胜利的必要条件”⑨。其次，提倡保护和使用知识分子。当时苏维埃教育委员会第一号训令就拒收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知识分子从事教育部的工作，对于文化教育落后的苏区来说，旧的知识分子是应该受到优待并得到合理使用的，排斥和打击他们反倒是一种惧怕，是一种对新政权威信力的不自信。再者，鼓励兴办高等教育。扫除文盲、教育成千上万的工农劳苦群众是政权巩固与发展的保障，在此基础之上还要为革命战争与苏维埃政权建设培养各个领域的高级专门人才。即使在苏维埃条件落后的现状下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大学这些较高层次教育的起步作为示范。
（六）提高宣传鼓动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张闻天认为宣传鼓动应遵循若干原则。一是要根据党的路线与政策进行；二是要充分考虑客观环境与具体对象的不同，比如党内与党外、公开环境与秘密环境、战时与平时、干部与群众、城市与农村、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等等；三是善于使用现代科技作为工具，比如现代的印刷业、无线电及电影等等；四是要在充分研究内容、对象、目的、反馈的基础上，采取最适合的方法；五是“循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道路来进行”，根据不同的同盟对象和政治局势采取有差别的宣传鼓动策略；六是必须根据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觉悟程度、文化水平来进行党的理论、政策、主张、口号等方面的宣传鼓动等等。
教育及宣传鼓动应付诸实际，不能停留在“借以取得民心”的阶段，它的关键在于将宣传鼓动的实质内容付诸实践才能保持其后续可信度。张闻天的这一观点主要体现在他1935年12月撰写的《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一文中。当时党内外都有一种声音认为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仅仅是一种争取民意支持的宣传口号，而不是真的要同从前的敌人达成和解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但实际上这一宣言的发表不单单是为了宣传苏维埃团结抗日、参与全国政权的主张，更是为了实现这一主张，以达到民族独立与民主建国的目标。因此，宣言发表完之后不能消极地等待与静观其变，而是要积极地去联系、联合任何有抗日意愿的个人、团体和国家，在舆论上和事实上一步步地去实现宣言的内容，在宣传中鼓动千万群众参与抗日卫国队伍。“集中主要的兵力于一个突击的方向，不但是军事学上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政治学上的基本原则”⑩，因此，即便要团结的对象处于各式各样的思想与派别的影响之下，或者团集在不同社会组织之中，哪怕是反动武装的成员，都是《宣言》要去鼓动的对象。
三、积累了民主政权建设的宝贵经验
中国的苏维埃政权虽是模仿苏联而来，但张闻天认为苏维埃确实积累了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权的大量经验与教训。第一，政权的权力来自暴力夺权，通过反对现存的法律秩序并推翻现政府来实现自身的政治自由，创立政权机关。第二，苏维埃则凭借严密的各层机构，教育和训练广大劳动群众参与到政治领域中去，不像议会制下，人民只有在选举时或较少见的全民公决时，才大范围参与政治生活。苏维埃制度之下，人民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虽然也选出代表，但这些代表由人民直接选出并能够随时撤换，人民代表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成为立法与行政的最高机关；官吏不仅由人民选举产生且经人民要求即可撤换，其地位不再是官僚特权阶层，以保证政权机关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国家秩序也是由武装起来的工农大众来直接维持，而不是通过通常意义上的常备军和警察。第三，苏维埃将立法权、执法权和监督权都集中于一身，以消除议会制中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产生的消极部分，苏维埃代表亲自制定、通过、执行法律并检查其执行情况，对人民直接负责，使苏维埃成为列宁所设想的“工作机构”而不是“清谈馆”，使其民主成为建立在高级基础上的“原始的”民主。
要实现广泛的政治动员，扩大民众对政权的参与程度，在苏维埃阶段要重点实施三个方面。一是动员群众。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人员除了自己要了解政策以外，还要向机关以外的群众解釋这些政策，并号召他们参与到政策的宣传与执行中来。二是训练代表。苏维埃政府中的代表原本没有参加政府工作和管理国家的经验，但他们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既有义务又有权利参与到国家事务中来，因此，政府的同志尤其是领导同志须以极大的耐心来教育和训练他们，将革命热忱与工作积极性转化成代表人民管理好国家事务的能力，将民众的智慧带到政府工作中。三是成立组织。在苏维埃政府之下，为了完成一些专门的任务，需要设立一些专门组织，即各种委员会，比如查田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合作社委员会等等，这些委员会虽是由政府主导，但需要吸收苏维埃的代表和工农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与，让他们学习和锻炼如何管理国家事务。
在苏维埃，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首先，民主的对象亦是专政的主体，都是工农群众。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要实现的就是无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反对的就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这一阶段还没有将小资产阶级纳入民主的对象范围，那是根据中国民主革命发展到后来的形势所产生的变化。其次，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与专政皆依靠暴力获得并维持。面对苏区外部的国外敌对势力以及与国民党政权的持久对峙，需要以军事武装来对抗和自卫，面对苏区内部的地主残余、资本家等的反革命活动，仍然需要以暴力武装来维护苏维埃的正常秩序。张闻天引用了列宁在其1920年10月20日撰写的《关于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的观点，认为这个暴力的基础就在于民众，因为新政权依靠的是大多数民众的信任和参与，不同于旧政权禁止民众参与或监督，并依靠军队和警察暴力镇压。再者，苏区的民主与专政都与国统区的民主与专政截然不同。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是对于工人农民的最广泛、最大限度的民主，他们在苏区拥有物质上的便利和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而对于地主及资产阶级是没有这些民主权利的，因此也招来剥削者对于苏区缺乏国民党区域的“神圣的德谟克拉西”的控诉，因为在国统区，民主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地主和资本家，而对工农只有独裁和剥削。苏维埃专政的对象亦是民主所排斥的群体，即特权阶层。新政权的专政以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为基础，这就与旧政权的专政以少数特权阶级为基础在本质上显出了不同。最后，苏区实现民主与专政相统一的途径是教育和动员民众，而非命令和强迫。张闻天看到了苏区当时在发展德谟克拉西方面所做的工作异常不够，表现在只看到苏维埃政权权力的一面，而看不到其德谟克拉西的一面，以至经常发生强迫命令民众的的现象，这是工农政权绝不能容许的。
张闻天还是共产党人中较早论述政府与执政党关系的，他认为应当“经过群众的政权机关，来实现党的领导作用”B11。当时在党内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党内领导人直接将党的命令下达给苏维埃政府要求其执行，比如党的县委或区委书记直接出席县苏或区苏会议，做报告决定县苏或区苏的工作；二是党对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置之不理，认为它们无关紧要，有的还把党内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派往苏维埃政府工作。执政党如何通过政府来发挥他的领导作用，界限在哪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何避免党政不分？诸多问题已经在苏维埃政权的运转中体现出来。
随着抵抗日本侵略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阶级基础的认识逐渐从“工农”扩大到“人民”，原本仅属于工农的政权扩大到应属于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党派。1935年12月17日张闻天主持瓦窑堡会议，并于25日通过了由他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确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B12。口号的改变旨在对原有国家基本架构进行民主改革，建立起一个由“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B1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为人民民主的形成提供了广阔而肥沃的土壤。在根据地里，除了工农民主专政下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之外，拥护抗日的富农、地主和资本家都有资格参加选举，灵活多样的选举方式解决了落后的经济文化与参选投票之间的矛盾，1940年毛泽东推行的“三三制”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以施政纲领的形式保障了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民主合作，并在“参议会”制度下广泛开展民主协商，广泛吸纳各方意见建议。这种前所未有的选举资格和参政的范围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基本形成。“人民共和国”的口号虽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但一切抗日的阶层、阶级和社会团体都被纳入了人民的范畴，扩大了“人民”的主体范围以及行使权利的范围。
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和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推动，1937年9月6日，历时5年零10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苏维埃历时虽不长，但它的历史作用却不容忽视，张闻天为其巩固与发展所作的探索与理论总结，也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建立和巩固政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①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219页，《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②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397页，《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
③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398页，《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
④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397页，《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
⑤ [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曹玉堂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页。
⑥[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12页。
⑦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554页，《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⑧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519页，《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⑨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402页，《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政策》。
⑩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24页，《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抗日救国宣言》。
B11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394页，《二次苏大会的改选运动与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
B12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第287-289页。
B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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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曹玉堂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页
[1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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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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