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公共行政的精神》是美国作家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在整个社会充满着动荡和变革的压力下完成的著作,他系统阐述了公共行政的理念和主张。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部分,首先系统介绍了《公共行政的精神》这本著作的主要思想观点,对其思想进行了概括和梳理;第二部分概括了我国廉政建设存在的思想上的问题;第三部分指出了该著作核心思想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借鉴作用,我国应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关键词:公共行政;公共精神;廉政建设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对廉政建设空前重视。相继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等。党的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大反腐力度,要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实施“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制定出台,对廉政监督检查工作提供了理论上和流程上的指导。党的十九大更是强调要一刻不停歇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可见我国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对廉政建设的重视。《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作者弗雷德里克森提出了公共行政中应重视公共、公平和爱国主义等公共精神,这对我国行政建设具有建设性的指导。因此,笔者通过《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概括其思想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一、《公共行政的精神》的主要思想
《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共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治理、政治和公共”,第二部分是“公共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公共行政中的伦理、公民精神和乐善”。其主要思想笔者将其概括如下:
1、公共行政强调公共精神
“公共”有两个古典含义的来源,其一是指一个人从只理解自我的利益中,发展为能理解他人的利益;其二是指“关心”,即一个人不仅能与他人合作,还能够为他人着想。成熟和超越自我的观念似乎暗示着,“公共”既指一件事情也指一种能力。虽然有哲学家、学者对“公共”的存在持有否定观点,但是各种形式的公共生活仍然存在,公共精神还是在发挥着作用,所以,弗氏坚信公共精神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有些学者虽承认“公共”的存在,但是把“公共”理解的过于狭隘,将“公共”等同于“政府”和“政治”。弗氏认为这就将公共行政的范围限定在一个政治领域,忽视了第三部门、公民团体等作用。“公共”应该是一个内容更广泛、更具有包容性的领域,包括政府部门、第三部门、公民团体等。
2、公共行政不可忽视政治的作用
政治环境对公共行政有着重要的影响。弗氏在书中重点介绍了美国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包括美国宪法、立法政治和行政首长政治等)对公共行政产生的影响,指出了政治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对公共行政的效力和效果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种完善的公共行政理论本身必修是一种政治理论”,[1]同时弗氏也秉承了汉密尔顿传统的政治理论,指出无论是民选官员还是公共行政管理者,在实施行政过程中一定要考虑特定环境下的政治背景,把政治环境作为一个有力的工具和不可忽视的条件。
政治环境决定并制约公共行政。一方面,政治环境作为行政背景,对公共行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公共行政要适应政治环境;另一方面,行政人员要利用政治背景为行政政策服务,积极改造政治环境,使政治环境作为公共行政的推动力。当行政人员利用好了政治背景,才能够了解行政组织中所需要的社会角色,才能够胜任工作岗位完成工作任务。
3、公平在行政中的重要性
把效率和经济作为公共行政的理论指导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是不足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这一理论作为公共行政重要的指导方针,这是回应社会公众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民主社会的必然途经。强调效率和经济,能够节约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水平,是政府对付无能和腐败的良方,但是也容易忽视社会公平。只有在重视效率经济的同时,强调公平才能够推动行政的民主化。
公平有不同的理解和内涵,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介绍了内涵丰富的公平价值,包括很少见的单纯的个人公平;在劳动分工的复杂社会里的分部化公平,即同种类的人同等对待;要求群體或次群体的集团公平,即以集团作为一个层次来划分;用分配标准的公平领域,可以用实际分配的财物、服务或利益为划分标准以及强调预期的机会公平和手段公平的机会公平。通过对不同公平的论述来突出公平的重要性。此外,该书还指出不容忽视的代际公平问题。依据公共行政的精神,作为当代行政人员不仅要解决代内人的公平问题,为代内人提供相对公平的社会资源和机会,同时也要探讨未来领域的社会公平,即把代际公平纳入到自己的行政责任范围里。特别是行政人员在掌握行政自由裁量权时,更应该使用公平这一价值观作为指导来分配社会公共资源,保障长远性社会公平的实现。
4、重视行政伦理,突出爱国主义和乐善好施精神
在人性善恶分析中以及道德中对与错的论证,突出强调了行政伦理的作用,论述了作为行政人员应该拥有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则,通过对距离悖论和角色差异问题的分析论述后,指出了政府的无效和政府官员的不道德,引出了行政人员正确的道德要求——爱国主义和乐善好施精神。如果极力推崇公共行政精神,就会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满足和有效政府的建立。
政府官员在面对组织命令的时候,不仅要考虑的自身组织的整体利益,更应该把公共利益作为行政行为的出发标准,要时刻考量自己的行政行为是否有违社会公德。特别是在面对组织命令与道德冲突的时候,行政人员应该把握好道德的准绳,把道德作为心中的标尺,不仅要做到行政合法,也要追求行政合理。弗氏也强调把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作为公共服务的理想。
二、从思想上分析我国廉政问题存在的原因
腐败是危及我国行政建设的一颗毒瘤,而思想腐败是行为腐败产生的根源。强烈的信仰能够形成内在制约力量,严格约束人的言行。[2]我国近年来发生的腐败现象,与行政人员的思想腐败有必然的联系,当行政人员产生了不良的思想,腐败行为就会受其思想的指导,极易出现腐败行为。要寻求腐败思想产生的原因,就要从我国传统思想和现实制度出发,追根溯源。
一方面,其腐败思想与我国传统思想中缺乏公共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国传统思想中有严重的“官本位”思想,把做官作为本位,一心追求权位,一些在行政体制外的人员忽视公共行政精神中的重要一点—公平,渴望通过钱权交易,进入政治体制,这样就会出现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一些已经进入行政体制的人员,忽视行政伦理,把官职作为特权,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淡薄,把自己作为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处处摆架子,而不是处处为人民着想。另一方面,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些过分追逐利益的思想有关。市场经济下,过度强调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在这种情况如果缺乏公共精神的灌输,极易导致官员的经济腐败,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自身谋私利。近年来公共行政中出现的钱权交易、买官卖官现象就是其最好的佐证。
三、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借鉴作用
1、提高公民的参与度
随着我国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公民参与的程度的加深,我国越来越强调公民的自身价值,在涉及公民自身利益的问题中,公民的参与度也逐步提高。在我国民主化的进程中,也由注重公民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公民的民主选举),不断扩张到全方位的参与过程中,包括涉及自身利益的社区管理,公民都能够发挥到民主参与、民主决策的作用。但是我国目前仍然存在民主参与的一些问题,如近年来群体事件的发生,主要还是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忽视了民主的参与。
当公民的参与程度极大的提高后,公共精神才能够真正实现。要进一步推进参与式民主发展的过程中,我国要采用多种形式的参与渠道,如听证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信访制度等并积极发挥网络参与的公开民主作用,鼓励公民能够最大程度上参与决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只有在行政上保证公民的参与,才能够保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能够有效实现行政人员的“不能腐”,从而保证行政人员的清正廉洁。
2、增强政府官员的政治意识
政治是公共行政运作的环境背景,不同的政治形势都影响着公共行政,要求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下推动公共行政的发展。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即政府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因此,要求政府官员在行政过程中,要牢牢抓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深受天赋人权与契约关系的影响,“在西方人的价值观念领域,政党和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让渡,是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3]要求代理人要为被代理人负责,突出强调公民的个人利益和民主权利,严格防止发生“代理人风险”。虽然我国并没有把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表述为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关系,但是我国强调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作为政府官员不仅要有较强的职业能力,而且要有极高的道德水平。特别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我国对政府官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作为政府官员应该树立较强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为我国廉政高效的行政建设努力奋斗。
3、重视社会公平
关于平等与行政自由裁量权之争的哲学起源,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不同观点,弗氏认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并强调行政自由裁量应该追求公共利益。由于存在一些模糊的立法和授权性的规章,行政人员无法像往常一样根据制度规章进行程序性的操作,此时必须发挥自由裁量权,依据自己的认知水平和经验作出决策。通过自由裁量可以有效完成工作任务,提高工作绩效。但自由的裁量权往往容易演化成个人的私权,一个官员会利用手中的公权力给关系户开绿灯,严重损害了市场的公正公平,这需要自由裁量权服从并服务于公共利益。为了保证行政人员公平公正的利用公权力,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个人利益谋私,要求对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进一步加强,提高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
在我國公共行政过程中,要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教育,突出对公平理念的灌输,让公共精神——公平作为行政决策的价值指导方针。特别是面对政府的腐败问题,我国政府在廉政建设过程中,要突出强调思想反腐的重要性,让行政人员在思想上不想腐。通过突出公平理念的重要性,让政府的行政资源得以公平的配置。
4、培养爱国主义和乐善好施的道德情操
爱国主义,即强调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应以国家利益作为行为的标尺,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正如我们现在强调的“先有国才有家”,只有强调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个人利益的实现才能成为可能。在面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时候,行政人员应毫不犹豫的选择国家利益。乐善好施出自“闻征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乐于助人”,把帮助他人作为实现自我快乐的途经,如古人所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新时期,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把爱国主义精神和乐善好施的道德情操作为新时期下行政人员的行为标准,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让行政人员把爱国主义精神和乐善好施的道德情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当行政人员在面对官场中各种“围猎”的诱惑时,从思想上不为所动,从行为上保持廉洁为民。
[参考文献]
[1] [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 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
[2] 任云仙, 牛杰.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措施及其当代启示[J]. 社会科学家, 2011(1):147-150
[3] 公方彬. 中国梦与美国梦的比较[J]. 党建, 2013(11):27-30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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