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

　　摘 要：现代职业女性承担着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在工作和家庭中奔波，许多女性难以平衡家庭和工作从而选择放弃了自己事业上的追求而回归家庭，尤其是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实施越来越多的女性回归了家庭或者产生了回归家庭的想法。职业女性回归家庭后无论是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都会产生影响，本文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对“全面二孩”政策下，职业女性回归家庭现象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全面二孩；职业女性；回归家庭

　　一、绪论

　　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一些隐患，政府有关部门在调研的基础上，响应各方要求于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允许“全面二孩”政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生育政策迈出的巨大一步，也给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作为该政策主体的女性，所受影响尤为明显。

　　一方面该政策的出台提升了女性的生育权。但另一方面，在社会性别视角下这一政策也将女性“拉”回家庭中做一个“贤妻良母”，这符合社会对一个女性的角色期待，但也加深了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在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在家庭中既没权利也没地位，女性的一生都围绕着丈夫、孩子和家庭，女性的家务劳动的价值也被忽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女性的地位和权力都有所提升，女性开始参与社会劳动，追求自我的价值的实现。但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依然在影响着社会性别分工，尤其是对于现代职业女性而言，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之间往往会产生家庭冲突。在“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实施后，这种冲突更加明显，许多职业女性难以平衡家庭和工作而选择放弃工作回归家庭。

　　社会性别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不是先天生理因素造成的而是在后天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中形成的。[1]社会性别视角也可说是一种女性视角，主要研究男女性两性在社会中的不同差异。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并不带代表只站在女性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站在男女性由社会性别地位、社会性别分工、社会性别意识形态、社会性别形象等等各类因素构成。[2]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对“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实施后，职业女性回归家庭的现象展开思考，主要包括职业女性回归家庭现象所带来的影响以及该现象产生的原因，最后就该现象提出一些思考。

　　二、女性回归家庭的影响

　　（一）对个人的影响

　　一方面职业女性回归家庭就少了在职场上工作的压力，对身心来说都是一种解放；但另一方面，职业女性回归家庭就意味着经济上不在独立，从而降低了自身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职业女性回归家庭后，活动场所相对变小，人际交往也有所减少，容易和社会脱轨，得不到社会认同，自我实现感低，从而产生自卑感、没有安全感、自我形象降低，今后也很難再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和工作状态。此外，职业女性回归家庭后，从职场到家庭的场所转换中可能会不适应、产生心理落差，每天忙于家务琐事，容易导致心理失衡也会产生心理上的苦闷。

　　（二）对家庭的影响

　　传统文化观念和性别分工都主张“男主外女主内”，在这种观念和分工下，女性相对男性从生理和心理来说都更适合家庭生活。女性回归家庭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成员，为家庭成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谐。此外，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离不开母亲的照顾和陪伴，因此女性回归家庭后也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但对于现代职业女性来说，她们受到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有些女性并不认同传统的而思想观念和社会分工，因此当她们被“拉”回家庭后，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这可能会导致家庭矛盾的产生。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表不宽裕的家庭来说，女性回归家庭后就意味着家庭少了一份收入，生活水平也会有所下降。

　　（三）对社会的影响

　　职业女性回归家庭，一方面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当前就业压力大，就业形势严峻，但一些应要求留给女性的职位可能与女性的能力并不匹配，这就会导致职位和人才的浪费，因此职业女性回归家庭后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矛盾。此外，女性回归家庭后有利于家庭的稳定和谐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但另一方面，职业女性回归家庭会导致职场上男女比例更加失衡进而导致在社会分工上的失衡，女性的社会地位下降、女性的贡献得不到认同，加深社会和用人单位对与女性的刻板印象。此外那些被迫离开职场回归家庭的女性来说她们会产生苦闷情绪。从这一方面来说，职业女性回归家庭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社会矛盾。

　　三、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回归家庭的原因

　　（一）个人原因

　　“在女性和全世界的目光都将女性的权利实现集中到公共领域，为女性们能够在公共领域取得权力而呐喊欢呼的时候，女性私人领域的义务却没有被卸掉。”[3]一部分现代女性承一方面摆脱不了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仍把家庭生活摆在第一位。另一方面又接受了现代教育和思想观念的熏陶，渴望实现自我价值，因此在这种矛盾和压力下往往会让女性产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苦恼。尤其是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实施后，家庭留给职业女性的担子越来越重，许多职业女性不堪重负于是选择回归家庭。尤其是处于劳动力中低层收入较低的女性，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技能相对较低，缺乏市场经历。同时她们所从事的工作收入较少没有发展前景，缺少福利保障，也比较辛苦，因此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更大。这部分女性是由于无法兼顾家庭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被动选择回归家庭的。

　　此外，也有一部分女性她们的传统意识较强即已婚女性倾向于重视家庭活动，具有主妇意愿，并希望其丈夫专注于事业。[4]还有一部分女性认为不用工作也有人养活自己是一种“享受”，这些女性都是属于主动愿意回归家庭的。

　　（二）家庭原因

　　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18.9%的在业母亲“有时”或“经常”为了家庭放弃个人发展机会，比男性高 6.5 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家庭对于女性的重要性，女性甘愿为家庭而牺牲自我发展的机会，把自己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到家庭上，家庭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是成为促成女性回归家庭的主要原因。

　　家务劳动繁重。根据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72.7%的已婚者认为，与丈夫相比，妻子承担的家务劳动更多；女性承担家庭中“大部分”和“全部”做饭、洗碗、洗衣服、做卫生、照料孩子生活等家务的比例均高于 72.0%，而男性均低于 16.0%。女性承担“辅导孩子功课”和“照料老人”主要责任的占 45.2%和 39.7%，分别比男性高 28.2 和 22.9 个百分点。家务劳动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女性的责任，对与现代职业女性来说，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回家还要料理家务，闲暇时光都被家务劳动占据，丝毫没有自己的时间，身心俱疲。

　　家庭成员的意愿。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丈夫赚钱养家是天经地义”、“男主外、女主内”，因此有的丈夫不愿意或者觉得自己的妻子没必要出去工作。同时，“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有些家庭希望女性可以再生一个孩子，这也促使了女性回归家庭。

　　照顾孩子。根据第三期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显示，工作与育儿的冲突影响了年轻母亲参与有收入的社会劳动，城镇 25- 34 岁有 6 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在业率为72.0%，比同年龄没有年幼子女的女性低 10.9 个百分点；农村 25- 34 岁有 6 岁以下孩子的母亲在业率为 79.7%，比没有年幼子女的农村同龄女性低 6.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女性为了照顾孩子会选择放弃工作回归家庭。首先，女性由于生理原因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更亲密，存在着肉体上的联系，女性照顾孩子是一种天性使然。其次，社会强调女性的“母亲”形象，在无形中驱使女性把扮演好“母亲”这一角色作为首要任务。此外，当前社会复杂，许多女性不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照看，因此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会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精力用于照顾孩子，尤其是在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 ，照顾孩子这一重任几乎成为女性日常生活的全部，许多女性在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还会参与工作，但绝大多数女性拥有的二个孩子之后会选择放弃工作成为全职太太。

　　（三）社会原因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一方面提升了女性的生育权，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一些本不愿再生一胎的女性应为家庭的原因被迫再生一胎，增加女性的生育压力。与此同时，职场上本身对女性就存在某种歧视，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聘请女性职工的成本更高，尽管政府出台了政策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但“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势必会在职场中再起掀起一阵波澜，也会加深用人单位对与女性的刻板印象，从而影响女性在职场上的发展。同时，长久以来，女性的 “责任”主要就是：生育、养育、照顾家庭、做家务之类，因此“全面二孩”政策出台意味着女性要承担起从生育到养育两个孩子的绝大部分责任，无疑会加重女性的家庭负担和精神压力。这些都促使职业女性主动或被动地回归家庭。

　　四、思考与结论

　　“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实施一方面提升了女性的生育权和选择权，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女性的生育压力和家庭负担，同时也不利于现代职业女性在工作上的发展。社会性别视角驳斥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站在男女两性的立场来看待两性平等问题，从以“女性为本”的立场转向以“社会性别为本”的立场，因此对于解决职业女性回归家庭这一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寻求男性的帮助来解决女性面临的问题。同时女性应回归理性，建立自我的主体意识，明确自己的选择进而调整好自己的角色。同时家庭成员也应给予女性足够的支持和理解，肯定女性的贡献。社会和用人单位也应站在女性的角度，肯定女性的劳动和贡献，打破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在具体的措施和制度方面，可以制定鼓励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政策和制度，将家务劳动价值显性化，増加对“二孩”女性的奖励措施，和保障措施免除职业女性的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孟骞.从三从四德到惧内——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女性地位[J]，中华文化论坛： 97

　　[2]王婧雯.社会性别视角下全职太太现象探析[M]：第2页。

　　[3]王汇钰.社会性别视野下现代女性角色冲突及其解决[M]：第5页.

　　[4]尹木子.女性主妇化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6（22）：21，26.

　　[5]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妇女研究论丛，2011（6）.

　　[6]張艳红.家庭主妇回归家庭必要性和可行性探析[J]，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7]荣维毅.女性该不该回家—— “分阶段就业”讨论中的社会性别视角[J]，女性天地.

　　[8]杨霁竹.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冲突研究——以基层女性公务员为例[J].

　　[9]狄凌芳.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职业女性角色冲突[J]，黑河学刊，2009（4）.

　　[10]曾淑萍.社会性别视角下妇女婚姻家庭地位研究——以湖南省为例[M].

　　[11]朱莹莹.社会性别视角下”全面二孩”政策对城镇职业女性影响研究——基于洛阳市安乐镇的调查[M].

　　[12]严世趁.现代都市家庭主妇家庭地位研究——以郑州市6位家庭主妇为例[M].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北京 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