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洁

　　摘 要：“甘露之变”是发生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的一次宫廷事变。这一事变针对宦官专权，由李训、郑注策划，唐文宗亲自决定，最终弄巧成拙、事与愿违。 “甘露之变”中，不仅四宰相遇难，即使是无辜朝官与平民百姓也被杀戮无数。这使得中唐到晚唐的政治局势产生剧烈的变化，并对晚唐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甘露之变”这一政治事变成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的交汇点。这一交汇点的重要标志，在于晚唐士人由这一恐怖事件悲痛之余而形成的全身远祸的社会心态。

　　关键词：甘露之变；政治事变；文学；士人

　　一、“甘露之变”前后的政治环境

　　“甘露之变”是发生在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的一次宫廷事变，这一事变最终弄巧成拙、事与愿违。作为一次较为偶然的事件，却具有较为深远的政治历史背景。这使得中唐到晚唐的政治局势产生剧烈的变化，影响唐代历史的发展走向。

　　宦官专权是唐代政权的一大毒瘤。宦官集团也有党派分野，他们互相竞争，有时极为剧烈。而“朝廷士大夫之党派各承其反影，亦复如之，其为文宗一朝政治上最要之关键”①，由宦官引起的朝野上下的矛盾错综复杂。宦官与朝官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斗争，使得南北司之间水火不相容。唐文宗李昂即位以后，对宦官废立和杀害皇帝的现象感到十分不安，一心想铲除宦官专权这个祸根。因此，他在即位以后谋诛宦官就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宋申锡的冤狱，一是“甘露之变”。

　　唐文宗想诛除宦官，起初谋于中书舍人宋申锡，任命他为宰相，让他联合朝士以对付宦官。宋申锡的秘密搜罗助手王璠向宦官王守澄告密，王守澄及其亲信郑注发觉宋申锡的密谋与唐文宗的意图，先后设计诬陷宋申锡勾结颇有声望的漳王李凑谋反。文宗不明真相，看到奏书大怒，下令处死宋申锡，贬逐漳王李凑。宦官内部由于意见也不一致，加上朝官为宋申锡辩护，才免遭杀戮，被贬为开州司马。唐文宗本想用宋申锡诛灭宦官，结果却被宦官除掉了得力助手宋申锡，这充分暴露了文宗的轻信与无能。宋申锡事件以后，宦官摸清了文宗的弱点，更加肆无忌惮，唐文宗完全处于宦官的包围之中。

　　大和九年，文宗又想谋诛宦官，宰相李训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密谋内外结合，诛除宦官集团。他们以左金吾卫仗院石榴树上夜降甘露为名，诱使仇士良等前往观看，乘机图谋诛杀，却以所伏甲兵暴露而失败。仇士良等劫持唐文宗回宫，然后矫诏捕杀李训，郑注也被监军宦官所杀。仇士良又大肆诛戮朝臣，长安城内一片腥风血雨，宰相舒元舆、王涯等千余人死于非命。这就是晚唐历史上血淋淋的“甘露之变”。这一政治事变虽然是因文宗与李训等少数官员策划诛杀宦官而引起的，但宦官企图利用这一机会大肆屠杀、打击报复，进而希望达到控制朝政的目的，这也是南衙、北司长期矛盾的一次大规模的爆发。 “甘露之变”后，南衙、北司的斗争愈演愈烈，但是宦官集团始终占据上风，并最终成为控制中央权力的唯一集团。

　　事变之后，文宗完全为宦官所挟持，朝廷大权全归北司，宰相以下朝官都被仇视，宦官与朝官间的关系一时变得非常紧张。在“甘露之变”中，不仅四宰相遇难，即使是无辜朝官与平民百姓也被杀戮无数。新任命的宰相李石等对于宦官不敢有所违拗。自此以后，唐文宗几乎被宦官软禁，自称受制于家奴。“大和九年，诛王涯、郑注后，仇士良专权恣意，上（按指文宗）颇恶之。或登临游幸，虽百戏骄罗，未尝为乐。往往瞪目独语，左右莫敢进问。因题诗曰‘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②皇帝都如此惧怕宦官，对他们无可奈何，可想而知此时宦官对政局的影响之深，这在唐以前各代都是没有的。北宋时司马光说：“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③因此，“甘露之变”后唐代朝廷政治局势的变化，实为中晚唐政局的一大关键所在。

　　“甘露之变”成为中晚唐政治与文学交汇点的一个重要标志，则在于悲痛之余晚唐文人由这一恐怖事件而形成的全身远祸的社会心态。

　　二、“甘露之变”后文人普遍的远祸心态

　　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经过一段苟安的局面，至唐宪宗元和时期平定藩镇，出现了中兴的气象。这一时期的文人们对唐王朝又充满了希望，他们热衷于改革弊政以恢复大唐气象，在诗文中充满了革新精神。他们中的很多人以经世报国为己任，以文学作为工具，以期达到政治改革的目的。唐宪宗以后的穆宗、敬宗，在位时间甚短，虽无多政绩可言，但也没有发生大的事变，因此当时的士人们还基本保持着宪宗时的心态。到了文宗时期，先是发生了宋申锡的冤案，已使朝野震惊，接着又发生了“甘露之变”。士人们逐渐意识到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经世报国的信念被全身远祸的心态所代替，对于社会，也由一心改革弊政的追求变为对每况愈下的局面的叹息，对于该事变多三缄其口或作隐晦之言。

　　白居易可以说是中唐诗人中影响最大者，也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例子。白居易具有兼济天下的抱负，凡是不利于国家和民众的事，都敢直言进谏，他早年写讽谕诗，志在兼济。他也写请革弊政的奏章，为宦官及旧官僚集团所切齿痛恨。44岁时，终于因越职言事之罪，自左赞善大夫贬为江州司马。“甘露之变”时，他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不在长安，对于这次事变，作了《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咏史》等诗，《咏史》：

　　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葅醢机上尽，此作鸾凰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④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⑤

　　于诗中含蓄的表达了对遇难士人深切的同情与哀悼，血腥的屠杀也促使诗人曳尾于涂中，见机隐退，提防被卷入政治漩涡当中。士大夫心态之转变，“甘露之变”实为重要契机。与白居易为诗友的刘禹锡，关于“甘露之变”的诗歌《有感》：

　　死且不自觉，其余安可論？昨宵凤池客，今日雀罗门。骑吏尘未息，铭旌风已翻。平生红粉爱，唯解哭黄昏。⑥

　　此诗对“甘露之变”的反映亦是十分隐晦，从中可以推测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给一向反对宦官专权的刘禹锡的心灵重大影响。原来那种“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豪气几乎全无。⑦

　　曾经作为中唐文学的代表人物，白居易与刘禹锡对此的表现是令我们深思。其原因首先在于以白居易、刘禹锡为代表的东都诗人群体，他们都“老”了。东都诗人群体大都出生于在代宗大历、德宗贞元年间，他们的辉煌期在顺宗永贞、宪宗元和年间，到大和末时他们大都已经度入晚年。他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政治风雨，经历了太多的仕途跌宕起伏，在甘露之变前一年大和八年，白居易的《序洛诗》便可以看出他已对险恶政治采取了消极回避的态度。其次东都诗人之所以有此远祸心态在于“甘露之变”宦官集团的残酷与血腥，“甘露之变”后，宦官集团对朝臣极为仇视，牵连甚广，“李训、郑注既诛，召六道巡边使。田全操……扬言：‘我入城，凡儒服者，无贵贱当尽杀之。”⑧如果说昔日白居易、刘禹锡遭遇的是不断的贬谪偏远，而“甘露之变”则是赤裸裸的屠杀。“甘露之变”的血腥杀戮摧毁了这帮退隐致仕的老臣最后的政治信念，摧毁了他们对朝政最后的信心。

　　中国文学的发展演进，都有它特殊的政治背景，而某些特定的政治事件，则为影响文学发展的集中因素。这样就表现为进步的政治改革往往对文学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恐怖的政治事件则会扭曲士人的心态。经过了“甘露之变”，文人所产生的全身远祸心态，整个晚唐文坛反映政治与社会的作品锐减。以苦吟著称的贾岛，成为一大批诗人模仿与效法的对象，形成了晚唐特殊的贾岛现象。诗人们更热衷于对细腻的内在感情的挖掘与玩味，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逐渐增多。文人由社会的参与者转化为社会的旁观者，文学也就相应衰落。因此考察政治事件对于文学的影响，具有很大的意义。

　　[注释]

　　①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编《政治革新与党派分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②（唐）苏鹗，《杜阳杂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③（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唐纪》，北京：中华书局.1956.

　　④（唐）白居易著，《白居易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66页.

　　⑤孙明君评注，《白居易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7页.

　　⑥（唐）刘禹锡，《刘禹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5页.

　　⑧（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唐纪》.北京：中华书局.1956.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學院，山东 烟台 264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