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奥斯曼帝国走向衰亡并由土耳其共和国取而代之这一重要的转折变革之期,土耳其逐步开展了自上而下的语言文字改革。在改革之中各种想法观点被提出,由此引起的讨论也十分激烈,众多的运动与举措也一一涌现。这一阶段的语言文字改革对新政府谋求革新与发展也有着非凡的意义。
关键词:语言文字改革;土耳其语;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
土耳其是一个多种文化并存,民主,世俗的单一制共和立宪国家,官方语言为土耳其语。历史上,土耳其经历了许多文明,其中,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正是出于宗教感情以及对《古兰经》的维护,土耳其人的书写系统受阿拉伯语的影响很深,并从公元9世纪到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前一直使用阿拉伯语的书写系统。这种宗教文化对土耳其本土民族语言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政教合一的统治随帝国的覆灭一同走向衰亡,并由世俗国家土耳其共和国取而代之。
1299年,奥斯曼政权建立,此后便迅速拓展疆域。然而奥斯曼政权从政策上并未对征服领土上生活的人们的宗教、语言以及生活方式进行干预,于是自然而然在这广袤的疆域之中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由于社会主体成分为穆斯林,以及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以阿拉伯语降示的缘由,逐渐奥斯曼帝国接纳吸收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使其官方语言成为综合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而成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字母系统也选用了阿拉伯字母进行书写。长时间阿拉伯语以及波斯语在语言中影响极大,这便使得奥斯曼土耳其语的语法结构,表达方式以及词语词组等方面均是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基础上建立的。
一、语言文字改革的必要性
字母改革必要性的正式提及已经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后了。1924年2月25日,伊兹密尔议员许克吕·萨拉吉奥卢首次(ükrü
Saracolu)提出,阿拉伯字母并不适用于土耳其语的书写。而许克吕·萨拉吉奥卢以议员身份在议会中发表这样的讲话自然也在推动字母变革的进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于1839-1928这一时期的土耳其而言,文字改革的必要性主要是以下几点:
1. 阿拉伯字母本身存在的难度及阿拉伯字母与土耳其语存在不相适应的情况。奥斯曼土耳其语用阿拉伯字母书写使教学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语言的复杂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个国家的文盲比例。同时,土耳其语的发音也无法完全用阿拉伯字母表示。
2.出于“经济”影响,报社印刷出版应满足民众的需求。当时的信息多以报纸为媒介传播,在文字改革的筹划、推进与结果展示、采纳与应用以及了解民意等方面,报纸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报社发行的报纸杂志及其他文字出版物的受众都是民众,而民众不会去购买阅读无法理解的报纸。对于报社而言,没有销量也就没有盈利。因此,报社为满足民众需求而使用民众所能理解的语言出版是十分必要的。
3.寻找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这一时期进行的文字改革,既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又意味奥斯曼政权走向终结,同时也是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运动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了创造自身的独立性,不少宣布独立的国家都忙于构建自己的语言。1923年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最初的目的也是摆脱阿拉伯与波斯文化的影响,从此能像西方世界一样进步,从而在社会、文化、政策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
4.土耳其正在全面实施西化方针,应通过改革解决字母系统的问题提高教育水平以向西方进发。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的西化运动中,求学海外的知识分子们在了解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教育差别后认为问题是由字母系统造成的。根据希姆希尔的论述,暂且不谈欧洲人的教育水平,生活在土耳其的非穆斯林,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塞尔维亚人在教育上也强于土耳其。在教育水平上处于领先位置的欧洲人及土耳其公民中教育程度高的群体都使用拉丁字母接受教育,这也就说明问题由字母系统产生,改革势在必行。
二、语言改革想法的提出与讨论
本身奥斯曼土耳其语的书写与阅读已经非常复杂,又掺杂了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语法规则,掌握这门语言就难上加难了。社会中除了一些学者,其他百姓都难以掌握奥斯曼土耳其语的读写。久而久之,底层人民与上层阶级使用的语言之间的差异也逐渐显现,乃至出现了官方文件中所使用的语言不能被百姓所理解的情况。这时,语言文字的改革已初見端倪。
奥斯曼政权末期,复杂的语言结构应该进行简化的想法被人提出。这种想法的涌现始于1839年颁布的花厅御诏(土耳其语Tanzimat Ferman,又名Gülhane Hatt- erif)。此御诏的意图便是进行现代化与革新以不再落后于高速发展的西方世界。其实这可以说是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虽然御诏中并没有关于语言改革和文学改革的内容,只是告知大众新的生活方式及社会秩序即将到来,但在御诏颁布后,社会各层面都进入了革新进程之中,这就使那个时代的土耳其知识分子们开始接触、了解西方世界,并开始进行探索求新,为自身社会带来新的建议,而语言文字改革也悄然萌芽。
1851年,出于使书面用语土耳其语化从而发展土耳其语的目的,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Mustafa Reit Paa)①仿照法国科学院创立了协商委员会,并以第一部土耳其语语法著作《奥斯曼土耳其语语法》为该机构的第一部出版物。但在1862年穆尼夫帕夏(Münif Paa) ②才第一次提出语言改革与优化相关的想法。同时,他也针对阅读、理解及印刷传播上的困难与不足在注音上提出了相应解决方案。可以说穆尼夫帕夏的尝试是在文字改革中迈出的第一步,但最终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不了了之。但正是这次尝试点燃了希望的火种,大批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语言改革的问题,继续在文字改革之路上进行探索。
自19世纪末开展的语言改革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相关议题可概括为以下三种观点:以苏莱曼·纳齐夫(Süleyman Nazif)、阿德南·厄兹图肯(Adnan ztüken)等为代表的保守派(坚守现状者)认为拥有600余年历史的奥斯曼土耳其语无需变动改革,他们不支持引入外来词语,仍选择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寻找相应词汇。纯洁土耳其语主义派(纯语主义者)以福阿德·柯塞拉伊夫(Fuad Kseraif)及阿赫迈特·希克马特·米夫蒂奥卢(Ahmet Hikmet Müftüolu)等人为代表,此派人士主张土耳其语的纯粹性并拒绝保留外来词汇,同时,他们也认为奥斯曼土耳其语使百姓与统治阶级相隔离。而温和派(语言简化支持者)则保持了一个相对中立的态度:谢姆斯丁·萨米(emsettin Sami),欧麦尔·塞伊费丁(mer Seyfettin)等人认为必要时可引入外来词汇,但与此同时土耳其语中对词汇的筛选清理工作也应进行。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与文字改革前开始的这些行动与派别的分化,在之后的文字改革及更后面的时期也都一直在继续。
三 拉丁字母的采纳
就在这三个派别开启语言这个话题的讨论之时,关于字母系统的讨论也很快开始了。1907年,时值27岁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与保加利亚人突厥语言专家马诺洛夫交谈时,向马诺洛夫说道:“阻止我们融入西方文明的障碍便是阿拉伯字母系统,摒弃这种书写系统,并选择拉丁文字的书写系统,并且不只是在文字方面,从衣着等生活方式上我们也要适应西方文化。”③那还只是1907年他便提出了土耳其未来的必行之策,但那时也只能等待时机的到来。
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前选择改用拉丁字母系统也有如下的原因:原本使用的阿拉伯字母文字拼写复杂、困难,还存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的复杂语法结构,不适应土耳其语的发音规律与语言规范,且阿拉伯字母书写系统复杂多变的写法对于出版商而言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寻找替代目前书写系统的方案。1913年“非连续书写字母”的话题就曾被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疆域范围缩减,人口数量下降,民族主义情绪逐渐膨胀。于是转向拉丁字母的使用以及向西方世界靠拢的步伐也开始加快。向拉丁字母系统过渡的第一个命令在1923年3月3日下达。但穆斯塔法·凯末尔最亲近的伙伴卡齐姆·卡拉贝基尔(Kazm Karabekir)④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将阿拉伯语抛弃便是将伊斯兰教抛弃。而这时的改革,从时机上讲,确实十分的不恰当。刚刚结束了苏丹君权的统治,这时正是民众对宗教话题十分敏感的时候。胡赛因·贾希特(Hüseyin Cahit)曾问凯末尔:“为什么拉丁字母还未广泛推广?”,凯末尔表示,时机还未到,还需耐心等待,时机到来时一定会成功。⑤
早在1876年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哈米特二世(2. Sultan Abdulhamit)就进行了第一次具有西方化意图的尝试,即颁布《基本法》(Kanun-i Esasi),这也使简化字母以及采纳拉丁字母的呼声逐渐产生,正如所见,而后也有了不少的尝试。1928年11月1日,这条漫长并充满艰辛的路终于走到了最后的阶段,当日,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TBMM)的开场讲话中这样说道:“首先,对于我们伟大的土耳其民族而言,最需要的是找到一个简单的让人民读书写字的答案。伟大的土耳其民族终于可以在与自身优美高贵的语言相契合的工具之下,摆脱无知与懒惰。这个答案便是采纳了拉丁字母的土耳其语字母系统。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尝试,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土耳其语字母,极为契合土耳其语的特点,城市和乡村的学龄儿童们将会非常容易的掌握读写技能,光明的日子终于来临⑥。
同日在国民议会上与拉丁字母采纳相关的意见表明:对比而言,无论是学习还是应用,拉丁字母都比阿拉伯字母更为简单便捷,也更大众化;语言委员会的研究也指出,拉丁字母是最合适的字母系统。与此同时,拉丁字母法案被大国民议会通过采纳,长期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系统替代。1928年11月1日1353号《新的土耳其语字母的应用相关》法令条款在法律上将这一字母系统合法化并做出了一些强制规定以推动改革进程。
《新的土耳其语字母的应用相关》法令的条款如下:
第一条——在书写土耳其语时使用至今的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代替,在附件中展示的字母(即土耳其语字母)其名稱和法律已被通过采纳
第二条——此法令自颁布日起政府的所有管理部门、机关单位、所有的公司、协会团体以及私人团体中的文件采用土耳其语字母书写,并且此过程为强制过程。
第三条——任意一个政府管理机构,不得晚于1929年1月1日实行土耳其语字母改革过渡。调查报告、摘要、通告、印刷的手续清单及笔记本,若在1929年6月前使用旧字母系统书写,则视为合法行为。自1929年6月起,将颁发的地契、所有权凭证、身份证、结婚证、结婚登记、军官证、复员证均由土耳其语字母书写。
第四条——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由民众提出的正在申请的请求于1929年6月前合法。自1928年6月1日起,私人及隶属官方的宣传标语、指示牌、公告、广告、电影院宣传文字应由土耳其语字母印刷书写,同样的私人与隶属官方的全部期刊、非期刊、宣传册、杂志也必须使用土耳其语字母进行印刷出版。
第五条——1929年1月起使用土耳其语印刷的书籍应使用土耳其语字母进行印刷。
第六条——隶属官方及私人的全部记录,若是在1930年6月前使用阿拉伯字母进行记录是合法行为。使用阿拉伯字母印刷政府所有管理机构中书籍、法令、规章、账簿、清单记录以及案卷等印刷品的行为,于1930年6月前视为合法。
第七条——未经涂改的旧货币、股权凭证、票券、股票、公债、邮票及其它有价值的票证仍具有法律效力。
第八条——所有的银行、特许及非特许公司、团体和机构开始使用土耳其字母进行手续办理的日期不得晚于1929年1月1日。前述的由民众向机构提出的由阿拉伯语书写的申请在1929年6月前可被接受。在这些机构中以阿拉伯字母印刷的账簿、清单、目录、人名地址录及规章制度等印刷品的使用,于1930年6月前为合法。
第九条——所有学校中的用土耳其语教授的课程均应使用土耳其语字母书写,禁止使用旧字母系统印刷的书籍。
第十条——此法规自颁布日起生效。
第十一条——此法规的执行由执行委员会进行执行。
关于新土耳其语字母的采纳,海外也有一些新闻报道。诸如阿普尔顿(Appleton)《新月邮报》(Post-Crescent)、《温尼伯自由新闻报》(Winnipeg Free Press)、 米德敦(Middletown)《时期前驱报》等报都介绍了穆斯塔法·凯末尔帕夏对拉丁字母的采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此进行了肯定。⑦
四 语言委员会的成立及改革工作的推进
语言委员会的成立是这一改革至关重要的助推力。1928年5月20日,语言委员会在国家教育部成立,其创立初衷便是研究用拉丁字母代替阿拉伯字母的方案。委员会关于新字母系统第一个官方学术报告——《Elifba报告》在1928年8月被呈递给穆斯塔法·凯末尔。该报告主要指出了土耳其语和拉丁字母各自的特点及拉丁字母应用于土耳其语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新的字母方案。
对于推行新的字母系统需要的时间人们持不同的观点,但最后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政府首脑穆斯塔法·凯末尔手中。凯末尔认为一直等待的时机终于到了,并指出改革应该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实施。这次的字母革命确实与其他改革有所不同,全国的民众们长期以来所使用的、所熟悉的、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阿拉伯字母系统有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被废除。如果新旧字母系统同时存在,人们自然会排斥新生事物,艰辛且难以做到的事情会引导人们走向否定新事物的道路。因此,穆斯塔法·凯末尔选择拒绝在报纸上以一半新字母一般旧字母的形式来完成新字母系统的过渡,他希望这次的改革能够做到改革彻底、传播快速,并在短期内完成。
凯末尔选取了居尔哈尼公园(Gülhane Park作为将这套字母系统公之于众的地方,曾在此地公布的花厅御诏(Gülhane Hatt- erif)是奥斯曼帝国迈向西方化的第一步。居尔哈尼公园位于伊斯坦布尔,这里人群密集,是报社、大学以及学者聚集之地。1928年8月9日凱末尔在此发表了演说并公布了字母改革计划。此次演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凯末尔通过演说肯定了这套由他和语言委员会一起准备的字母系统。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字母改革运动受到官方如此的认可。
自此,举国上下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都争相教授和学习新的字母系统,新的字母也应用于印刷之中,报纸也为学习开设了专门的课程板块并大篇幅宣传新的土耳其语字母。同年8月16日共和人民党召开的会议决议为了宣传新的字母系统采取更为必要的措施,以及在每个街区都开设课堂。为了这些开设的课堂,《专门面向人民课堂的土耳其语字母》(土耳其语Halk Dersanelerine Mahsus Türk Alfabesi)出版面世。另外,各政府部门也陆续换用了新的字母系统。而这套新字母也将在不久之后被用于通信。
1927年8月11日于多玛巴赫切宫(Dolmabahe Saray),面向政府官员和管理者的新字母教学课程开始授课。1928年8月25日,80多位议员参加了新字母相关的研讨会,而参加者被要求掌握新的土耳其语字母。在向民众推广前,高级阶层被要求学会并有能力去解释和教授这套新的字母系统。而未立法前,对最后版本的分析研究工作是由政府的最高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亲自进行的。凯末尔在向民众完全推广之前,从高级知识分子中获取了最终的评价。这样也就在完全改制之前得到了各阶层不同认识的观点。在居尔哈内公园的讲话后,凯末尔在国家的一些地方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巡视。在这次巡视中,凯末尔更像是一名教师,每去一个地方都向当地百姓介绍新的字母,并告诉大家学习拉丁字母的重要性。这样深入群众的介绍也是对全国人民识字写字的一次非常成功的动员。睿智的凯末尔在这次巡视中不仅消除了人民的疑虑、向他们介绍了新的字母系统,还吸收了当地群众的意见,并根据反馈来做最后的修订工作。8月28日的语言讲座中伊斯梅特帕夏(ismet Paa)这样说道:“被采纳接受的字母不是法语字母,是土耳其人的字母,是土耳其人的字母系统。新的字母是科学的,是整体土耳其民族的字母。这套系统是满足土耳其人所需的⑧。”我们猜测伊斯梅特帕夏是为了民众们的担忧而发表的这番讲话,而民众们担忧新的字母系统会使得民众们失去对宗教的虔诚,人们会变得忘记《古兰经》进而失去信仰等等。我们分析,伊斯梅特帕夏提到这套字母不是法国的字母,这便是因为法国不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民众们会担忧这套新的字母会破坏穆斯林社会体系,出于此担忧伊斯梅特帕夏提出了上面的论述。
五、改革的意义
新土耳其语字母的采纳与1928年完成实现并非是一个偶然。这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次的文字改革首先是新成立的土耳其政府推行的一个革新举措。因为共和制就是一个根本的秩序上的以及政体上的改变。这是对奥斯曼政府落伍机构的革除,是对文化价值的提升,是在民族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路线转变的尝试。实现这种尝试,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土耳其社会即共和国带来新的价值的实现相联系,也根据这个价值将社会的生活形态与社会秩序的整理相联系。文字书写是将当代文化价值转移到土耳其人生活的一个工具。或者说,书写系统既是决定社会下层建筑也是决定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多维度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为了摒弃旧的文化,接纳新的文化,字母改革也是十分必要的。
但这条民族觉醒之路并不好走,字母难题的攻克过程中也经历了一道道的难关,经历了一个个不同的时期。书写系统是文化直接和有效的体现方式,书写系统的变更有着将社会全部的文化价值抹杀的意味;将这种有着上千年使用历史的已经生根发芽的阿拉伯字母系统从土耳其语中剔除就更是困难重重。阿拉伯字母书写的土耳其语,是旧时代社会和文化的标志,这是旧的奥斯曼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外阿拉伯文的书写传达着《古兰经》的本意,这对土耳其社会来说也有着神圣的意义。
“改革”这个概念诠释了为应对这些困难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阿塔图克(穆斯塔法·凯末尔)所进行的尝试。而这次改革也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这便是为了改变文化结构,使新的文化价值与旧的文化价值相协调的必要性。阿塔图克在一开始便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希望抛弃不与西方价值观相适应的以伊斯兰为文化基础的价值观,而接受与新的价值观相符的文化要素,即“世俗化。土耳其社会从传统文化转型为现代文化的努力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对世俗化概念的接受。或者说如果不能实现世俗化,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革新。确实直到实现语言文字改革,国家的建设层面一直保持着“世俗化”的基准,这样革新的一个重要部分才算是完成。
1839-1928年的土耳其语言文字改革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成功的且意义重大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而在其他国家尚无如此被广泛接受并最终成功的语言改革运动。所以研究此运动的起因、经过及结果,不只是对土耳其,对整个世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此次研究,我们也可以对比土耳其与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改革,从土耳其的成功改革与一些国家的失败尝试中总结经验及历史教训。同时,我们也能在这一阶段的语言文字改革中看到“民族化”思想以及“民族语言的存在”这一概念对于一个独立政府的重要性。
[注释]
①即科贾·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 ,生于1800年,卒于1858年;奥斯曼时期的首相、政治家和外交家。
②又名, 麦赫麦德·穆尼夫帕夏( 1830 –1910)奥斯曼时期的政治家
③Zeynep Korkmaz.Atatürk'ün Düünce Sisteminde Türk Dilinin Yeri[M].Ankara: Atatürk Araütrma Merkezi Yaynlar.1995
④卡齊姆·卡拉贝基尔,生于1882年,卒于1948年;阿塔图克的亲密战友。
⑤Sami Nabi zerdim. Yaz Devriminin yküsü[M].Ankara:Türk Dil Kurumu Yaynlar.1962
⑥Sylev ve Demeler, Cilt: 1, Ankara, 1961, p.339
⑦Esra Sarkoyuncu Delerli.Amerikan Basnnda Türk Harf ve Dil Devrimi[J].Kütahya:Dumlupnar
⑧Dr. Neriman TONGUL, Ankara niversitesi inklap Tarihi Enstitüsü Atatürk Yolu Dergisi[J].2004, p. 123
[参考文献]
[1]Zeynep Korkmaz.Atatürk'ün Düünce Sisteminde Türk Dilinin Yeri[M].Ankara: Atatuürk Araütrma Merkezi Yaynlar.1995
[2]Sami Nabi zerdim. Yaz Devriminin yküsü[M].Ankara:Türk Dil Kurumu Yaynlar.1962
[3]Sylev ve Demeler, Cilt: 1, Ankara, 1961, p.339
[4]Esra Sarkoyuncu Delerli.Amerikan Basnnda Türk Harf ve Dil Devrimi[J].Kütahya:Dumlupnar
[5]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Enstitüsü Dergisi.2016
[6]Dr. Neriman TONGUL, Ankara niversitesi inklap Tarihi Enstitüsü Atatürk Yolu Dergisi[J].2004, p. 123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北京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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