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90年代末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中国迎来了消费时代。趁此时机，女白领通过对政治和经济身份的追求和占有使其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这并不说明女性在自由消费生活方式中能体现身份认同的归属感和识别感即自我主体性建立，反而在欲望消费中迷失自我。
关键词：消费符号；男权制；传媒控制；女性身体；话语权
九十年代末，中国进入消费时代。随人们消费目的从追求使用价值而变成追求商品符号地位的变化，都市女性逐渐认识到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和压迫的消费事实。为了摆脱其控制与压迫，获得经济独立和身份自我认同，女性通过消费开始了自我救赎与反抗的革命道路。在当下消费社会里，消费是进行身份维持和地位建构的重要手段，它不仅代表经济地位差异，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实践。消费就是在强化这种差异实践中倒逼人不断地消费，不断地印证自我主体存在。都市女性为保护、巩固、强化、认同其地位身份，她们需要不断地进行消费，消费在此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商品符号意义和地位象征来区分一定地位群体并进行自我主体确立的生活方式。而在被男性为主的消费符号和传播媒介所操控下，女性在自我主体觉醒和自我身份认同的消费追求中，还需要诸多努力要做。
一、女性历史潜意识和理想白领形象的困扰
身份是话语体系的建构。女性身份塑造与男性传统话语体系有关。男性利用生物优势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并通过话语权力控制物质生产，宗教信仰，财产继承，风俗习惯以及社会法则舆论体系等，维持他们的支配权力和地位。拉康曾说，男女不是生理定义，而是社会主体采取的象征性符号。从奴隶社会到至今的漫长历程，女性的地位和身份早已被父权社会所规定。而固有的社会性别差异一直规范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并沉淀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当中，左右着社会舆论和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具体来说，女性身份（贤妻良母，温柔妩媚，婀娜多姿，风情万种）一直处于被看地位，是被监视被驯化的对象，在当代消费过程中以同样的理想形象迫使女性潜移默化地接受并迎合男性审美需求。俗话说女为悦己者容，女性的历史潜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为男权巩固与控制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比如电视剧《欢乐颂》的白领樊胜美，她所追求的幸福生活以及女性之美并非真实的女性自我主体意义的彰显，而是由男性为主的社会主体意识形态的理想标准所决定。为迎合社会审美目光获得理想形象的地位和身份，她甚至委屈自己，以合同式的婚姻交易来获取。殊不知那正是社会主体为实现消费目的与大众传媒合谋来引领消费观念左右消费舆论的虚假诡计。剧中，樊胜美挎的高仿包被曲筱绡所讽刺，随后樊胜美在帮王百川租房子时，趁机让王百川给她买一个名贵品牌的包包，以便证明自己的主体身份和地位。商品社会里自由买卖选择，好似使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得以舒缓消失，但事实上并不是你拥有了与理想形象物质上的平等，你就可以完全认为自我身份等同与此了。理想身份或形象背后体现的是商人和权力利用媒介不断制造出的消费欲望，无休止地引领着消费时尚。而都市女性在不断追求理想形象时，恰恰落入商人与权力合谋利用媒介营造的消费时尚的恶性循环怪圈。再如剧中樊胜美追求婚恋“对象”所处的理想白领品牌消费（名牌服装，奢侈箱包，高档化妆品首饰）和环境空间消费（奢华商场，私人订制酒吧，VIP俱乐部，皇家庄园）场域区隔，也是男性霸权控制女性消费，消解女性叛逆和反抗的典型手段。这身后男权与社会主体意识形态一致性使女性在看似自由平等消费方式中难以真正体验自我主体性存在，难以走出身份独立与认同的困扰。
二、男性媒介下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压迫
古今中外，男权意识形态下的男性话语体系是无比强大的。波伏娃曾说过，性别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在传统父权文化体系中，作为符号女性，往往书写为天使、魔鬼或圣女、荡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对女性的控制，看似随着封建社会消失而消失，事实不然。与女性身体有关的“性”，在封建时期是鄙视甚至肮脏的，是压抑人性服从统治的工具。在五四时期是渴求与呼唤的，是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的标志。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是忌讳而谈虎色变的，是寻求阶级斗争与革命排斥的对象。在新时期是开放而狂欢的，是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体现。在消费社会下是审美而“反叛”的，是自我主体觉醒和灵魂价值的载体。女性身体犹如男权手中的玩偶一样，一会儿革命进步，一会儿反动腐化，一会儿服务于“大历史”一会儿表现“现代性”，何谈其身份独立与自主？
当下看似平等的大众传媒实质也是男性话语体系延伸的一个喉舌。据调查，新闻传媒专业的毕业生，有2/3是女性，而从事传媒管理的主要负责人女性比例却不到2%。用福柯权力话语分析来看，媒体再现事件背后所采用的话语体系，包括所有涉及女性知识，发展规划，处置与规约的制度机制等，在媒体及其文本中均是按男权意识运作的，主导着媒体对女性身体的生产与消费。如此凸显男权的大众传媒，建构现代女性的他为价值，将女性物化并消费之就是自然而然之事。樊胜美喜欢聚会，一方面是她受社会物化而虚幻的婚恋观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以男性为主消费意识形态的诱惑而被迫或附和的。男性把持的媒介逐渐通过消费设置妇女议题、建构女性形象和女性话语，对广大受众施加影响，来继续巩固自己的话语权。名车旁边什么时候能站立着男人作为被看的对象呢？媒介下的感官消费和符号操控什么时候不再以女性身体物化作为猎奇娱乐的对象呢？女性审美标准，什么时候会以女性突破男性评判的框架来彰显自我主体性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可能呢？甚至杰梅菌格里尔说“只要男人认为女性肉体是够他们消费的商品，女性无论脱衣还是穿衣都不可能得到解放。”可见，消费时代的大众媒介是巩固男权话语体系的重要利剑，女性要想摆脱其控制和压迫必须解构男性话语体系，打破性别的二元对立。
三、女性自我反抗路途的力量分散
受男权意识形态控制和压迫的西方女性，他们或发动女权主义运动，或主动参与竞争政治权力，或宣传呼吁抵制男性文化霸权，努力争取与之平衡的话语空间。在西方女权运动影响下，中国女性自我觉醒与反抗也逐渐展开。近现代中国民族独立也给予了女性解放地位，然确切地说中国妇女解放是从知识女性开始的，它不是表现为一种革命的社会形式，而是表现一种个体知识女性的觉醒呼唤和理论探寻。如新时期女性身体写作的尝试。林白陈然等作家用女性身体符号来争取建构另外一个话语空间，来建构女性主体性，从而打破性别二元对立，解构男性话语体系，为解放女性思想启发独立意识，取得一定成效。然而这也使中国妇女解放没有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暴力革命倒逼男权社会批判反思，主动争取政治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来得坚实有力。现实的中国是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依附心理和行为，依然没有太大改观。樊勝美看不起欺负邱莹莹的白渣男，也看不起借车充门面的王白川。作为资深的人力资源师，樊胜美是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幸福握在谁的手里。但一度怕社会阶层规训框死的她却委身于自己都不情愿的曲连杰。看似与男权斗争的她，骨子里那么坚强和任性，实质却成为男权利用其来巩固自己话语体系的棋子，供读者把玩。当女性生活更进一步以男性模式为革命样板时，它的结果只能是女性自我主体性建构的放弃和生命真实欲望的消失。
女性话语体系建立与男性获得平等的对话，这是男女两性获得真实主体性体验的自然状态。而具体到文学层面，中国新时期女性作家努力值得肯定。池莉在实用的市民立场解构爱情，张洁在渴望独立艰难处境中对男性失望，张抗抗在形而上的思索中消解了情感本身。《男人一半是女人》是反思政治之恶的同时也给以人性思考。《岗上的世纪》除了女性主体性的建构，还具有人性的探讨层面等，这些都是她们对女性话语体系的确立所做的争取，使女性身份自我独立认同获得了一些曙光。然而，受消费语境的制约，以血代墨女性自我主体的探寻和身体符号的突围，却被个别性暴露或欲望写作的投其所好，这不但消解了之前建构的主体意识，而且使女性话语体系建立落入了男性把持的消费媒介控制下，丧失了独立性。卫慧《上海宝贝》棉棉《啦啦啦》春树《北京娃娃》木子美《遗情书》九丹《乌鸦》，这些对解构男性话语权，消解男女二元对立，获取自我真实表达作出了新尝试，可女性自我放逐游戏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无形中落入了男权精心设置的圈套，成了男性话语权与媒体的合谋与帮凶。这里的女性身体不再是反抗男权压迫彰显主体性的载体，不再是建构女性话语体系的重要途径，而是物化的功用性客体，混杂了时尚欲望和色情符号。
《欢乐颂》作者曾透露自己的初衷，之所以写成这样的剧本，是为了探讨女性成长背后家庭因素对她们自身主体性的影响，而不是像读者解读的那样，资本入侵加速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无论女性的身份、婚姻、职业、家庭具有多少文化政治社会意义，男权制的媒介解读下总是试图掩盖女性反抗的介入。这就说明如今的大众传媒依然在营造“看”与“被看”的局面。正如萨特所说“看”是一种权力运作方式，观者被权力赋予“看”之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主体地位，被观者在沦为“看”的对象感受到观者目光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在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其实这里的“看”并不局限于视觉，更多是种话语权的体现。拉科夫在《語言与性别》中说，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压迫工具，女性通过它将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内化，社会将一整套行为规范强加给她们使其渐渐习惯成自然。当前以樊胜美为例的都市女性要想获得身份认同感和识别感，走出历史困境，除预防消费语境中消费幻象的干扰，也要警惕男权制下的大众媒介的消费引导和片面解读，同时要努力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体系，特别是争取更多的政治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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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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