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喜颜

　　摘要：清末（1901-1911年）中国共从域外翻译历史著约456种，其中涉及到的中国译者有四类：第一类是与西方传教士或日本人合作翻译的笔述者；第二类是独自翻译西文史书的译者；第三类是独自翻译日文史书的译者，其中主要为留日学生。清末留日学生共翻译了234种历史著作，占全部历史译著的51%。因此可以称为“留日学生主译时期”。

　　关键词：清末；历史译著；译者群体；留日学生

　　根据笔者的统计，清末（1901-1911年）中国共从域外翻译历史著约456种，其中世界史、万国史34种，地区史、国别史124种，年表、年鉴7种，专门史197种，史学理论7种，历史传记87种。清末历史译著涉及的中国译者大概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与西方传教士或日本人合作翻译的笔述者。这种翻译工作一般采用外国人口述、中国人笔述的模式。在1900—1911年间，与西方传教士合作翻译的笔述者主要有林朝圻、任廷旭、曹曾涵、范祎、李鼎星、周庆云、严良勳等人，他们共翻译了《埏紘外乘》、《万国通史续编》、《万国通史三编》、《泰西十八周史揽要》、《节本泰西新史揽要》、《庚子教会受难记》、《五洲教案纪略》、《德国最近进步史》、《俄国历皇纪略》、《地球一百名人传》10种历史译著。在1900—1911年间，与日本人合作翻译的笔述者有梁伯年、李翥仪、汇隐、八咏楼主人等。如梁伯年与李翥仪据日本人野村浩口授，以汉文笔述《西洋史》，该书于1905年由湖北法政编辑社出版。又如八咏楼主人笔述日本人吉田良太郎口译的《西巡回銮始末记》一书，并于1902年出版。这类译者共翻译了4种历史译著。

　　第二类是独自翻译西文史书的译者，即自己通晓西文，独立进行翻译工作。这类译者有的在国内新式学校学习西文，然后翻译西书，如梁澜勋（1880—？） ，广东三水人。香港皇仁书院肄业，历任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英文译员、天津北洋大学教员，粤漠铁路文案、两广总督署洋务委员、北京政府外交部特派广东交涉员，兼海关监督。①译许家惺校润《十九周新学史》及《欧洲列国十九周政治史》等史著。有的留学欧美，回国后从事翻译工作，如史悠明与穆湘玥。史悠明（1881—？），字蔼士。浙江宁波人，1901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清末任上海工艺讲习所校长、上海工部局公共事业部翻译，民国建立后，历任驻纽约总领事、驻巴拿马使馆一等秘书、代办使事等职，1923年改任驻秘鲁使馆代办，1927年任外交部参事，次年起任驻巴拿马总领事等职，②他与程履祥合译有《鸦片战争史》、《中东战史》、《庚子战纪》等史著。

　　第三类是独自翻译日文史书的译者，即自己通晓日文，独立进行翻译工作。这类译者中有的是在国内的东文学堂学习日语，然后从事日书中译工作，如沈纮（？—1918），字昕伯，一字忻伯，廪生。浙江桐乡人，出生于福建炉头镇。为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的学生。他曾为《农学报》和“农学丛书”译出大量的作品，如日本高桥久四郎的《陆稻栽培法》等。他还参与1901年罗振玉创办的《教育世界》的翻译工作，译出《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等9篇论文。后由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往法国留学，在法前后逗留14年，获法学博士和理学博士。后欧战事起，无法回国，1918年病逝于巴黎。③19至20世纪之交的数年内，他先后译成农业、教育及其它日文书籍数十种，如教育类有《家庭教育法》、《简便国民教育法》、《社会教育法》、《欧美教育现》、《（农学丛书第三集）日本农学家伊达邦成传》等。

　　有的是留日學生，如富士英（1880—1926），字意诚，海盐县武原镇人，世居城内杨家弄。14岁时离家去上海，先后求学于上海南洋小学及上海方言馆。光绪二十四年（1898）去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主修政治经济学，为最早的留学生爱国团体励志会会员。1902年3月毕业后返回，在清总理事务衙门及北洋大臣公署任司理外务工作，民国时任中国驻朝鲜国总领事、外交部参事，④译《最近俄罗斯政治史》、《德国最近政治史》等史著。

　　有的译者是游日人员，如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赵必振、陈国镛等。清末几次革命的失败者都陆续逃往日本，而这些亡命客的周围聚集了很多的留日学生……留日学生与亡命客共同策划祖国的革命，再加上日本志士的参加和援助，三类人物汇合在一起，频频往来于中日两国之间，从事革命活动。不论维新党也好，革命党也好，一旦失败，则逃往日本，这似乎成为当时的公式。这固然是基于地理的缘故；不过，他们对日本有所信赖也是一个原因……严格而言，亡命客与留日学生之间往往不易加以区别，尤其是那批政治犯，他们亡命日本之后，多真正成为留日学生；他们可以说是追随大亡命客的小亡命客。留日学生和亡命客纷纷创办报刊、杂志、出版社，宣传自己的救国主张。⑤清末各类留日人员共翻译了至少234种历史译著。

　　在1900年前出版的89种西方历史译著单行本中，西方传教士编著或西方传教士作为主译者与中国学者合作编译的译著有48种，占总数的53.9%，也就是说，在1900年前承担起译介和输入西方史学中介角色的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可以视为“西方传教士主译时期”； ⑥在清末（1901—1911）翻译的历史译著中，西译笔述的历史著作仅有11种，在456种历史译著中所占比例为2.4%，日本人用汉文编著或翻译的历史著作45种，仅占全部456种历史译著中所占比例为9.7%，剩下的400种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翻译，在456种历史译著中所占比例为87.7%，这403种译著共涉及到中国译者220人，其中留日学生至少为74人，占全部中国译者的33.6%，他们共翻译了234种历史著作，占全部历史译著的51%。也就是说传教士与中国人共同翻译的模式已经退居到微不足道的地位，中国人，特别是留日学生成为翻译的主力，因此可以称为“留日学生主译时期”。

　　留日学生之所以成为翻译的主力，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

　　（一）由于日书中译活动的开展，1901—1911年间翻译的历史著作中72%以日文为原本。实藤惠秀指出：“千余年来，日本在思想、文学、制度，以及衣、食、住等日常生活上，都颇受中国影响。日本人因而对中国敬仰有加，直到德川时代（1600—1867）末年，崇尚中华文物的风尚依然热烈” ⑦。但在戊戌变法前后，形势逆转，国人掀起了学习日本的狂潮。无论是规模巨大的中国学生留学日本，抑或派遣官员赴日考察，在各地开设东文学堂，延请日本教习在中国开办的新式学校里任教，翻译和出版日本人的新学著作、教材，都对中国近代的思想演化和社会变迁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endprint

　　（二）清末各类留日学生的增多。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人对外学习的大门，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他们努力向外寻求救亡之道。于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出现了大量的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1896年旧历3月底，清朝首次派遣学生十三人抵达日本，他们是：唐宝锷、朱忠光、胡宗瀛、戢翼翚、吕烈辉、吕列煌、冯訚谟、金维新、刘麟、韩筹南、李清澄、王某和赵某⑧。此后，中国留学生人数逐渐增加，1899年增至二百名，1902年达四、五百名，1903年有三千名；到了1906年，有谓竟达一、二万名之多。据实藤惠秀研究的结果，1906年留日学者实数约为八千名左右。这些留学生不仅有官费，而且有自费；不仅有维新派，而且有革命派。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宣传自己的救国主张，不同派别、不同学科的留日学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译书这一方式。如夏清馥在《南洋风云·凡例》中亦称：“处今之世，欲著书者勿畏杀头，畏杀头者则毋著书，此译者素旨也。故是书意在假镜自鉴，其尤为精神贯注处，则以一脚踢翻政府为目的。是书本为飞律宾文豪本西氏原著，译者以其战史体裁，颇有语焉不详之憾，用特搜材料，别行组织（若飞律宾群岛及南洋事情等书多所采择）一变原书面目，要之万法归宗，不脱作者本旨。”⑨

　　许多留日学生回国后，继续从事日书中译活动，为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界培养了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结构的翻译群体，一度活跃在历史学翻译的舞台上的有范迪吉、赵必振、梁启超、麦鼎华、张相等。大批留日毕业生归国后成了一些新型出版机构，如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作新社、文明书局、会文学社等的中坚力量。清末留日学生翻译群体的出现，使中国翻译史上主译者的地位发生了转换，取代了戊戌变法前西方传教士作为近代文化传播中的桥梁地位，最终结束了那种口译笔述的翻译方式。其中，赵必振是清末翻译日本历史书籍最多的留日学生。赵必振（1873～1956），字曰生，号星庵，常德县石板滩人，曾先后就读于常德德山书院、长沙湘水校经书院。戊戌变法前夕，参加院试，补博士弟子员。戊戌变法失败后，新政废除。他目睹国事日非，心中悲愤，于是与邑人何来保等结“寒社”，日事吟咏。光绪二十六年（1900），与何来保组织常德“自立军”，谋应唐才常起义，事泄，化装逃往桂林，经姐丈介绍，加入广西圣学会。不久，清廷通缉令至广西，乃由圣学会友人龙赞侯帮助，经澳门亡命日本。到日本后，任《清议报》、《新民丛报》校对、编辑，常以“赵振”、“民史氏”等笔名撰文，追念“自立会”死难诸同志，揭露清廷腐败政治。与章炳麟、秦力山、陈天华交游密切，并发愤学习日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党禁稍松，又潜回上海，積极从事译述。他认为清廷已彻底腐败，不可救药，要救中国，须先倡导新思想。是年8月，他翻译出版《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第二年又翻译出版日本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这两本书，前者为我国第一部分析批判帝国主义的译著，后者为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后，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先进中国人，曾产生一定影响⑩，在此前后，他还翻译了《日本维新慷慨史》、《扬子江流域大势论》、《罗马史》、《李鸿章》、《拿破仑》等30多部著作，并且为其他译者的作品作序，在这些作品中，有的反映了日本当时最激进的思想，有的切中中国时弊，有的则为维新变革提供借鉴，这对于当时耳目闭塞的中国人来说，起到了一定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注释]

　　①樊荫南编《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波文书局1978年，页259。

　　②张宪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561。

　　③邹振环《东文学社及其译刊的〈支那通史〉与〈东洋史要〉》，载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④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7年，页350—351。

　　④ 政协海盐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海盐文史资料》第17-18辑，政协海盐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90年，页11。

　　⑤【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页1。

　　⑥邹振环著《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绪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15。

　　⑦【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原序”。

　　⑧【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页1。

　　⑨夏清馥译《南洋风云》，日本译书汇编社1903年。

　　⑩田伏隆《赵必振传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德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常德县文史资料》第3 辑，1987年内部发行，第1～5页。

　　（作者单位：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418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