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芷仪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传承绵延至今的重要精神力量，而儒家学说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深入挖掘儒家学说的独特精神内涵，加以传承和弘扬，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必须的。

　　关键词：儒家学说；独特的；精神标识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由过去走向未来的。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许多国家消亡了，许多民族不存在了，即便是举世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唯一没有终断历史、种族延续至今的国家，也就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而已，其他三大文明古国，最终都是没有得到传承的文明。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传承绵延至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力量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之中。在5000年绵延不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一、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人文基因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人文是指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它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基因又称遗传因子，就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基因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人文基因就是构成先进价值观及其规范的最基本的构造和性能的部分。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的人文基因就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身份凭证。

　　1、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需要我们很好的传承和弘扬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文化江河的重要源头，一定是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说。

　　说到中国历史的探源、阶级社会的出现、国家的产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制度等等，历代历朝的研究者们必定从夏、商、周说起，而在文化方面，对于夏商周三代进行了吸收和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唯有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一人而已。钱穆在《孔子传》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1]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著名国学大师梁漱溟认为：“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2]

　　可见，孔子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中承前启后的第一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及民族精神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文化巨人，也是孔子。因此，我们探寻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寻找我们的“根基”所在，“言必称孔孟”是必然的，对儒家学说中的优秀部分进行很好地传承和弘扬更是十分必要的。

　　2、儒家学说为中华民族优良性格的养成和人文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分

　　几千年来，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于中华民族优良性格的养成和人文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丰厚的沃土。

　　儒家学说是根植于道德和修身的。儒家学说对于民族性格养成，从积极方面来看，择其要者主要有：积极人世、爱国主义、民本主义、人和为本、清廉俭朴、忧患意识、厚道仁慈乃至忍辱负重，以及重气节、惜名誉、尽孝道、尚中庸、守信义、讲修身、图自强等等。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涌现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如保持节气、忠贞不渝、威武不屈的西汉使臣苏武，为维护疆土完整而发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血性誓言的西汉名将霍去病，精忠报国、坚持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等，他们性格上无不彰显着儒家思想的特征。

　　儒家思想对中华儿女性格的濡养，延绵几千年，一直到近现代，尽管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和“十年文革”的冲击，却仍然得到传承和延续。伟人周恩来身上就很鲜明的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他的熏陶和影响。周恩来生长在一个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他的启蒙高亦吾老师是一位充满正气、满怀爱国之情的人，同时也是一位有着深厚儒学底蕴的人。在高老师的启发教育下，周恩来在少年时代就立下爱国志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将学校的衣镜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提醒自己要自觉规范仪容仪表和行为举止，注重修身养性。周恩来从少年时代起就敬仰诸葛亮，周恩来一生都践行着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名言。儒家主张“俭以养德”，这在周恩来身上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一生勤谨治国、为政清廉，令世人钦佩不已。

　　周恩来作为一位举世公认的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外交才干和外交艺术为年轻的新中国赢得了很多朋友，就连敌视中国的人也不能不为之折服。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曾说：“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基辛格博士在谈到周总理的外交风格时，说他“非常典雅”。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评价周恩来时更是说道：“历史浅薄的美国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人。”并称赞说“他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其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儒家学说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注重个人完美人格的塑造。如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忠孝两全的美好品格、将个人的人格修养和完善与经邦治国的“修齐治平”结合起来；其二，关注他人、社会、国家的责任担当。如先人后己的忧乐观、老吾老幼吾幼的老幼观、家国天下和为贵的和合观等。可以说，在儒家学说那里，人文精神已經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和境界，体现了一种崇高的思想和品格，值得我们当代人继续传承和发扬下去。

　　3、儒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是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endprint

　　习总书记所提及的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尚和、大同等，都是儒家的重要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在这里，已经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直接吸收进来。而核心价值观也正是根植于传统文化，才更凸显其旺盛的生命力。

　　儒家学说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所有这些都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内容，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和社会都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二、儒家学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立有序社会的圭臬

　　1、儒家学说是孔子顺应民意提出的国家治理学说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诸侯混战、礼崩乐坏，原有的道德规范和典章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史称“春秋乱世”。从上层统治集团来看，据《春秋》记载的242年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3]可以说弑篡事件发生的频率，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贵族中道德沦丧、寡廉鲜耻的事件层出不穷。从国家关系看，据史书记载，“春秋各国间发生了133次战争，共有110个小国被兼并” [4]，其中宋国与郑国的战争就发生了52次，楚庄王兼并了36个小国，齐桓公兼并了35个小国。[5]而从广大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看，春秋争霸战争，迫使交战地区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社會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社会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地。因此人心思和、人心求安成为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民众的强烈向往。他们希望建立有序的社会秩序，过上安稳的生活。在此时代背景下，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提出了治国理政主张。孔子主张建立一个倡导“仁爱”、崇尚“礼仪”的国家，希望统治者施以仁政，以德治国、以民为本，以稳定社会和安抚民心；主张恢复周礼，反对战争和僭越行为，通过固定尊卑等级关系，建立有序和谐、天下太平的社会秩序。

　　2、儒家学说是作用巨大的思想文化教育学说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设“五经博士”官职，规定《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这五本儒家经典著作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从而奠定了儒家经典的尊贵。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上升为官学，成为正统和主流思想。南宋时儒学大师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简称为《四书》。此后历代科兴选仕，试卷命题必出自“四书五经”，因而造就《四书》《五经》独特的地位。这种做法从消极方面讲，是极大地束缚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但从管理教育方面讲，则是一种成本低廉而效果巨大的管理方式，它轻而易举地就将读书人的思想引上了封建王朝所指引的方向上去。并且，《四书》《五经》作为儒学经典，很多方面都是教导人们要有坚定的信仰，要重视修身明德，树立理想人格和操守，培养“浩然之气”，提倡“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这些积极向上的内容，成为了历代忠臣贤相和读书人心灵的支撑。通过这种思想教化，为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儒学经典还通过分散于社会各个角落的儒士阶层，广泛地传播和影响到千家万户中去。同时官府还将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编成朗朗上口的通俗读物，如《三字经》、《女儿经》、《弟子规》等，去教化千百万民众，使儒家思想润物无声地渗入到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灵深处，印入到每一位炎黄子孙的骨髓脑海。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从为官从政、为人处世等方面对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起着积极作用，对现代人修身养性产生着积极影响，被誉为是东方的“圣经”。

　　3、儒家学说为吏制队伍建设提供了重要标准

　　儒家学说不仅是朝廷取士指定的范本，而且也成为了指导官吏行为规范、仕途进取的重要标准。

　　儒家学说在国家治理上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极力提倡“为政以德”与“为官以德”的德治理论。孔子指出政治就是用“正”也。《论语·颜渊》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6]孔子还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7]《尚书》中也提出：“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8]历代封建王朝都十分认同孔子的德治观点，重视官员的道德品质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向官员和民众灌输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清朝康熙皇帝非常认同儒家学说“重德”的观点，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9]

　　儒家学说思想理论的核心是“仁”，基本意义都是爱人的意思。“仁者爱人”要求统治者对人仁，对民施“仁政”，反对统治者对人民过分剥削与压迫。《荀子·王制》：“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10]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封建君王都把这段话作为治国的至理名言，不断以此来提醒自己。唐太宗李世民就经常引用荀子的经典之说，提出了民为邦本的思想，并告诫官吏：“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

　　儒家学说主张治理国家要“忠君爱国”，诚然这里面包含有愚忠的成分，但在封建时代，忠君就能保持社会安定、国家政局稳定，客观上确实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效果。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人物有传诵千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而治蜀，死犹护蜀”的诸葛亮，“马革尸横塞草殷，从戎有子耻生还”的满门忠烈杨家将等等。

　　关于清廉俭朴，孔子指出：“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11]对于这点，历代明君忠臣都身体力行之。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告诫儿子要节俭不奢侈，清廉不贪腐。

　　唐太宗汲取了隋炀帝因贪腐奢靡而致亡国的深刻教训，指出：“为主贪，必丧其国。”[12]为此，唐太宗专门命人制定了反腐败专项法律法规《职律》。唐太宗身体力行廉政之道，反对官员铺张浪费，出巡山西时严厉斥责大肆铺张接迎他到来的赵元楷，吓得赵“数日不食而卒”。endprint

　　时至今日，儒家学说中关于吏制队伍建设的许多重要思想，仍具有积极地现实意义，并为当今时代所推崇和借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好干部”标准问题，2013年6月，习近平提出了好干部“二十字”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习近平还多次指出党员干部要“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刘云山同志在重要场合也强调：“要把忠诚干净担当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导向，作为严明吏治、严格干部管理的重要内容，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依據。”

　　文化论坛

　　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三、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战胜艰难险阻、走向强盛的重要标示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曲阜孔庙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演进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儒家学说是赈灾济困时凸显出来的仁爱大义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以乐善好施闻名天下，平日里，乡邻之间，注重相亲相爱，“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13]而一旦灾荒降临之时，则更是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共克时艰。

　　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在无情的自然灾害面前，救灾理所应当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哪怕是在封建社会。即便如此，作为民间社会各界人士，从来都是积极参与到赈灾救难中去，并表现出了大仁大义的善举。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由于国力日渐衰弱，灾难频发，官府救灾逐渐力不从心，地方士绅商人等参与赈济活动就越发增多。在江南地区还形成了特定的慈善团体与民间慈善组织。在历次的赈灾救济中，民间各界人士更涌现了许多可圈可点的感人事迹。

　　明朝宣德年间，江西普遍出现饥荒，由于官府库存不足，幸得当地众鲁希恭、新淦及郑宗鲁等多乡绅及绅民的及时出手捐献，才暂解了饥荒之困。

　　清同治七年，一场百年罕见的旱灾席卷北方大地。受灾最严重的山西、陕西的灾民死亡无数。晋商乔致庸在街上广设粥棚，救济灾民。这此救灾行动整整持续了四个月，灾民竟有十万之众。到后来，乔致庸的家人都是和灾民一起领粥度日。在乔致庸的感召和游说之下，其他富人也纷纷开设粥棚以济灾民。后来山西巡抚得知乔家堡乡绅的仁爱善举之后，专程前往乔家堡，代表天下灾民，亲自向乔家堡磕了几个响头以示感谢。

　　这些地方士绅和商人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注重社会担当，注重道义亲情的善行美德，与他们自幼研读圣贤经典，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是有直接关系的。如从一介儒生成长为晋商翘楚的乔致庸，在经商做生意之时，仍随身携带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加以研读，注重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每每遇到社会上出现天灾人祸，乔致庸都不吝钱财，挺身而出，主动投入到救灾之中。

　　今天，人们在自然灾害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抗震救灾精神与古代赈灾济难的仁爱义举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是中华儿女战胜灾难、重建家园所不可或缺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2、儒家学说是民族危亡、国家危难时期凝聚人心的一面爱国旗帜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爱国者。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在天下大乱、国土分崩离析之时，孔子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维护国家统一，拥戴周天子。孔子指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14]并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5]为此，孔子携弟子在各诸侯国奔走呼吁，宣传自己的爱国统一主张，即使碰的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孔子晚年作《春秋》，其目的就是要借《春秋》谴责分裂肢解国家的乱臣贼子，其目的就是借以达到维护周天子天下共主、实现国家统一的目的。所以孟子所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6]

　　从客观上看，孔子的统一思想不完全符合春秋末期历史发展的实际。但是，这种思想所表现出的爱国精神，千百年来一直为炎黄子孙所认同，成为中华民族战胜艰难险阻、延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当中华民族面临灭顶之灾之时，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关头之时，以儒家思想在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民就显示出了她强大的号召力和民族凝聚力。在民族灾难面前，中华儿女“以天下为己任”、“位卑未敢忘忧国”、“精忠报国”，团结一心抵抗外来侵略和殖民奴役，始终表现出为救亡图存而奋起抵抗、前赴后继、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志。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遭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压迫，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儿女在伟大的爱国主义旗帜下，拍案而起。鸦片战争、虎门销烟、北洋水师之战、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近代的抗日战争，都是民族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强烈展示。近代以来这一个多世纪的反抗外来侵略的顽强斗争史，充分说明儒家学说是形成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核心因素。

　　3、儒家学说是划分乱世与盛世的重要标志

　　民族文化不仅事关国家民族存亡，同样事关国家民族的兴衰。

　　在中国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儒家思想遭到打击否定的时期，几乎都是乱世。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诸侯混战，人民流离失所；天下大乱、政权更迭；又如“魏晋南北朝”，被史学家称为中国历史上一段黑暗的“乱世”。这段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连绵不绝，族群侵并、政权倾覆持续不断，人口迁徙频繁和灾难接踵而至；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一度遭受玄、佛、道的猛烈冲击。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南朝统治者迷信佛教的真实写照。再如唐朝灭亡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大割据大破坏时期，上有暴君，下有酷吏，大小统治者激烈角逐，兵燹不断，社会经济、文化受到颇大影响。endprint

　　从另一个方面看，当国家处于盛世和大统一的时期，几乎都是儒家思想大发展的时期。如雄才大略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中最杰出的君主之一，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开创了空前的丰功伟绩，他缔造了大一统盛世。西汉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究其原因，固然有政治经济军事强大的因素，而文化思想方面的统一性、先进性、引领性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从此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同时他还在长安兴办太学，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材，在地方兴办学校，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不学习其他各家学说。

　　盛唐时期，在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时期，先后开创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形成了万国来朝、和协万邦的繁荣盛况。在文化思想方面，他们先后对孔子加以尊称和授予封号，是历代对孔子的加封、尊崇最多的一个朝代。规定官方课堂所学的书书籍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从仁、义、礼、智、信等方面向下一代灌输儒家的理念以及思想，教会其修身养性之道，为人处世之术。

　　美国明道大学校长、美国道学基金会的创始人、道学基金会主席张绪通曾经说过一段话：“整个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朝代，即汉代与唐代奉行道的哲学。这两个帝国是当时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运、最先进的国度。监狱是空的，遗落在街道上的贵重东西没有人捡，所有国民充满自信。”[17]张绪通虽然是在推崇道教在汉唐盛世时期所起的作用，但他也承认了“这两个朝代的政府达到了礼制与正义政府的水准”，“历史学家把这两个朝代称为中国的黄金时代。”这实际上是肯定了儒学的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要实现中国梦，就离不开而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弘扬和繁荣。让我们从儒家学说中汲取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养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思想文化支撑。

　　[参考文献]

　　[1]《孔子传》〔M〕钱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年10月 序言第1页.

　　[2]《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梁簌溟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第三版 第148页.

　　[3]海博学习网www.exam58.com高中古诗文 〔DB/OL〕 “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阅读答案及原文翻译”

　　[4]精英家教网>高中历史> 〔DB/OL〕.

　　[5]精英家教网>高中历史> 〔DB/OL〕.

　　[6]《论语译注》〔M〕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2014年11月第35次印刷 第127页.

　　[7]《论语译注》〔M〕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2014年11月第35次印刷 第134页.

　　[8]《尚书》/中化文化讲堂译注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7年6月第一版 第130页.

　　[9]吴黎宏 中国古代官德教育对当今廉政教育的启示 〔J〕 党史文苑 2011年第22期.

　　[10]《荀子·王制》篇第九 〔DB/OL〕 中国孔子网·儒家文化>历史经典>荀子.

　　[11]《论语译注》〔M〕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2014年11月第35次印刷 第75页.

　　[12]《贞观政要·君道》〔M〕 唐.吴兢 谢保成集校本 中华书局 2003年.

　　[13]《孟子》 〔M〕 战国孟子著杨伯峻 杨逢彬译注 岳麓书社 2016年7月7次印刷 第96页.

　　[14]《礼记译注》 〔M〕杨天宇译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016年11月第一版 第292页.

　　[15]《论语译注》〔M〕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2014年11月第35次印刷 第172页.

　　[16]《孟子》 〔M〕 战国孟子著 杨伯峻 杨逢彬译注 岳麓书社 2016年7月7次印刷 第127页.

　　[17]中国历史故事网 〔DB/OL〕 “历代名人评价唐太宗”.

　　（作者单位：中共株洲市委党校、株洲市行政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8 ）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