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士滨

　　摘要：梳理百年来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一个概念术语值得注意：欧化。因为这一概念为中国所特有，特指在英译汉的过程中，采用直译甚至逐字硬译的方法造成的汉语的异化。还必须指出的是，翻译带来的外来词汇和表达法参与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白话文的构建。基于以上理由，本文以欧化为抓手，探讨英汉翻译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对汉语今后的走向提出自己的设想。

　　关键词：欧化；直译；复音词；汉语建设

　　一、 欧化的历史

　　“欧化”这一术语第一次见诸文字，应该是傅斯年1919年2月发表在在《新潮》杂志第一卷第二号上的《怎样做白话文》一文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留心说话。二是直用西洋词法”。 “直用西洋词法”即欧化观，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所谓“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就是用尽可能直译的笔法，将西洋文（主要是英文）迻譯过来。在紧接着的第一卷第三号上，傅氏在《译书感言》中②，这样写道：“所以直译是一种办法，是“存”真的“必由之径”……一字一字的直译，或者做不到的，因为中西语言太隔阂，一句一句的直译，却是做得到的，因为句的次序，正是思想的次序，人的思想却不因国别而别。一句以内，最好是一字不漏……”。傅的观点一经提出，即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趋新知识分子的认同，其影响深远，直至今日。其中鲁迅更是因直译（硬译）和欧化（洋气）的主张与梁实秋展开了30年代的大论战。其实双方的主张并无根本差别，梁是新派知识分子而非鸳鸯蝴蝶派那样的旧文化的守护者，他翻译莎士比亚作品采用的是直译，其欧化程度远甚于比他小的朱生豪。他和鲁迅的争执，不过是觉得后者在直译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达到了他称之为“硬译”的程度。梁反对的也不是欧化，而是刻意挑战汉语规范，以致读者看不懂的翻译。这一场论战，谁也没能说服得了谁，最后不了了之。王力在40年代出版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中，均专辟一章“欧化的语法”，系统总结了汉语的欧化现象。王力写道：“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太深了，于是语法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这种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语法，我们叫它做欧化的语法。……咱们对于欧化的语法，用不着赞成，也用不着反对。欧化是大势所趋，不是人力所能阻隔的；但是，西洋语法和中国语法相离太远的地方，也不是中国所能勉强迁就的。欧化到了现在的地歩，已完成了十分之九的路程； 将来即使有人要使中国语法完全欧化，也一定做不到的。咱们不必抱赞成或反对的态度。”③ 确如王力所言，欧化从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基本走完了它的历史进程。建国以后，欧化这个话题沉寂了几十年之久，固然有政治的因素，大半还是因为其在解放前已经做到了极致，无可更进一步了。重新挑起这个话题的，是台湾的余光中，他在7，80年代，写了一系列文章，收在《余光中谈翻译》一书中④，其中心思想是哀叹中文式微，西化现象正腐蚀中文。他举了许多西化中文的例子加以批评，表达了他对“美丽的中文”日渐被欧化污染的担忧。此后，陆续有内地学者论及欧化，多是走的王力的路子，将欧化看成是一种在英语影响的汉语语法的衍变，如贺阳，郭鸿杰等人。简而言之，欧化这一话题在建国后，尤其在内地，没有突破前人的水平。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摆脱价值判断，跳出语法的狭小的圈子，重新认识欧化对于翻译和汉语建设的启示。

　　二、 欧化的启示

　　百年后的今天，重拾欧化这一话题，本文作者力图从欧化与翻译的关系，以及欧化与现代汉语的建构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进而为英汉翻译研究开辟一条新的思路。

　　1. 欧化与翻译的关系

　　前述傅斯年的两篇文章，表达了他对翻译与现代汉语（白话文）建设的愿景。他对翻译的愿景是：以尽可能的直译来实现对原文的保真。对汉语建设的愿景是：以直译为手段，吸收西洋文（英语）的一切文学要素，促成白话文的“欧化”。他心中理想的白话文就是欧化了的白话文。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愿景在今天已经变成现实。

　　先看直译。傅斯年1919年第一次提出了明确提出“直译”的主张，矛盾在1921的文章中就写道：“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无讨论之必要。”事实也正是如此。从那以后，直至今日，在讨论英汉翻译的文章中几乎从未出现直译意译之争；直译的压倒性优势是毋庸质疑的，意译从来不是跟直译相提并论的另一种翻译方法，而只被认为是在直译行不通时一种必要补充。刘重德的观点可为代表：“……能直译则直译 ，不能直译则意译”。纵观现代翻译史，理直气壮提倡直译者，从傅斯年，鲁迅起，不知凡几。而就算被视为意译派代表的钱钟书和傅雷，在他们的译论文章中，亦从未出现“意译”二字。大家的分歧，不在要直译还是意译，而是在如何既“信”且“达”。一言以蔽之，就是“理想的翻译就是文从字顺的直译”。围绕直译的争议乃是在于如何兼顾汉语习惯，达到“文从字顺”，而不是反对这一原则本身。在英汉翻译实践中，直译的笔法几乎成为不二的选择。懂英语的人，任意打开一个译本，将之与原文做比较，当能发现这一点。

　　理论与实践如此一致的选择了直译，其原因值得玩味。以往论者给出的理由跟傅斯年的愿景不无二致：直译能最大程度保留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实现对原文的“忠实”。而且通过翻译引进的新的表达法，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本文认为，这样的观点虽天然政治正确，却失之于宏观，它不过是傅氏对于翻译改造汉语的一个设想（客观地说，过于偏激，且有空想的成分，并不能用来指导微观的实践），众所周知，英语与汉语亲缘关系极为疏远。按理说，亲缘关系越远，概念的交集就越少，直译就越不可能。那么英汉翻译中，直译是怎样实现的，具有什么样的微观基础？

　　这里必须指出一个事实，它被大家忽略了，却极为重要。这就是，早在傅斯年提出欧化这一名词以前，汉语中已经存在了大量的复音词。它们的出现是汉语的一次根本革新，或曰欧化。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专辟一章来讨论“欧化的语法”，这一章共分六节，其中第一节就是“复音词的创造”，他写道：“大多数的复音词都是在英语里有相当的词的，若说得明白些，也可说是由英语翻泽而来的……”按照他的观点，今天白话文中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复音词，大都是为了在翻译中对应相应的英语词汇而创造出来的。例如，“主观”、“客观“、“相对”、“绝对”、“动员”、“象征”等等，举不胜数。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词当中绝大部分是从日语转借而来，或称日语外来语。据统计，现代汉语词汇中70%都来自日语，离开了这些词汇，我们几乎无法思考。它们是在清末民初，由留日学生通过大量翻译日本书籍而引入汉语的。这些新名词是日本人在翻译西方书籍时，创造性地使用了几个汉字构成的复音词来对应英语相应概念。比如，用“经济”来对应 “economy”， 用“劳动”来对应“labour”，用“进化”对应“evolution”等等。也有在华传教士创造的新词，比如几何、 天主教、 地球、 赤道、 亚细亚、 大西洋、 地中海等等。其数量极有限，比起日制汉语词来说，要少得多。因为创造新词所使用的方法是相同的，王力在论述时未加区分。endprint

　　今天我们谈到欧化外来词的时候，往往只看到直接由英语音译或意译而来的词，如“沙发”，“阿司匹林”，“软件”， “硬件”等等，而忽略了这些由日语辗转而来的汉字词。这些复音词借用汉字的字形表达英语的概念，其特点是脱离了组成它们的单个汉字的意思，必须从整体加以理解。其作用大致等于新创造了一个汉字。翻译中最难的部分莫过于翻译彼有而我没有的东西，严复所谓“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就是这个意思。复音词的创造，是汉语第一次主动的欧化，它为以逐词对应为特征的直译或曰欧化翻译打下了坚实的微观基础。以往论欧化的文章虽必提到王力的“欧化的语法 ”一章，却往往忽略第一节“复音词的创造”，而将注意力放在后面五节，即语法的欧化上。殊不知，变古汉语的单音词为现代汉语的双音詞，将意义固化，实现与英语单词的一一对接，这才是意义最深远的欧化，它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观念上实现了与西方文明的接轨。这是用汉字的形式实现了观念的欧化。在傅斯年提出以直译为手段以促成“欧化的国语”时，汉语已经在底层词汇上大大地欧化了。那么，汉语在语法上欧化了吗？

　　2. 欧化基本上不是一个语法问题

　　受王力的影响，近几十年国内学者研究欧化，多半走的是语法研究的路线，探讨英语如何影响改变了汉语语法。这类研究存在两个问题。1.仅仅是对王力研究的增补，缺乏新视野，新角度，且在严谨性上远逊于王力。因为有些结论（如词类漂移）走得太远。2.缺乏对何为真正汉语语法的反思。其所论的汉语语法本就是比附英语的欧化语法。限于篇幅，仅以贺阳词类“漂移”观点为代表，考察其结论的可疑性。贺阳在“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一文中提到⑤：“五四以来，以谓词为中心语的定中结构在汉语书面语中得到复苏和发展， 如“决议案的执行”，“环境保护”，“对经费的滥用”等，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得到日益广泛的使用，这反映出在印欧语行为名词用法的影响下，人们在书面上常常按照名词的模式来使用汉语的动词，使它们经常出现在一些名词的典型句法位置上，结果使相当一部分动词开始向名词漂移，动词和名词这两个基本词类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起来，以至传统的动 / 名二分格局已不能很好地反映这些词的功能特征。”这个论断非常经不住推敲。这是因为，动 / 名二分格局根本不是“传统”的中国语法，而只是近代从《马氏文通》以后，国人仿照拉丁语法，强行给汉语词汇增加的属性。词性对于汉语这种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来说，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比如，因为没有“decide”和“decision”的词形变化，“决定”这个词是什么词性对于汉语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强行规定它是动词并不能增加我们表达的精确性或科学性。王力在《中国语法理论》一书中写道：“中国古语里，名词可以用为叙述词，动词可以用为首

　　品……”所谓“叙述词”，即是用在谓语的位置上，所谓“首品”，即是用在主语的位置上。可见，中国古语里，名词动词并非泾渭分明，根本不存在“传统的动 / 名二分格局”。比较中肯的看法应该是“汉语的实词在孤立状态下的确不宜分类，只能说在使用中存在典型用法与非典型用法，而且其功能潜势未可限量……如果我们认为汉语词汇在使用当中本来就是“词无定类”，那么也谈不上从一种词类向另一种词类漂移。在语言接触的影响下，汉语词汇的典型用法可能会发生变化，但由于汉语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形态机制，这种变化是动态的和可逆的。”至于有人主张的现代汉语“词缀化”，王宇宏也在同一篇文章里给出了有说服力的驳斥。综上所述，语法意义上的汉语欧化就算不是没有，也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庄黄腾在她的硕士论文《现代汉语语法欧化论的全新审视》中，以语料库的扎实的证据，为几乎所有“欧化”用法在汉语中找到了源头，打破了欧化语法的迷思。

　　三 结论

　　本文的欧化从提出至今学者对于欧化的种种主张，以及欧化与英汉翻译的关系，意在指出一个事实：对于欧化，必须区分词汇层面与句法层面。在词汇层面，早在欧化主张提出之前，汉语中已存在大量创造的新词，这些词几乎与英语一一对应。正如王力在“复音词的创造”一节中所说，这一点以往被几乎所有研究者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欧化是无处不在的，因为它早已渗透入汉语的基本词汇中。但是在句法或语法层面，几乎所有有关欧化的研究都夸大了欧化对汉语语法的影响。鉴于汉英语法本质上的不同（一个有词的形态变化，一个没有）欧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汉语语法，所有欧化用法都是汉语本身可能性的激活，因此欧化的意义更多是在修辞与文体，不在语法。现代翻译史上围绕直译的争论实际上就是词汇的欧化与句法上不能欧化这一矛盾的体现。

　　[注释]

　　①傅斯年 ： 《怎样做白话文》 ，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第223页.

　　②傅斯年 ： 《 译书感言》 ，罗新璋编《翻译论集》 ，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第366一368页.

　　③王力： 《 中国现代语法》 ，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第334 页.

　　④余光中. 余光中谈翻译[M]. 北京 ： 中国对外翻译 出版公司 ，2000.

　　⑤贺阳. 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J]. 世界汉语教学，2008（4）.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0）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