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历史和逻辑发展中形成的一个科学称谓，在理论上包含着一系列重大创造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阶段的理论精要；传承列宁对社会主义全新思考的理论要义；承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的科学研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序列上凝结成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路。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发展理路
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以来党全部工作的核心目标。基于这一目标旨向，需要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逻辑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序列上，“脉”代表着必须遵循和延续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部分，这种一脉相承性即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由一个血脉、一个系统承接流传下来，承传的“脉”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与时俱进的“时”则指向于时代主题、时代特征和时代中心任务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科学把脉这些变化的基础上立足特有的制度基础，不断回答新时期以来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逆转的伟大进程中，只要始终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在传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就把握住了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理路，也把握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阶段的理论精要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科学预判和现实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经过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和全面进步，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探索和预断。特别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形成了完备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学说，即未来社会发展要历经三个基本阶段：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因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社会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阵痛期”，来实现向共产主义的革命转变期，这就是过渡时期。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则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尚存许多弊病，是作为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发展的奠基阶段，这个奠基阶段生产力水平不高，存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强制性社会分工。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把这个阶段称为社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前瞻性认识，特别是对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理论建构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重要来源。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判定为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政治制度不健全，社会发育不成熟的阶段。这些根本判定成为新时期科学定位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立论依据，从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科学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新时期，不管是强调“物质文明不发达”，还是强调“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完全遵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阶段的预断。这个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无法避免的发展阶段。而其中生产力水平不高，要消灭私有制等理论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重要的立论依据，成为社会主义本质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消灭剥削的理论原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理论的一脉传承和现时代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对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的理论建构和现实启示。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内容就在于物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或者说资本占有他人劳动。恩格斯也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1]（303）同时“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2]（287）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它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其次，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按劳分配问题的探讨，是特指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有其必然性，因为“旧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劳动还仅仅是谋生的手段、生产力还未得到全面发展、集体财富还没达到极大丰富程度等经济条件，”[3]（129）注定了按劳分配的存在具有现实合理性。第三，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预想了共产主义阶段人的自由发展状态，对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作了最初解读。《共产党宣言》则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4]（683）也就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
[5]（141）人就成为自然、社会和自身的主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追求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探索和实践上为之奋斗终生的主题。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构想，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理论支撑，整体上仍符合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实际。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则直接启发了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的重视和关。邓小平提出“四有”新人的培养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把核心界定为“以人为本”，都是对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目标的一脉传承，并把这一发展目标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总之，由于时代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主要是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必然性，其间成功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对社会主义的特征、本质和发展道路作了预测和判断，在人类历史上首先触及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和预测还不够具体，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也缺乏全面的了解。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诸多方面都给我们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重要启示。endprint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承列宁对社会主义全新思考的理论要义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立足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领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深入和有力创新。特别是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如何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尝试，前后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这些思想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列宁始终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他期望把俄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强调“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力，发展农业、工业和运输业。”[6]（259）十月革命后，列宁及时作出调整，要求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是：提高劳动生产率。”[7]（96）另外，列宁还重点强调要建立大工业，明确提出要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发展大工业上才能实现跨越式大发展。于是，列宁结合当时世界以电力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化运动，断言“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他的这一公式，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思路。特别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成功的战略转移不能不给经历十年文革洗礼的中国人以深刻启迪。正是有了社会主义苏维埃这样的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毅然决然地推进了工作重心的伟大转变。其次，列宁强调发展生产力是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要任务。他关于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得到了大力传承和与时俱進的发展。邓小平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而江泽民立足党的宗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第一个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总是要“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其根本指向仍然是瞄准生产力。这样同出一脉的生产力发展主旨，在新时期不断获得与时俱进的理论提升，使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命题进一步优化为“先进生产力”。
资本主义有价值的东西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一贯坚持的思想，也是他最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新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8]（76）列宁一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7]（98）因为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仍然大量存在着资本主义的东西。那么，就需要对前资本主义的东西区别对待、有所扬弃，积极利用和大胆吸收资本主义一切积极的有价值成果，这是俄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9]（510）这样一分为二的态度澄清了资本主义的本来面目，肯定了其中的有价值成分和可利用成分。在具体实践中，列宁提出通过租让制等形式以吸收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来充实本国经济上的薄弱环节，从而逐渐形成了他对社会主义借鉴资本主义有益成果的成熟思考，厘清了资本主义成分在社会主义总和中的定位，即“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10]（520）列宁积极借鉴资本主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来为社会主义发展所用的思想，至今仍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有重大的指向意义，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确立“洋为中用”文化方针的依据。同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中，也遵从列宁的这一大原则，明确把中国的对外开放定位为全方位的开放，充分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些重要思想和战略取向，具有本真的一脉相承性。
建设社会主义方向上的一致性和具体道路的特殊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1]（163）列宁的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坚持社会主义在方向上既有一致性又有唯一性，同时也表明各个国家走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存在特殊性。因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311）因此，列宁在重视俄国特殊国情的同时，还透彻分析了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共同特点，看到这些国家资源匮乏、经济文化落后，还长期经受西方资本主义的压迫。客观国情和发展基础决定这些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于是他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9]（778）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在方向上的一致性和具体道路上的特殊性的科学判断，为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和参考，使社会主义国家深刻认识到别国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只能合理借鉴，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决不能照搬照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在充分吸纳这一科学结论思想精髓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科学认识新时期的时代主题和发展方位，选择了一条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道路。因此从方法论来看，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全新思考和探索，不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正是在方法论上的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把“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问题来回答，不断促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新的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质、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矛盾的科学研判endprint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始于毛泽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党召开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前后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著作和八大的主要文献初步探索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正确认识和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觸及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形成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
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第一次得到科学而系统的阐发。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科学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没能形成成熟的观点。因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过社会主义实践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列宁在短暂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来不及对此具体研究；而斯大林则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导致矛盾暴露后处理不当。所以，建立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毛泽东是第一人。”[3]（436）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作了科学分析，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贡献。首先，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一脉相承。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系统分析了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围绕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2]（113）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新时期以来，一直承袭对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强调：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13]（11）作出“主要矛盾没有变”的科学定位，表明新时期党对主要矛盾一贯的坚定认同，也表明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主要矛盾这个理论基点体现着一脉相承的特点，说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没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其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脉相承。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作为一个专门概念提出来是毛泽东的重大贡献，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4]（214）这一矛盾性质判定对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很大贡献。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
[15]（13）邓小平也强调“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
[16]（134）也就是说，新时期的改革始终瞄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由此看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基本矛盾的认识和应对都体现出一脉相承的特点。
总之，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无论是在马列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中，都有许多值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借鉴和充分吸养的理论精要部分，这些理论精要和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我们总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引领作用，也总能感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在的一脉相承性和与时俱进性。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序列上的发展理路
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高瞻远瞩的政治见解，努力促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这里传承的“脉”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理论和建设理论。邓小平理论在坚持承袭的基础上与时俱进，提出了许多对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并以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奠基篇。在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发展理路中，邓小平理论具有拨开迷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界定的：“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17]（10）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传承的“脉”就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和重要成果。其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18]（362）而在与时俱进问题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与时俱进，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始终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上的与时俱进。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当代中国的建党实践结合起来，科学揭示了党的建设规律，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和回答中国执政党建设问题的理论典范。
科学发展观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群众观点，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以及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等观点，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充分吸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和现实发展，充分彰显出我党关于发展思想的一脉传承和与时俱进，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突出的发展要求、发展观点，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发展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现实传承。endprint
总之，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根本所在。这就鲜明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序列上，“既有一脉相承的内核及传统，又有与时俱进的应变及创新，传递着不断变化着的时代精神的信息。”[19]（8）因此，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走向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放性问题，都集中在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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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四川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2015-2016度课题“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中国梦研究”（39）的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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