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亮

　　摘要：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包容是中华灿烂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对佛教的引入和发展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突破是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典范，内在具有诸多相似，将二者进行对比研究，并详尽分析促成改革成功的各种要素，以此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进行新解读和再反思，很有意义，必将有助于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中更好地把握住重点和方向，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

　　关键词：改革；禅宗；社会主义；新解读；再反思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光辉灿烂，这种文化局面的形成并非偶然，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包容是重要之因，可以说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魄成就了这种兴盛繁荣的局面。中国本土对印度东传佛教的吸收融合，进而演变为彻底中国化的禅宗便是典型之例。然而，历史是曲折前进的，清末中国走向衰落，备受西方列强凌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经过不断的探索，在对苏联社会主义的选择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实践中，中国突破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诸多弊端，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化又走向了复兴和繁荣。“横看层林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细观中国对佛教的吸收发展与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突破，不难发现二者有诸多的相似。基于此，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進行新解读和再反思，必将有利于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中更好地把握住重点和方向。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伴随人类发展的始终。改革有局部性和根本性区分，其成败与否涉及诸多要素，概言之，可以归为三方面：其一，改革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总会有许多的问题，此时需要新的活力注入，只有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环境的变革才能有所作为。这种社会环境可以将之称为外因；其二，改革内容本身。社会出现矛盾问题时，改革应运而生，只有正确、切实可行、适应社会潮流的的措施方可成功，这些具体措施是改革的主体内容，关乎改革的成败，为根本重要的原因，即是内因；其三，领导者的推动。个人的作用虽然并不能改变决定历史，却能起到助推作用，改革领导者的魄力往往成为连接内因和外因的枢纽。若具备此三种合力，改革将容易走向成功。放眼当今，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历史选择和考验的，在外辱内乱的时代，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逐步为各阶层所接受，切合了人民的愿望和社会的趋势。禅宗用佛普度世人，解脱苦难，进而追求达到彼岸，社会主义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引领世人走向共同富裕的生活，他们共同的基调让解读和解构成为了可能。同时，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突破与历史上佛教东传而演变为禅宗二者都是在以上所谈及的三方面要素上加以发展和应用的，以下将进行详细阐述。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影响深远，绵亘至今，而禅宗为佛教重要支裔，后世甚至成为佛教的代名词。禅宗的兴盛和发展是其不断“中国化”的结果，这个中国化也就是自身持续改革的一个过程。东汉后期，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无论是上层士人还是下层民众都饱受社会分割战乱的苦难。佛教讲求修行普度，通过修行可解除苦难，涅磐重生。这种社会大环境给佛教发展和传播提供了一个开阔的空间，因此为各阶层所青睐。无独有偶，晚清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入，国运堪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的问题需要新的元素注入解决，经过无数次的实践，中国选择了适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符合了中国社会的大环境和历史的基本趋势的外部原因，所以逐步走上成功的道路。

　　禅宗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和文化，要想在中土长足发展，其改革在所难免。禅宗“中国化”努力的方向主要是：固定修行地域；简化教义；变革修行方式；破除对佛像的执着和崇拜等。在印度，佛教僧人多被称为行头陀，即不固定在一处修行，每至一处最多只能滞留三日。而到了中土，考虑到自然人文等诸多条件，僧人们都有比较固定的修行地域，后逐渐缩小到寺院。佛教教义本来繁复庞杂，佛法往往用各种经、律、论用来解说，令信徒无处捉摸，力不从心，同时中土佛教受众又多为下层文化素质不高的普通百姓，对教义的学习和把握变得更加困难，于是乎简化教义便被提上日程。此外，佛家修行多是面对佛像，参禅开悟，发展到后期很多僧人出现对佛像和外物的执着崇拜，佛法难以深入传播发展，故高僧对之进行变革，出现了“丹霞烧佛”“呵佛骂祖”等著名公案，告诫世人佛在心中，不必外假求佛，旨在破除对佛像等外物的执着和崇拜。再开悟与修行方式上，南宗禅更是主张顿悟，成佛变得更加简单容易，以此吸引了不少信徒。从禅宗的这些多方面的变革我们可知，禅宗之所以能发展繁盛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实际进行持续的变革和异化，即是走一条“中国特设禅宗化”道路。不用多说，今日我们坚持不懈的走“中国特设社会主义道路”也正是在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借鉴和反思下进行的。曾经我们照搬苏联模式，吃了不少亏，人民社会生活水平没有保障。因此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反思与突破，提出了改革的大旗，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新的幸福生活。禅宗的彻底中国化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都是从其各自的内在下手，抓住内因，变革发展，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个别领导者的推动作用亦是不可忽视的力量。鸠摩罗什作为翻译中的佼佼者，如翻译了《金刚经》《维摩诘经》《大智度论》等精深高妙的佛学著作，为中土吸收佛教文化提供了便利，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又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至六祖慧能，东土六祖都是禅宗的突出人物和领导者，佛法高深，门徒众多，到慧能门下神会与北派禅宗进行论战，最终确定了禅宗的主导地位，后世撰写禅宗灯录都无不以南宗传承谱系为基准，其影响可见一斑。后江西马祖道一等高僧进一步弘扬南宗禅法，极大推动了禅宗的深入发展。极其相似的是，新文化运动之初，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翻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给中国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与鸠摩罗什等人的功绩是类似的。同时，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领导者的努力下，击败了日本侵略者，歼灭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革命集团，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展。二者都有突出人物的领导和推动，成为了连接内外因的坚实纽带。

　　当然，以上所涉及的三方面要素只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真正做到改革的成功还需要深刻的结合变化发展实际思考应对，最大可能营造实现改革成功所需要的各项要素。

　　最后，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禅宗的“中国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追求普度众生，达到彼岸的目标是建立在虚空的理论设想之上的，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行为。而社会主义理论有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虽然任重道远，却并非不可实现，因此，我所做的这种新解读和再反思的程度是有限的，但我相信不是毫无意义的。深刻理解禅宗“中国化”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突破之间的内在相似性，并且能明白和应用改革所需要的各种要素，这对于中国在今后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和发展无疑作用巨大、意义非凡。择善而从，拣恶而思，方能把握中国社会改革的重点和方向，推进社会主义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

　　[参考文献]

　　[1]杜继文、魏道儒着，中国禅宗通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13年.

　　[3]许青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D].山东大学，2012.

　　（作者单位：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团委，四川 广汉 618307）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