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唐宋时期敦煌地区各群体由于所处时期不同,以及敦煌各阶层、各群体家庭经济收入与财产的变化,因而亦引起他们在消费观念的变化。
关键词:唐宋时期;敦煌;消费观念
“消费观念”,是指消费者对待其可支配财富的指导思想与态度,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收人水平下形成的、影响其消费行为的看法和认识。消费观念的形成、演变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价值取向的更替,唐宋时期敦煌社会消费观念也相应发生着演变。这种消费观念的演变过程,亦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唐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时期、吐蕃占领时期、归义军统治时期。以吐蕃占领时期为界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的消费观念以“尚俭”为主,在此之后的消费观念逐渐转向“崇奢”。唐宋时期敦煌为沙州的州治所在地。
第一阶段:唐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时期和吐蕃占领时期,消费观念以“尚俭”为主。唐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时期至蕃占时期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刚刚历经战乱的大唐王朝,正在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入手,以恢复社会生产能力,促进财富的积累。自商周以来,民本思想一直作为历代统治阶级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们深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更明白“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的意义。
唐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时期,统治者鉴于隋亡教训,大力实施养民政策,推行均田制,并轻徭薄赋。广大农民家庭基本有田可耕,有布可织,家庭收入相对殷富,政府也“左右库藏,财物山积”,奏出了盛唐繁荣、富实的强音。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破坏,特别是安史之乱的爆发,而于敦煌地区,更是受到了吐蕃的入侵以及占领,广大百姓生活贫困,时常“浑家少粮食,寻常空饿肚”,家庭收入毫无保障。加之吐蕃于敦煌之地的蕃化统治,一度使敦煌地区的经济有后退之势,即使有唐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时期繁盛的商品经济为基础,也于此时期退回到物物交换、以物易物的低水平经济阶段。
主导唐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时期至吐蕃占领时期敦煌社会的消费观念,主要来源于儒家和道家的学说。由于各阶层、各群体家庭的财富不甚丰富,所以一般都主张崇尚节俭、量入为出,反对奢靡浪费,认为适度消费是合理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如唐太宗李世民,认为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隋炀帝的穷奢极糜。贞观初年,他对侍臣说:“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兴幸……人力不堪,相聚为贼……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联耳所闻,目所见,除以为诫。故不敢轻用人力,唯令百姓安静,不由怨叛而己。”①可见唐太宗是主张节俭,且身体力行,他在位期间,逐出宫女达五千人,推行薄葬。
儒家消费观念主张“尚俭”。儒家创始人孔子说:“奢则不孙(逊),俭则固。与其不孙〔逊)也,宁固。与其奢也,宁俭”。说明孔子主张“尚俭”,在俭朴的表率方面,极力赞扬颜回、子路二弟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②“衣敝组缊,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
③后来的儒家弟子依然“尚俭”,如后人所说:“及若季次、原宪,间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己四百馀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儒家主张“尚俭”,目的是服务于“序君臣父子之礼” ④的等级体系,因为儒家明白人的一举一动离不开消费,等级关系就体现在消费关系之中,消费关系反映了等级关系。
道家消费观念亦主张“尚俭”。道家创始人老子说:“去甚,去奢,去泰”,说明老子不仅主张俭朴,而且主张“去欲”。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伤);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⑤作为老子思想的主要继承者,庄子说:“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伤)”⑥庄子也否定人们对“五色”、“五味”的消费需要,提倡“无色”、“无味”的自然式消费。道家主张“尚俭”,目的是推崇自然式消费,因为消费必然涉及人与自然之关系,则要求消费关系顺其自然无为。
唐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时期和吐蕃占领时期,在消费观念上都极力主张“尚俭”,并视之为一种社会美德,人们的消费行为一般能趋从俭约。社会舆论也多批评侈靡,赞誉节俭。因此,这段时期人们的消费观念以“尚俭”为主。但通过敦煌文献,还是能看到即使在主导“尚俭”的社会背景之下,还是存在着“崇奢”的潜因,如P.2942《瓜、沙、甘、肃等州公文集》⑦载⑧:
66.沙州祭社广破用
67.艰虞以来,庶事减省。沙州祭社、何独丰浓。税钱各有区
68.分,祭社不合颇用。更责州状,将何填陪牛直,将元案通。
69.又判 自属艰难,万事减省。明衣弊(幣)帛,所在不供。何独
70.沙州,广为备物。酒肉果脯,已费不追。布绢资身,事须却纳。
71.故沙州剌史王怀亮擅破官物充使料,征半放半。
72.王亮在官,颇非廉慎,擅破财物,不惧章程,妄布目前之恩。
73.果贻身后之累。既违令式,难免微收。后件无多,状缘公用。守(文)。
74.犹恐未免,论情须为商量。
当时正处于吐蕃蚕食河西之时,河西节度使已经移驻沙州,交通阻断,货物粮食均很短缺,沙州却为祭社“广为备物,酒肉果脯”,遭到河西节度使“何独丰浓”的指责。可见,即使在危难之际,“崇奢”的潜因还是存在的。
第二阶段:归义军统治时期,消费观念有所变化,特别是归义军统治的中后期,消费观念渐趋“崇奢”。
吐蕃占领敦煌后,短暂的八十年中,没有相关史料可直接反映蕃占时期百姓的奢靡观念。相反,百姓因战乱、农事不济、蕃化专制统治、僧尼数量大增、沉重赋役、豪族买卖与兼并土地之风日盛,而长期处于生活窘迫、消费不足的境地。
848年张议潮率众推翻吐蕃的统治,建立归义军政权。在归义军统治初期,敦煌社会经济凋敝,物资极端缺乏。以扩大战果,穩定政权为目的,张氏归义军政权推行了且耕且战的治国方略,以人口和土地作为其控制的主要对象,实施请田制度。经60余年的积蓄,至公元914年曹氏归义军政权之时,经济发展良好,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经济收入有不同程度的增加,消费水平明显提高,加之此时中原地区出现的奢靡之风,于是在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社会也开始出现了奢靡倾向。和历朝历代一样,其时敦煌人的宴饮活动也不少。文献中所记录的,有如下几种,用来招待各周边政权使节的局席。P.2641《宴社司呈报设宴账目四通》:“廿日,太子迎于阗使油胡併子壹百枚,每面贰斗人油壹升”,“廿一日,马圈口迎于阗使用,细供叁拾分,壹胡饼,又胡饼贰拾枚,灌肠面叁升。城下迎于阗使,细供贰拾分,壹胡饼,灌肠面叁升;于阗使迎于阗使,细供拾分,壹胡饼,中次料拾分。”“廿二日,太子屈于阗使细供拾伍分,壹胡饼。”“东园音声设,看后座细供柒分,贰胡饼。廿三日,大厅设,于阗用细供贰拾捌分,内三分、贰胡饼;音声作语上次料两分,又胡饼子贰拾捌枚;亲从都头等细供叁分,贰胡饼;当值都头并知客细供两分,贰胡饼,灌肠面叁升”等。
唐宋时期,敦煌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消费观念由“尚俭”转向“崇奢”的演变,究其原因有三:其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消费资料不断增多,消费手段不断改进,消费品市场不断繁荣等等,从而为消费观念的演变奠定物质基础。其二,相互仿效、竞相攀比、追慕时尚的心理因素。司马迁说:“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当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钦能之荣使。”⑨说明追求享受消费是人之本性。消费方式反映着某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对它赋予多种社会内涵,成为人们的身份、地位、财富、品味、价值的象征。唐宋时期,尤其是归义军时期,敦煌社会上层所追求的正是这种享受消费,通过此炫耀财力、权力与地位等,博取社会称誉,获得自我优越感和满足感。其特征是奢侈、攀比、浪费。即使如此浪费,也常为其他阶层人们所仿效、追慕,期求同样的消费效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每一个消费者都存在模仿、追慕时尚的消费心理。唐宋时期敦煌社会的消费群体也不例外。民间百姓由于收入较低,又处于消费潮流的低处,所以仿效权贵、富人的心理比较重。其三,社会制度本身的局限性。高消费,是古代社会贵族、官僚阶层的特权、地位、尊贵的外显标志。权力是攫取物质财富的通道,特权享有更多的财富分配权力,是滋生奢靡腐化的根源之一。
根据上述可以看出,唐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时期和吐蕃占领时期,各阶层、各群体人们的消费观念以“尚俭”为主导,奢靡消费还是少数现象。归义军时期,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主要集中于敦煌社会的上层)的消费观念开始转向“崇奢”,由社会上层的奢靡消费逐渐延及下层庶民百姓,渗入乡村百姓的消费观念之中。婚嫁与丧葬消费形式最受国家政权力量与国家意识的影响,所以归义军政权时期普通百姓在婚嫁、丧葬方面崇奢的现象比较多见。加之同时期中原地区奢侈消费观念的兴起,使得敦煌社会“崇奢”观念有蔓延之势。如唐宰相姚崇针对厚葬之风,就曾于《遗戒》⑩中指出:
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为悭惜,至令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诮……吾亡后,必不得辄用余财为无益之佛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虚谈。道士者,本以元牝为宗,初无趋竞之教,而无识者慕僧家之有利,约佛教为业,欲寻老君之说,亦兴道斋之文,又用僧例,失之弥远。汝等勿拘鄙俗,辄屈于家。汝等身没之后,亦教子孙依吾此法。
当然,各阶层、各群体的人们在消费观念上发生演变的原因也不尽上述,还有其他因素,如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群体差异等等,应是由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注释]
①吴兢.贞观政要集校[M]. 谢保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3.511-512页.
②(宋)朱熹.论语集注·卷6·雍也[M].济南:齐鲁书社, 1992. 53页.
③(宋)朱熹.论语集注·卷9·子罕[M].济南:齐鲁书社, 1992.91页.
④(汉)司马迁.史记·卷124·游侠列传[M].(宋)裴 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⑤(春秋)老子.道德经(第12章)[M].合肥:安徽文史出版社,1998. 24页.
⑥(战国)诗周.庄子·天地篇[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72页.
⑦王重民原定名为“為“归义军时代瓜沙等州公文集”。池田温定名为“唐年次未详河西节度使判集”,北大 安家瑶则定名焉“唐永泰元年(765)——大历元年(766)河西巡抚使判集”,姜伯勤定名为“河西节度使判集”。 施萍婷 主撰稿,邰惠莉 助编,敦煌研究院 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0.261页.
⑧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第2辑[M]. 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620页.
⑨(汉)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M]. (宋)裴 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⑩周秀才 等.中国历代家训大观[M].大连出版社,1997,107页.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艺术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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