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轻伤害案件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逐年增多，因琐事闹矛盾、酒后打架和群殴事件屡屡发生，此类案件多集中在邻里、亲属、青少年之间，虽然小，但数量却很庞大，涉及范围也较广，往往人数很多，若处理不当容易导致矛盾激化，甚至会造成累诉、缠诉或越级上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在司法实践中，轻伤害案件审查批捕工作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路子，进一步强化侦查监督职能，着力提高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关键词：轻伤害案件；审查批捕；问题；解决路径
一、轻伤害案件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检察院2013至2015年办理的轻伤害案件分析，总结出轻伤害案件具有以下特点：
（一）较高的发生率。轻伤害案件在犯罪案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看似不起眼的一起矛盾纠纷，在推搡扯拉过程中，都足以将人造成轻伤，虽然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但由于其在数量上的较大比重，使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菏泽市定陶区检察院为例，2013年至2015年，该院受理的轻伤害案件分别为25件27人、23件25人、33件36人，与2011年的8件8人、2012年的17件17人相比，轻伤害案件有着上升的趋势。
（二）遗留问题导致矛盾一触即发。绝大多数轻伤害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是相互认识的，有很多是因为上一辈遗留下来的问题导致矛盾再次发生。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简单的利益纠纷，却将邻里之间的矛盾激化。如犯罪嫌疑人侯某某与张某某（女）因宅基地边界发生纠纷，后侯某某将张某某打成轻伤。从整个事件來看，以前张某某的公公就和侯某某因宅基地的事情吵过架，事发前，侯某某的儿媳在与他的儿子吵架时也抱怨侯某某因为和邻居张某某家地界根的事，把墙垒斜了，侯某某听到儿媳在埋怨自己，决定再与张某某说说地界灰角的事，从而导致纠纷发生。
（三）多为偶发性案件。轻伤害案件多发生在邻里、朋友、亲戚之间，且多数情况下是因小矛盾而造成言语不和，引起双方之间发生殴打，不存在事先预谋，往往因情绪一时失控造成轻伤害的后果，属偶发性案件，社会影响和危害性相对较小，且案发后当事人往往比较后悔，一般都会有一定的悔意，对此造成的影响也急于消除。如菏泽市定陶区检察院办理的郭某故意伤害案。郭某江在门口小卖部买东西时，因为让路的问题与邻居郭某发生争吵，郭某对郭某江进行殴打并将郭某江打倒在地，郭某的弟弟到达现场也对郭某江拳打脚踢，经鉴定，郭某江的伤情为轻伤二级。从当事人关系来看，犯罪嫌疑人郭某与郭某江系近门，郭某应称呼郭某江大爷，两人却因为一点小事发生冲突，造成轻伤的后果。
（四）批捕率相对较高。一方面，由于逮捕的作用是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在有些轻伤害案件中虽然嫌疑人的犯罪情节不严重但鉴于嫌疑人是外地人的实际，审查批捕机关有时就想当然地认为该嫌疑人可能存在逃避审判的可能，索性就批准逮捕，以防不患，检察机关这种求稳怕错的心理导致“构罪即捕”现象的产生。另一方面，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赋予检察机关调解的权利，因此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只要负责案件侦查的办案部门出具双方不能调解成功的说明就一律予以批准逮捕。菏泽市定陶区检察院受理的轻伤害案件，2013年至2015年逮捕人数分别是23人、20人、26人，批捕率分别为85.2%、80%、72.2%。
（五）轻刑判决率较高。捕后轻刑判决率是捕后判处缓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免予刑事处罚的人数与捕后有罪判决人数之比。对于当事人捕前不能达成刑事和解的案件，办案人员担心不捕引发上访或影响诉讼，一般都会逮捕，而后期很多案件犯罪嫌疑人通过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导致法院对轻伤害案件判处缓刑、拘役、免予刑事处罚的较多。菏泽市定陶区检察院办理的轻伤害案件，2013年捕后轻刑判决15人，占捕后判决总人数43.5%；2014年捕后轻刑判决9人，占捕后判决总人数的45%；2015年捕后轻刑判决18人，占捕后判决总人数的69.2%。
（六）具有一定的危害性。由于轻伤害案件发生的领域多为朋友、熟人、邻居等圈子内，处理不好，则极易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倡导“以和为贵”，如果双方的矛盾到了对簿公堂的境地，对于群众特别是农村的老百姓而言，已是双方关系到了冰点，很难再扭转，双方便会不再就事论事，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力求司法机关能够支持自己的要求，对于此类案件，如果不能深入了解、做好认真细致的工作，往往会造成累讼、缠访等情况。
二、审查批捕过程中的困境
（一）案件定性较难。一些轻伤害案件轻伤后果的认定距离案发有一定的时间段，这样容易导致后果与行为间缺少必要的因果联系，故意伤害的唯一性结论也将无法得出。部分案件鉴定因为程序不规范、依据不充分、分析不透彻、数次鉴定数个结果等，致使伤害后果难以确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案件的定性。再者，刑法对寻衅滋事犯罪与轻伤害犯罪的有关规定看起来较为相似，界限也比较模糊。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把“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规定为寻衅滋事罪的情形之一，于是在损害后果仅为轻伤的情况下，到底是定故意伤害罪还是寻衅滋事罪，在司法实践中有着很大的分歧，不利于案件的定性。
（二）取证存在一定的困难。由于轻伤害案件具有一定的偶发性，这类案件多发生在当事人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加上当事人案发后往往不及时报案等多方面原因，容易导致伤害现场遭到破坏。有的案件报案后，公安干警认为轻伤害案件不是恶性案件、重大案件，出警不及时，不及时收集、固定证据，而是等有鉴定结论后再行侦查，致使在被害人治疗、鉴定期间，多种状况发生变化，涉案嫌疑人也有机会谋划应对策略，最终造成证据变化或灭失，导致案件的侦查工作陷入僵局。
（三）证据采信难。首先，在轻伤害案件的事实认定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各执一词，证人证言尤其是目击证人的证言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证人证言之间往往存在矛盾，甚至大相径庭。有的目击证人因害怕得罪人而不愿作证，有的目击证人愿意作证但表述不准确，有的目击证人因与一方当事人素有交往、关系较好，就会在作证时不如实陈述，只提供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还有部分目击证人相互串证，与其他目击证人的证言完全相反。这些都给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阶段对证据尤其是关键证据的采信带来困难。其次，实践中部分被害人未经侦查机关办案单位委托，或放弃侦查机关的委托，自行到其他人体伤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有的到两个鉴定机关进行法医鉴定，于是出现两个以上鉴定结论，对伤势的认定完全不一致，也导致证据采信困难。
（四）批捕权成为被害人要求高额赔偿的筹码。轻伤害案件发生后，被害方情绪往往比较激动，认为自己受了委屈，遭了罪，于是就急着让司法机关对行为人采取强制措施，因而都会采取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方式，其真实意图多是尽快获得赔偿。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案件尚处于侦查阶段，一般来说距离案发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被害人及其亲属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提出高额的赔偿金，如果对方不能满足，便要求办案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否则便以上访告状来“威胁”。而检察机关从稳定被害人情绪、避免被害人闹访缠访等方面出发，只能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使得批捕权这一国家公權力沦为被害人要求高额赔偿的筹码。犯罪嫌疑人在检察院批捕后感受到被监禁的压力，于是不得不拿出超出正常范围的赔偿金来取得和解。双方刑事和解时，有的被害人家属变相讹诈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索要高额赔偿款。在此情况下达成的刑事和解有违我国法律规定刑事和解制度的初衷，这种巨额赔偿，对犯罪嫌疑人而言，其感受不到司法的公正，对被害人而言，法律成为其获取高额利益的手段，同时也可能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为以后可能发生的冲突埋下隐患。在上述所举的犯罪嫌疑人郭某与郭某江因让路问题发生的矛盾一案中，郭某最终赔偿郭某江30万元，郭某江才不追究郭某的刑事责任及一切法律责任。
（五）刑事和解难。案发后由于涉案双方情绪激动，都认为自己是冤枉的，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进行和解协商。另外在实践中，对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中还存在强行和解、不和解的问题。强行和解即办案人员强迫轻伤害案件的双方服从和解，对不愿接受和解的，动辄以刑事强制措施和刑罚进行施压。特别是对一些存有疑问、“可捕可不捕”案件，常存在强行调解的问题。和解之后，侦查人员往往会要求涉案双方出具要求司法机关不予追究对方刑事责任的书面文件，此类文件在法律上可能不具有什么约束力，但是侦查人员可以此作为防止涉案人对此案提出异议的书面证据，防止案件出现反复。不和解即办案人员对于双方都有和解意愿，要求和解处理的，以法律无明确授权为由拒绝对轻伤害案件进行和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办案人害怕麻烦，不愿深入地进行社会予盾的化解工作，以此减少工作量。另一方面也是办案人怕调解后此类案件出现反复，涉案双方再提出其他要求，为自己的工作留下后遗症。
三、解决路径
（一）准确把握轻伤害案件与寻衅滋事的区别。司法实践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两者加以区分：从犯罪动机方面，轻伤害案件的发生一般是基于邻里纠纷、日常琐事，甚至是报复等原因；寻衅滋事犯罪则主要是出于无事生非、肆意挑衅等原因。从使用工具方面，轻伤害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作案时，一般会使用相应的作案工具，如刀具、棍棒等；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则多不使用相应的作案工具。从犯罪嫌疑人平时在社会上的表现方面，轻伤害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平时在社会上的表现还是能得到认同的，但寻衅滋事罪的犯罪嫌疑人则常常无事生非、起哄捣乱。
（二）督促侦查机关及时、全面、规范地收集证据。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召开联席会、发检察建议、与公安机关联合制定规范性文件等形式敦促公安机关在轻伤害案件发生后，及时出警，认真收集与妥善保管与案件有关的物证、书证。现场具备勘验、检查条件的，应当制作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绘制现场图，对现场情况和被害人的伤情进行拍照。尤其要督促侦查机关重视对证人证言的收集，证人证言主要是目击证人的证言，如找不到目击证人，可积极寻找间接证人，通过间接证人再去找目击证人。对于证人不愿意作证的，要认真做好证人的思想工作。对于作伪证的，及时告知作伪证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着力消除证据之间的矛盾点。检察机关对轻伤害案件在书面审查的同时，对于明显相互矛盾的证据，应通过讯问、询问的方式主动核实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尽力消除三者之间的矛盾。发现有串证行为或故意作伪证的，除了依法追究其责任外，应重新取证。对鉴定意见，可出台规范性文件，规定公安机关受案后，被害人要求作伤情鉴定或者认为应当对被害人作伤情鉴定的，应当及时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告知被害人到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被害人未经公安机关同意自行到非指定的鉴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的，对鉴定意见办案单位不予采用。
（四）准确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是否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应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在听取被害方意见及 嫌疑人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意见时应当保持理性、平和、文明的执法理念，不能单听一方的片面之词。此时被害方往往夸大危害后果，否认自身过错，借此提出种种不合理要求。办案人员在审查时应当保持客观中立，认真分析案由及双方过错，了解被害人的真正目的是获得赔偿还是需要国家司法机关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同时进行释法说理，缓和双方矛盾。对不宜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可向当事人提供其他解决途径，做到严格审查批捕程序，保证处理案件的质量。对公安机关提请的证据充分，且被害人决定提起公诉的，对行为人采取其他措施可能影响案件进一步侦查的案件，应及时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以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稳定。
（五）建立赔偿保证金制度。由于轻伤害案件和解难度大，在刑事拘留、审查批捕或审查起诉阶段很多案件当事人因赔偿数额等原因达不成和解，笔者认为，可创新刑事和解方式，推行赔偿保证金制度。对在审查逮捕期限届满前达不成和解，情节轻微，犯罪嫌疑人能认罪伏法的轻伤害案件，允许犯罪嫌疑人一方向派出所缴纳赔偿保证金，用于保证被害方损失的赔偿。赔偿保证金随案移交，数额依被害人损失大小确定，一般以所受损失的3 倍为限，犯罪嫌疑人一方缴纳赔偿保证金后，因为民事赔偿部分能够保证赔偿，可以对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六）做好刑事和解工作。侦查监督部门的工作人员，要从服务大局的角度出发，积极对轻伤害案件进行刑事和解，以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具体工作中，可把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并通过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作为检察机关进行刑事和解司法实践的依据，该《意见》明确规定：“对于轻微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另外，公、检、法三部门可联合出台有关轻伤害案件刑事和解的制度规定，在现行法律范围之内，对刑事和解的条件、范围、程序、方式、方法做出详细的规定。对不符合和解条件和范围的案件不得强制双方当事人进行和解。对不符合刑事和解条件而当事人私下了结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对当事人达成和解的刑事案件撤销案件或者不移送起诉，违反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应当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纠正。另外，还应听取当事人的最后意见，提醒双方和解后不再反悔或违约，避免和解后反悔或违约现象的出现，从而提高案件和解的质量。
（作者单位：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检察院， 山东 菏泽 27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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