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傲灵

　　摘要：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出兵山东，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国内爆发“五四”运动，直至1920年加入国际联盟。六年时间无论对中国的内政还是外交而言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开始踏上国际舞台，尝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对外纠纷和问题，争取自己的合理权益，表达自己的立场。

　　关键词：中国；历史；外交；巴黎和会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并蔓延至东亚。一直觊觎中国的日本，于当年9月借机出兵山东龙口，开始进攻青岛。同年11月7日，日本占领中国山东青岛，占领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战事结束。因此导致了许多外交和国际问题，当时中国意识到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才有可能要回青岛，维护国家的利益，即将山东问题诉诸国际，利用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通过外交途径得以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参与巴黎和会的战略一经确定，当时的北洋政府就开始积极筹备。

　　中国对于参与巴黎和会有明确的目的导向和筹备实施机制。1912年12月12日，北洋政府建立保全会，以山东青岛以及边境租借等主权问题为核心，就其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对待不同问题的解决方法展开讨论，先后召开各类专门的会议九十余次，以寻求最佳的方案和操作途径。与此同时，北洋政府也積极派遣使节去往他国进行国家访问，表明中国立场，以期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与支持，寻找盟友与伙伴，更进一步加强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资格。其中，效果最好的当属顾维钧出访美国。

　　由于中国采取了完全依靠“联美”的政策，这也是中国最终未能在巴黎和会中得到理想结果的重要原因。在顾维钧与美国接洽过程中，美国对中国政府以及相关外事人员的影响很大，并将美国作为巴黎和会成败的重要砝码，美国对于中国的亲日行为抱有疑虑，反对中国联日，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明确表示，会在巴黎和会中全力支持中国。

　　而在巴黎和会中，日本以退出巴黎和会要挟，并在《国际联盟》中提出“种族平等”胁迫英国和美国，坚持要求继承德国的一切权益。由于英国和法国之前与日本签署有密约，自然对日本表示支持，而意大利的适时退出，更使得美国变得势力单薄，最终美国为保住国联，借口称中国在《山东问题换文》中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益，不再坚持维护中国的立场。这使得中国在巴黎和会中争取到山东完全主权的想法成为不可能。

　　此外，参与巴黎和会的人事安排也是和会出现问题的很重要的影响因素。起初，陆征祥认为中国作为巴黎和会的出席国，可以拥有5个席位，因为“南北之争”陆征祥途中邀请王正廷作为南方代表加入，并且私自允诺王正廷为第二全权。但巴黎和会实际只允许中国拥有2个席位，而顾维钧与王正廷的第二个席位之争也使得整个代表团变得暗潮汹涌，谣言四起，严重破坏了代表团的团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代表团的外交表现与工作效率。

　　不可否认，中国与巴黎和会没有得到理想意义上的成功，没有索回山东的所有主权，并且中国提出的关于废除《民四条约》和希望条件的两项说贴均未被巴黎和会受理，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其中的成功，有影响意义的一些事件，它对于之后的中国的国际活动都有着一定的铺垫和促进作用。

　　就中国在巴黎和会中的核心问题——山东问题而言，中国希望德国直接将山东归还中国，但是日本以如此会丧失日本颜面为由，表示拒绝。但是从日本在四国会议中的言辞不难看出，日本将会归还山东青岛这一意思表示，这也为两年后华盛顿会议中青岛的取得，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巴黎和会的前期准备和会中的努力争取，华盛顿会议中中国重新得到青岛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减少。

　　此外，在整个巴黎和会中，中国代表对待问题态度坚定，风采卓越，例如顾维钧精彩的十人发言等事件。在巴黎和会中，顾维钧提出为何日本代表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还给中国要分两步这一重要问题，并且认为最初中国与日本在二十一条谈判之后，与其签署的《民四条约》中明确指出中国同意接受日本与德国的谈判结果，但是由于之后中国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整个局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根据国际法的情势变更原则，中国将不受《民四条约》的约束。顾维钧也在发言中从国际法的角度出发，提出由于日本以武力胁迫签订的《民四条约》，存在问题，以及中国与德国宣战是废除了中国与德国的所有条约，因此租借胶州的相关条约也一并失效，所以日本无法继承德国在胶州的权益，况且1898年中国与德国签署的胶州湾租借条约中清楚写明，所有德国取得的胶州湾的权益不得转给第三国，以这些论据充分的理由，把日本的主张全部驳倒，他的整个发言都立场鲜明地表达了中国的态度，表达了中国对于国家完全的土地和主权、自由的经济等方面的强烈诉求，而之后的希望条件说帖更是中国第一次表达对国际社会不平等束缚的不满，是一种追求国际平等，捍卫国家权益的一种具体表现，这是中国在外交道路上踏出的意义非凡的一步。在面对历史的同时，不受负面观念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辩证地看待此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更加宽广的的视角看待中日关系、中国与国际各国之间的关系与发展，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崛起服务。

　　[参考文献]

　　[1]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3.5月.

　　[2]林明德主编《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中华民国七年至八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

　　[3]唐启华：《五四运动与1919年中国外交之重估》，1999.

　　[3]唐启华：政治大学文学院编印《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9.

　　[5]《颜惠庆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