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

　　摘要：

　　弗洛姆在他的《逃避自由》一书中，提出人越成长，越独立，越与外界减少联系，越少束缚，也就越自由，相对地，越孤独。逃避自由就是逃避孤独，所以要重新与外界建立联系。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主动地用爱与工作与外界建立积极的联系，一种是将自己交给别人，臣服于别人，放弃对自身的掌控，也就是西方所大力鼓吹的“信仰”的本质，表现为基督教信徒对上帝崇拜，对自我的放弃，是一种人性的堕落。

　　关键词：自由;弗洛姆;基督教;堕落;马克思主义

　　据国外宗教机构2000年统计，世界人口约60.55亿，其中宗教信仰者为51.37亿，约占总人口的84.8%，而基督教徒大概有20亿人。据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10年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大约2305万人。中国基督徒的构成的显著特征是：是在20世纪初有一个剧烈的增长期，其中主要原因是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文化落后，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普遍心无所依，基督教作为新型的外来宗教势力趁虚而入，导致基督教徒规模在全国迅速壮大。与之相类似的，是基督教的形成之初的情况。基督教真正产生于古罗马时期，在古希腊后期庸俗哲学和犹太教的合力影响下产生的。当时社会剧烈动荡，城邦民主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专制制度，人们内心孤苦无依，普遍渴望安宁幸福的生活，需要与世界重新建立牢不可破的联系。哲学上的表现是，经历了从感觉主义、快乐主义到追求德性、折中主义再到怀疑主义、神秘主义的变化，也是哲学家们逐渐受东方神秘犹太教影响的表现。基督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并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最终成为如今的世界第一大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影响极大。我们必须揭开基督教的本质，才能真正认清基督教，以此来抵挡它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侵蚀。本文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学的视角来讨论这一问题。

　　弗洛姆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学家。弗洛姆从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问题，提出“社会无意识”观点，所以也被称为是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文着重从他的《逃避自由》一书来研究这一问题。

　　在探讨整个问题时，首先要明确弗洛姆的“自由”概念：“我这里所讲的自由，不是在‘自由自在这一积极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在‘解脱这一消极意义的自由，也就是说，指的是摆脱本能决定其行为这种状况的自由。”①存在疑虑的是，自由真的存在“积极的自由”与“消极的自由”之分吗？摆脱本能决定其行为，也就是让理性代替本能，在人的行动中占主导作用，真正发挥人自身的能动性，这是任何个体都必须经历的一个成长过程。即，“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在个体上的表现是一个先后过程，二者是同一的。并无质的区别。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就是事物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可把握的规律，人越是认识这种必然性，并利用这种必然性，人就越自由;不自由源于对必然的无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详细地论述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在此有必要做详细地引述：“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证明他的不自由，证明它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②这段话已经足够回答我们关于自由的一切问题，从不自由到自由，就是从规律的被动遵从者转变为对必然的主动把握者。不是被动地被规律掌控、无为地等待规律的作用，不知道明天会是怎样、未来会是怎样，甚至对当下也是一无所知、不知所措，一切都是偶然性的组合，自我迷失，主体意识被恐惧和忧虑取代;而是把握必然，顺应规律行事，主动地与其他主体和客体建立积极的、良性的、稳定的联系，在实践中认清自身所处的地位、所处在的社会关系。因此，不管是“自由自在”式的所谓积极自由，还是“解脱”式的所谓消极自由，都是在认识必然性的基础上的。并且，“解脱”和“自由自在”都意味着摆脱无知束缚，回归主体意识，把握自身命运，二者只是先后的差别，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他所认为的二，其实还是一。虽然弗洛姆在自由的性质的把握上存在问题，将自由一分为二，但是不管是在他所说的哪种意义上讲自由，都无关紧要，得出的结论并不因此而有矛盾。所以我们顺着弗洛姆的思路继续分析下去。

　　弗洛姆认为，“当人类从与自然界同一的状态中觉醒过来，发现他是一个与周遭大自然及人们分离的个体时，人类历史于是就开始了。然而，在历史的漫长时间中，这种觉醒一直是隐晦不显。”③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真正开始在于人与自然界相分离，并且在心理上主体意识到这种分离，这个过程叫“个体化”。它既是指人类社会的“个体化”，也是社会中单个的人的“个体化”。随着人类逐渐地认识自己，发展自己，个体化过程也在不断完成。先从人类社会说起，在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界极度依赖并受其制约，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依赖于自然状况，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人的实践劳动与动物的出于本能的活动并无太大区别;随着生产不断发展、人脑不断发展，人类社会中逐渐产生工具、语言、文化等，逐步进入中世纪。中世纪的人完全被教会锁住了，从生到死都固定在一个地方、一种身份、一种联系中，一切日常活动和行为规范、道德社会秩序都由教会做主，人们没有自觉到自己是个“个人”、主体意识尚未真正凸显;后来黑暗的中世纪被宗教改革的火光冲破，理性与个性的呼声唱响，大工业也发展起来，新的科学、技术不断涌现，人类自身获得空前的发展，愈加地远离他人、远离自然，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天人合一、物我不分的统一状态。人类摆脱束缚，逐步掌控自然，主体意识空前觉醒，在理性和技术的指导下，人们更进一步地认识世界、把握规律、改造世界，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权和自由，当此时，有些人因为得到了太多的自由、摆脱一切束缚和联系而迷失了自我，孤独和恐惧侵占了他们的意识，他们不知所措。于是，异化的资本、极权、宗教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这些人的掌控权，这些势力从人的世界中产生，又逐步发展为不受人控制、外在于人、人们反而受它掌控的势力，一开始就与人和人性相对抗。

　　在整个人类社会层面上是这样，在个体层面上也是如此。个体在胎儿状态下与母亲是一体的，一切状况都是由母体决定的;成长到一定阶段时从母体分离，婴儿时期主要受父母亲和他人的教育和影响，除了本能的生理需要，对自身并无掌控能力，完全听从父母的教导;随着不断成长，个体进入成长期，开始有自己的意识并学会表达，在父母的教育中逐渐开始产生与母亲的对抗和冲突，意识到自身受外在限制，有些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个体进入成熟期后，肉体与自我意志同时成长，真正意识到自身的独立地位，开始有意识地同时是有能力地发展自己的欲望，不断的成长壮大，摆脱原先来自父母的束缚，一切都由自身所掌控。然而，自由给有些人带来的并不是个体的充分发展和幸福的生活，而是内心的孤独、忧虑和不知所措。

　　从此可以看出，“个体化”过程给人带来的除了自由和对自身的发展，还有在此过程中努力获得又逐渐迷失的“主体意识”。即“一方面，这是一个力量、一体化和对自然的控制日益发展的过程，人的理性力量日益增长的过程，与他人的团结日益加强的过程;另一方面，这种个体化的日益发展，意味着孤立、不安全的日益发展，从而对他在世界上的地位、自己生命意义的怀疑也增大了，并随之而来他作为个体的无权利和无意义感也增加了。”④人类社会和人不断成长，逐渐认识必然，认识理性，发觉个性，获得自由。理性和个性越发展，人越自由，就越孤独，越怀疑。自由对人来说不仅意味着摆脱束缚，同时给人带来孤独感。因为人在自身发展中不断摆脱外界的束缚，与外界的联系日益被割断，孤立感给人带来不安全感，所以人们为了摆脱孤独，就要逃避自由，重新寻回安全感和归属感。

　　弗洛姆在这里也一并提出了解决的两种方法，都是为了与外界和他人建立稳定的、牢固的联系，也是现实中的人所普遍采取的两种方法：“一、向‘积极的自由方向发展，通过爱和工作使自己自发地与世界联系起来，借此表现自己的情感、感性和理性方面的能力，在不放弃自我尊严和独立性的前提下实现自我、自然、他人、三者之间的融合;二、向后倒退，放弃自由，通过填平自我与世界之间已形成的鸿沟来克服孤独感。”⑤第一种方法是自发自觉地、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用爱与工作把个体与他人、与自然联系起来，这里所说的爱“是对对象的热切肯定”⑥，包含着一种热切与缠绵，对他人和自然是渴望的，向往的，而不是向外排斥的;另一种方法是屈从于权威，将自己交给别人，完全放弃自由，放弃自我，放弃个体的完整性，用外界对自身的掌控来确定自己的存在感和安全感，是一种比精神病人还要不健康的状态。基督徒对上帝的依赖就是后者的情况。

　　西方世界有一段时间大力鼓吹“中国是个没有信仰的国家”一说，也受到了国内很多唯西方主义者的追捧，在全国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这些人所说的信仰，究其本质，不过是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来讲的，就是煽动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向中国软输入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基督教，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它是建立在颠倒的世界观基础上的一种与人的本性相违背的文化。基督教徒对教会的依赖，对上帝的信仰，就是一种对自我个体性和完整性的放弃，他们从一个枷锁中逃出来，又迫不及待地进入另一个枷锁，接受上帝的一切信条并遵从它，不去怀疑它是否有利于自我完整性的发展，当他们面对上帝时，他们不再是理性的人，而是没有思想的奴隶，他们背叛了人性，堕落到极致。这种信仰，我们并不需要，依从它的人也应该以此为耻。

　　我们回到孤独感产生的原因，重新审视逃避自由的方法。在个体化实现过程中，会产生一种不受人控制的、外在于人的异化。克服这种异化的途径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扬弃异化。在具体地生活实践中，就是要把握好自我与外界的关系问题。人与人、人与自然，在生产、交往、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各式各样的关系如：血缘关系、工作关系、生产关系等，是无法完全割舍和摆脱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⑦这就意味着人是永远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必须把人放在历史中、现实中去理解和把握。也就是说，人们所产生的孤独感、想要逃避自由的想法是一种心理上的错乱，是与现实相脱离的。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现实，并树立一种与现实相符合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不断地磨练自己的人格与品质，拒绝一切宗教信仰的迷惑，注意保持“我之为人”的完整性，不唯西方是从，不唯权威是从，而以实践去检验一切，不盲从，不堕落。

　　[参考文献]

　　①出自诶里希 弗罗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第一版，第50—51页。

　　②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154页。

　　③出自诶里希 弗罗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第一版，第39—40页。

　　④出自诶里希 弗罗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第一版，第54—55页。

　　⑤出自诶里希 弗罗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第一版，第186—187页。

　　⑥出自诶里希 弗罗姆《逃避自由》，工人出版社，第一版，第154页。

　　⑦出自庄友刚主编《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苏州大学出版社，第二版，第17页。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江苏 苏州 215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