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范仲淹的《渔家傲》一词以真实、深切的亲身体验描写了边塞生活,通过眼前景、心中情,更深刻体现了其忧虑国事、仁爱天下、名节自重的外王之志,尽显儒者情怀。
关键词:范仲淹;渔家傲;儒者情怀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任山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次年,知庆州(今甘肃庆阳),在西北边境生活四年。期间,他以最真实、深切的亲身体验描写了边塞生活,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渔家傲》(塞下风来秋景异)。词一扫宋初词坛的脂粉浮艳之气,首开豪放一路,却更体现了范仲淹体察民情,忧心国事,爱抚士卒,重视名节的外王之志,尽显其儒者情怀。
一、忧国
《渔家傲》风格苍凉萧飒,北雁南飞,白霜满地,边声、角声、笛声交响,长烟、落日、千嶂重叠,满目边景,深蕴边情。“这首词写于范仲淹十旬而建大顺城的次年,此时,边防各项防御守备之事顺利展开,边境稍有安宁,范仲淹巡视至此,登临孤城,感怀而作。”(见拙作《解析<渔家傲>中范仲淹的潜隐思想》,《文学教育》杂志,2013年 08 期)
宋朝伊始,推行“更戍法”,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战斗力损害严重,一再受到辽、西夏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被迫割地赔款,忍辱求和,以图苟且偷安。特别是对夏“三川口之战”失败后,庙堂之上杂说纷起,军队内部更是士气低靡。范仲淹临危受命,奉调赴西北前线与韩琦共同承担起军事防护的重责,并于次年迁知庆州,从而成为了宋王朝民族政策的执行者和边境防守的主将。
其实,早在和平时期,范仲淹就已经在为国家武备而远忧,他在《奏上时务书》中提出“‘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善安国者,当太平之时不谓终无危乱,于是有教化经略之备焉”的建议。敏锐而深刻地洞察到:“为四方无事,京师少备,因循过日,天下可忧”忧心而焦虑地透析:“人不知战,国不虑危!”[2]字字珠玑,居安思危,不为北宋表面的繁华所惑,清醒而冷静地认识到宋廷社会潜藏的深重危机与一触即发的民族矛盾。
西夏对宋战争时期,他为西北战事而忧,率先认识到北宋国防自真宗、仁宗以后的疲敝衰弱“天下空虚,全无武备,……国家纲纪隳颓,政令宽驰,赏罚不立,善恶不分,体弱势危,可忧可惧。”[3]从而积极倡导富国强兵,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4]的六项十六字治国方针。宋军大败三川口,朝野震动,范仲淹力排众议,对西夏实行以战促和、以守为攻的积极防御体系,不仅提出了攻守二策:“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
匮。”[5]而且以大顺城为中心广筑城寨,增强了西线的防御能力,呕心卫国,几乎“痛心疾首,日夜悲忧,发变成丝,血化成泪”[6]。
他亦为整个国家的内忧外患而忧:“今二虏至强,四方多事,兵戈未息,财利已乏,生民久困,苛政未宽,设有饥谨相仍,盗寇竞起,将何以定?天下可忧。”[7]西北边境,在范仲淹的一系列得力措施中暂得安宁,但依然危机重重,国事难料。“与西夏和谈早在元昊轻蔑无礼、诬陷造谣的长信中被生生撕裂,西夏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会随时犯边;而国内朝廷昏庸保守,范仲淹锐意革新、富国强兵的主张一再搁置……他虽然清醒认识到宋夏战争的性质,采取各种措施主张防御,而非进攻,单凭一己之力,能否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两地百姓重蹈战火,遭受严酷的战争侵害?恐怕尚无十足把握。”(见拙作《解析<渔家傲>中范仲淹的潜隐思想》,《文学教育》杂志,2013年 08 期)种这深沉的忧国情怀,最终化成了登临之际的点点诗情“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忧国难寐,愁思白发,深虑难安,困苦不绝。
范仲淹深沉而清醒的忧患意识,忧国思想,实质是儒家忧患意识的承袭与总结。《周易·系辞传》引孔子的话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孔子明确地把忧患意识与国家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孟子的忧患思想更为鲜明浓烈,《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理念,成为范仲淹忧乐思想的直接来源。
二、爱人
《渔家傲》词充满了词人对生命的热爱与生民的同情。燕无留意,落日孤城,离家万里,遥无归计,羌管思乡,将军迟暮,征夫清泪,点染出一颗“仁者爱人”的赤子之心。
范仲淹深入西北边陲,身先士卒、与戍边将士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所得赐赉,皆以上意分赐诸将,使自为谢”,深谙守边士卒苦痛哀乐。其募兵时,体贴边民。据《范文正公文集》记载:“初西人籍为乡兵者,十数万,既而黥以为军,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罢,独得复为民。”招募土兵只刺手背,而不刺面(宋制规定刺面为禁兵,则世代不得脱籍)战时为兵,战停为民,人生自由不受限制,极大调动了边民参军的积极性。西北缘边兵少,不足守备,他提出“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习地势,顾父母妻子而坚其守”[8]把土兵与其家业联系在一起,免除了他们远戍边防离散亲人之苦,出现了“应募甚众”的场面。面对宋廷、宋将对西夏的兴兵之举,范仲淹始终坚持自己的防御主张,反对出兵,把士卒百姓生命置于首位。“正月内起兵,兵马粮草动逾万计,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众。”“大军动,万命所悬,乃可置于度外乎。
范仲淹认为“国家以仁获之,以仁守之者百世”[9]。所以,对待庆、延边境少数民族采取招纳为主的民族政策,汲予充分的友好信任。“召蕃官慕思与诸族酋长仅八百人犒于麾下,与之衣物、缯彩,以说其意。又采忠顺者,增银带马绂以旌之。”(范文正公集卷13《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诸蕃质子纵其出入,无一人逃者,蕃酋来见者,召之卧内,屏人撒卫,与语不疑”。(范文正公集《年谱》)推心置腹,不予质疑。他知人善任,重用招纳属羌有功的种世衡、蒋偕等人,并称赞其说:“抚驭蕃部,最有畏爱缓急,可以呼集使唤。”(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下.《奏乞陕西主帅带押蕃部使》)他的安抚、信任、守仁、宽缓,最终,使当地属羌接受了宋廷统治。endprint
对挑起战争的西夏元昊,范仲淹仍喻以民族团结的大义,他在《答赵元昊书》中指出:“有生之民皆为赤子,何蕃汉之限哉!何胜负之言哉?”没有民族歧视,只有生命可贵,党项、汉人皆为兄弟,民族之间应友好团结,消弭战争,恢复和平,“二年以来,疆事纷起,耕者废耒,织者废抒,边界萧然,岂独汉民之劳弊哉!战守之人,日夜豺虎,竞为吞噬,死伤相枕,哭泣相闻。”战争不独使汉民流离失所,亦祸及党项羌人,推己及人,痛惜万民生命,动之以情,希望元昊不因一己之私而罔顾天下生灵。
儒家倡导:“修己以安百姓”,“达则兼济天下”,范仲淹始终实践着儒家民本爱人的思想。他认为“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10]经略西北,始终坚持有征无战,防御为主、攻战为辅,爱怜士卒、供养边民、忧患属羌、体恤民兵,恪守并升华了儒家“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政思想。
三、重名
《渔家傲》作于范仲淹五十二岁时,虽然已是英雄迟暮,但气度恢弘,情感诚挚,慷慨沉郁,雄浑激昂充分表现出作者克敌制胜,保卫边疆,报国立功的英雄气概。“燕然未勒归无计”一句,以典明志,不加掩饰地袒露出范仲淹渴望建立功业的凌云豪情。《后汉书·窦宪传》载窦宪追北单于,“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而还。可见,词人一腔报国热忱,也希望自己能象汉朝大将窦宪那样,驻守边境、为国立功。作为边防军事副长官,范仲淹自抵御西夏以来,战功赫赫,威名远扬。当时西夏兵相戒说:“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敢轻举妄动,任意侵扰。边塞民谣亦称誉其:“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可惜,后来范仲淹因为私焚、改动元昊回信被解职。朝臣宋庠甚至认为应将范仲淹斩首。幸得杜衍等人保奏,仁宗“乃薄其责”,将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不久又知庆州。他在任时,十日筑大顺城,登临作词,抒发建功立业的豪情,功业未成的无奈,朝廷不明其志的悲愤,功成名就的执着。一杯浊酒,谈笑风生“功名早晚就,裴度亦书生。”[11]不可否认,经略西北,金戈铁马,极大地激发了范仲淹青史铭功的豪情与自信。
其实,范仲淹对功名的渴望,由来已久,他直言自己“少小爱功名”[12],嗟叹36年大好光阴虚度而“未作万人
英”[13],功不成名不就。同时他又自信满满:“万古功名有天命,早晚将相云汉外”[14]。范仲淹对功名的热衷,来自于宋王朝对知识分子的优礼政策,宽松礼遇的人文环境为士人建功立业提供了平台,出生贫寒的范仲淹,希望通过建功立业而出人头地,报效国恩,理所当然会注重功名。
再者,儒家主张积极入仕,“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士人应通过入仕,实现政治理想,“立身扬名”,落脚点依然是现实人生、社会问题,代表的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浓厚的济世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范仲淹不仅继承了儒家的这种名节观,更把立身扬名同崇尚气节联系起来,以此作为最高理想而终生追求,标举儒家“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的旗帜,积极涉世,奋斗不息。“孔子作《春秋》即名教之书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贬之。使后世君臣爱令名而劝,畏恶名而慎矣。夫子曰:‘疾没世而名不称。《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人不爱名,则虽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恶也。……是圣人敦奖名教,以激劝天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则岂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15]范仲淹公然声称他不作良相便为良医[16],虽然他最终没能当上宰相,但并不掩饰要当宰相的意志;经略西北,他急切申诉“早晚相将云汉外”,“功名早晚就”的报国情怀与功业精神。这一切基于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基于其“愿为宰辅,得时行道,活天下之命”的积极入世精神。“范仲淹的近名,是建立在高度事业心之上的近名,好的是大名大节,而不是出于个人目的的出风头。”[17]
一曲《渔家傲》,塞北秋景宛若眼前,悠悠羌笛低回萦绕,于沉雄悲壮、苍凉慷慨中激荡、沉淀着范仲淹忧国、仁爱、重名的儒者情怀,启迪人生,洗涤心灵。
[参考文献]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再进前所陈十事.[M].
[2]范文正公文集·卷九·奏上时务书[M].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2.[M].
[4]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212).
[5]范文正公文集·论西事扎子.[M].
[6]范文正公文集·卷一八·让枢秘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表.[M].321.
[7]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再奏乞两府兼判.[M].
[8]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李勇先,王蓉贵校点.成都:四川大学出版,2007(16).
[9]范仲淹.范文正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3.
[10]吴曾.记事[A].能改斋漫录(卷13)[M].
[11]范文正公集·卷三·依韵答梁坚运判见寄[M].
[12]范文正公集·卷一·赠张先生.[M].
[13]范文正公集·卷三·欧伯起相访.[M].
[14]范文正公集·卷三·寄余杭全安石、段少连二从事.[M].
[15]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集卷五·近名论.[M].
[16]吴曾.记事[A].能改斋漫录(卷13)[M].
[17]王瑞来.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J]宋史研究论丛,2005年(00).
(作者单位:陇东学院 文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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