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将诗歌排除在外,但诗歌中却也存在某种对话性特征,本文结合巴赫金对话理论对波德莱尔诗歌中的对话性特征进行分析,并对产生这种对话性特征的原因进行追问。
关键词:巴赫金;对话性;应和论;对话意识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和对话原则是20世纪文学理论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在此之前,对话性与复调性虽未形成概念或未被系统化,但在文学中确已有诸多表现。史忠义在其《泛对话原则与诗歌中的对话现象》中,说到“小说体裁的对话性甚至可以上溯到古希腊那些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体裁差别很大的文本形式,上溯到苏格拉底富有挑战性的对话体以及忏悔、乌托邦、书简和默尼贝讽刺文体等形式。”①同时他认为“巴赫金的对话原则既是广义的,也是有限度的。它的广义性体现在肯定独白形式内在的对话性方面,它的有限性则表现为否定诗歌与史诗、戏剧等其他体裁中的对话现象。”②在这篇文章中,史忠义提出了泛对话性原则,并以诗歌为例,分析了诗歌中的对话现象。正如,某个文本并不足以成为复调小说,但却有着某种复调性和对话性特征一样,诗歌虽被巴赫金排除在对话理论之外,但并不能无视其本身具有的某种对话性。波德莱尔提出“应和论”作为其诗歌创作观,“应和”从字面上来讲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对话,本文从三个方面分析其诗歌的对话性特征,并对波德莱尔对话意识产生的根源进行探索。
一、波德莱尔诗歌的对话性特征
1、声音的对话
巴赫金复调小说的核心问题,是声音和意识的对话,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也存在着不同声音的对话关系,诗人、诗中人物、读者以及诗歌文本是诗歌中声音的载体。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以下几个方面构成了不同声音的对话关系。
(1)诗人与自我灵魂的对话。纯正的抒情诗或内心独白的诗歌往往看似独白,没有对话性,但言语却指向了一个与之对话的人,那就是自我,形成一种自我与自我的对话,或者说自我与自我灵魂的对话关系。较典型的如《高翔远举》,
“我的精神啊,你活动轻灵矫健,
仿佛弄潮儿在浪里荡魄销魂。
你在深邃浩瀚中快乐的耕耘,
怀着无法言说的雄健的快感。”
波德莱尔直接用第二人称“你”称呼“我的精神”,构成一种“我”与“你”的对话,实则是诗人与诗人自己的对话。还如《今晚你将说什么,孤独的灵魂》,同样是使用第二人称,把自己的灵魂假设成另外一个人,这个题目本身,就是构成了一种对话语境,对话双方就是我与“孤独的灵魂”。有的诗歌形式上并没有这么明显,而且也无须这么明显,不需要把“精神”、“灵魂”这样的字眼直接标明,但这种自我与灵魂的对话在抒情诗或内心独白中确是比较常见的。
(2)诗人与读者之间的对话。任何文本都必然是要被阅读的,作者首先是第一读者。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文本,每一个字、词、意象都饱含指向性,尤其作为现代艺术的象征主义诗歌,读者的能动性变得更明显甚至不可或缺。在形式上,诗人可以以隐含作者“我”的形象 出现在诗作中,读者也可直接出现在诗作中,如《告读者》《天鹅—给维克多·雨果》。也可把第二人称“你”或“你们”引入诗作,形成对话语境如《您曾嫉妒过… … 》、《秋之十四行诗》、《苦闷和流浪 》、《吸血鬼》等,都采用了这种形式。
(3)社会历史性的对话。在作者、读者、作品之外,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脱离它的社会性和历史时代性,作者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社会历史的痕迹借作者之手渗透到文本的体裁、言语、形式、内涵的方方面面。因此,“广义诗作和具体诗人的具体诗作中,都存在着同阶段若干社会言语之间、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之间、个人创作不同阶段之间语言和语义方面的对话。”③以诗集《恶之花》为例,这部诗集本身就是一本有逻辑有结构有头有尾的书,它根据内容和主题分属六个诗组,六个部分的排列顺序,实际上画出了忧郁和理想冲突交战的轨迹,反映出波德莱尔不同人生阶段的对话。诗集中有神、修士、波西米亚人、圣母、妓女等,又构成了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对话。另外社会现实对诗人的烛照,诗人对现实的反抗以及对乌托邦的向往、对哲思的不倦探索,又构成了三种世界即现实世界、想象世界和超验世界的对话关系。
2、互文性
互文性就是文本的“双声语”,它是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存在关系的特性,因此,互文性构成了两个或多个文本之间的对话。
互文性在波德莱尔的诗歌中有较多的表现形式,有直接引用他人言语或诗句,如《祝福》、《酒魂》;有用典,波德莱尔热衷于引用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中的典故,如《病缪斯》、《稻梁诗神》;有模仿,每一个创作者都不可能不受到别的创作者的影响,波德莱尔也不例外,他的诗作充满神秘感,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爱伦·坡的影子。
3、杂语特征性
巴赫金复调小说的杂语性概念指不同文体或语言风格的“喧哗”、“混杂”,这种不同风格的“声音”是不互相融合的。但波德莱尔的诗歌中也出现了不同文体或语言风格的混杂,有别于巴赫金的杂语性概念,它们之间不是彼此平行的,而是经常互相渗透甚至融合的,但这并不能泯灭其具有的杂语特征性,我暂且把它称为“杂语特征性”,这也是波德莱尔诗歌对话性特征的一种表现。它从两个方面体现了这种杂语特征性。
第一,是不同艺术形式的对话。这在《应和》一诗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
芳香、颜色和声音在互相应和。
有的芳香新鲜若儿童的肌肤,
柔和如双簧管,青翠如绿草场,
……
那样歌唱精神与感觉的激昂。”
诗歌中揭示了波德莱尔应和论的几个层面,其中就包括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应和。诗歌和音乐本来就有不解之缘,而波德莱尔又是最早对音乐感到强烈兴趣的法国作家之一,他的许多富于音乐性的诗,如《遨游》《秋歌》《阳台》等,都不止于音调悦耳、韵律和畅,而且更有一种内在的音乐性。这样,诗歌与音乐、诗歌与建筑、诗歌与绘画等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就构成了某种对话。endprint
第二,是不同艺术形式的对话。《恶之花》在创作方法上,继承、发展、深化了浪漫主义,为象征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由于波德莱尔对浪漫主义深刻而透彻的理解,在其中灌注了古典主义的批评精神,又使《恶之花》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彩。首先,《恶之花》保留了浪漫主义的基本主题,其孤独感、流亡感、深渊感、绝望感,流逝的时光,被压抑的个性及其反抗,对平等、自由、博爱的渴望,无一不带有浪漫主义的典型色彩。而它的现实主义成分则表现在题材的突破以及描绘现实的手法上,最后作为象征主义的先驱,他对象征主义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这三种不同的文体风格,相互渗透融合,呈现出一种杂语特征性。
二、对话意识产生的根源
(1)时代因素
象征主义是现代主义文学的起点,作为起点,它必然背负了旧时代的阴影又经历着新时代的裂变,诗人作为见证了时代更替的幸运儿,性格中被赋予了新旧的二重性,因此本身就携带了来自新旧两个时代的声音的碰撞和对话。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被认为是“第三级地震”④是“压倒一切的位移,文化的灾变,人类创造精神所造成的根本性的骚动——推倒了我们的信仰和信念中最稳固和最坚实的东西,把属于过去的广大地域夷为废墟。它怀疑整个文明或文化,并疯狂地另起炉灶……”⑤,旧的文明已经震颤,新的意识在骚动,象征主义一方面在反思,另一方面还在探寻,这就使得象征主义在诗歌的浪漫主义情怀下不忘现实主义的批判,并能手持象征主义的武器继续为真理而战。
(2)诗人因素
首先,任何创作者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受到前人的影响也对后人发挥着影响,因此其文本就必然体现出这种对话性。
其次,我们还需要从作者的创作思想中去挖掘。波德莱尔的“应和论”与其对话意识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波德莱尔既是诗人,也是批评家,“应和论”是其最重要的美学理论。“应和论”具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它虽不是波德莱尔的发明,但正是波德莱尔对这一古老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阐释,并投入到诗歌创作的实践中。“应和”原词是“Correspondances”,应和只是其中一种译法,还曾被译作《交响》、《相通》、《交感》、《契合》、《感应》、《冥合》、《通感》、《相应》、《对应》等,虽译法不同,但根本上都体现了一种对话关系,即有发出信息的一方,有回应的一方,构成了对话语境。波德莱尔作为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应和论”被某些论者称为“象征主义的宪章”, 象征一词的本意就沟通了两种东西,可以说是一种桥梁,它是构成对话或应和的媒介和途径,而视象征为生命的波德莱尔或象征派,其诗歌必然会具有某种对话性。而“应和论”则在对象征的强调中无意发展了对话意识。
国内外很多批评家对“应和论”进行过阐释,我认为,“应和论”想要沟通的有三种世界:现实世界/经验世界、想象/艺术世界与理想世界/超验世界。首先,何为超验世界,“超验”作为概念来源于康德,是指一种超越现实世界、超越感官经验、甚至超越艺术(想象)世界的观念。波德莱尔认为具体的意象不是诗人心中具体思想和感情的象征,而是一个巨大而又普遍的理想世界的象征,而现实世界只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不完美的表现。为了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过渡,象征主义诗歌中的意象常常晦涩含糊、神秘难辨,以使读者能够远离现实,直接感觉或触及理想世界。因此,艺术世界在现实世界与超验世界之间起到了一个过渡的作用,它是理想/超验世界的象征,是用现实世界中具体的意象构建出来的。三者之间是相互应和的关系:诗人通过现实世界的意象构建出艺术世界,这是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相互应和;而诗人希望读者透过艺术世界触及到意象所指的理想世界/超验世界,这是艺术世界与超验世界的相互应和,同时现实世界又透过它与超验世界相互应和。在这三个世界的范围内,“应和论”包含着很多的东西,我把它归纳为三种:①自然/物质/现实世界②感官/感知/艺术形式/艺术世界③情感/精神/理想世界/超验世界,在对话或者说应和的双方中,①②站在此端,②③站在彼端。这样一列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应和的两个层面:即①或②②或③,这也是其对话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在诗作中有着更为细致的体现,是构成诗歌具有多重对话性特征的根源之一。
[注释]
①②③史忠义.泛对话原则与诗歌中的对话现象[J]. 外国文学研究,2001,03:15-21.
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M]. 曾艳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01.
⑤Malcolm Bradbury and James McFarlane,eds. Modernism 1890—1903. Harmondsworth:Penguin,1976,pp.19—20.
[参考文献]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M].曾艳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2]恶之花[M].郭宏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3]走向对话[M].罗贻荣,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文新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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