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逑逑

　　摘要：

　　喜剧电影《私人定制》上映后曾一度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收获高额票房的同时却也不得不面对接连不断的负面评价以及批评。本文在论述喜剧的起源、喜剧的矛盾性要素的基础上认为：喜剧创作的难度远远高于悲剧，喜剧创作者面对内在与外在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我们对于喜剧性作品应该宽容一些。

　　关键词：喜剧；《私人定制》；否定讽刺；轻松欢愉；矛盾性

　　2013年年底最受关注的一部电影莫过于冯小刚的喜剧电影《私人定制》。这部电影从拍摄、宣传到上映的整个过程中都展现出其极强的“吸睛力”，在年末的贺岁档中更如“一枝独秀”，上映后票房一路飘红、连破纪录：4天即取得3.2亿票房。但是，与“高票房”极为不协调的事实是电影的口碑评价较低并且接连遭遇骂声，一边是“小品拼接”“内容俗套”“形式不新”“讽刺不足”等诸多负评，一边又是持续看涨的票房成绩，确实上演了“边骂边掏钱看”的怪诞性场面。其实，冯小刚自己也曾困惑：辛辛苦苦非常用心、非常认真拍摄的严肃主题的电影《1942》票房惨淡，“随便”拍的一部《私人定制》却能取得不菲票房。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让笔者不禁要问：中国当下的电影市场健康吗？正常吗？为什么会出现票房与影片口碑如此不对等甚至矛盾的现象？

　　实际上，如果细究票房与影片口碑不对等这一困惑性问题，自然要考虑许许多多非常复杂的一系列因素，并且也不能概而论之、总结出普遍性适用的结论。但是如果针对冯小刚导演的《私人定制》这部特定喜剧来思考，又可从中略窥一二，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众所周知《私人定制》是一部被定位为轻松搞笑的喜剧电影。在大众文化盛行的当代社会中，喜剧历来备受人们喜爱，影视文化创作也早已表现出娱乐化的倾向性。在新时期之初，电影主管部门曾坚定地认为中国电影要改造观众，要靠其深厚的内涵来“说教”观众……但是事实却是：“根据《中国电影年鉴》的统计资料，从1979年开始，中国电影观众以每年10亿人次递减”，[1] 国产影业由此陷入“经济危机”。这让影视创作者不得不重新考虑影视内容的生产并由此渐渐转入娱乐化方向，在中国也因此迎来了喜剧性影视作品创作的春天。

　　“喜剧”一词源于西方，在希腊语中“喜剧”的释义为“狂欢之歌”，因此，喜剧“应该是由祭祀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宗教仪式结束之后人们的狂欢歌舞演变而来”，[2] 也就是说，喜剧作为一种戏剧形态源于富饶的民间文化土壤，民间的祭神歌舞和滑稽戏为成熟意义上的喜剧发展提供了依托。著名文学批评家巴赫金就在其研究中将特定的喜剧对象同孕育、滋养它的民间诙谐文化联系起来，他认为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受中世纪民间狂欢文化的影响，因而体现了一种喜剧性特点与喜剧意识。巴赫金认为笑是民间狂欢文化的生命所在，“笑本身意味着亲昵化，它能消除严肃、僵化、刻板，拉近距离，取消等级，促进人们平等的交往”，[3] 因此，带有狂欢式的笑的狂欢节作为“与官方节日相对应”的节日，“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体现出一种（即便是暂时的）自由、平等的氛围，而正是民主、自由、平等的追求体现了人们原始生命力的爆发，是人性本能的一种追求。那么，脱胎于民间诙谐文化土壤的喜剧艺术，也因其具有狂欢化的色彩而必然包含有平等、自由的精神实质，这也正是喜剧艺术样式长期以来深受民间底层人民喜爱的深层原因。

　　笔者在梳理西方喜剧发展演变史的过程中发现，喜剧实际是一个相当庞杂的门类，且不说从功用上可以将喜剧分为抒情喜剧与讽刺喜剧、从高低层次上可以分为闹剧与严肃喜剧等分法，只说悲剧与喜剧这两大戏剧门类其实也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明确界限，所以喜剧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它只是一种相对的定义。从相对意义上来理解，喜剧基本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素：讽刺性和娱乐性。正如前文所论述，喜剧深受民间底层人民广泛喜爱的原因就在于它所具有的平等、自由、民主的内在意义。所以，当一个时代存在统治阶级霸权主义意识形态时，他们依靠特权制定社会规则强压大多数被统治阶级遵守，而自己却不一定遵守，在这样不平衡的状况下往往会出现一种反叛权威、挑战权力、蔑视等级制度的力量，他们否定现有的旧制度，讽刺现实的丑恶和缺陷，并在此过程中暴露现实存在的反常、不协调等可笑之处。但同时统治阶级也往往不会“示弱”，面对统治阶级的所采取的“高压”文化政策，反叛者只有借助表面温和、顺从的方式，借助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达到“间离的”、“陌生化”的效果，借助表面轻松的、欢愉的情节来实现内在的讽刺与批判，也就是说，喜剧包含有双重特质：它既有浅层的笑，又有深刻的讽；既可以调节氛围、放松人们身心，又可以映照现实、激发人们思考；它在娱乐中暗含批判、讥讽中获取欢愉。这一则轻松调侃、一则严肃否定的两个矛盾对立的要素彻底将喜剧推向一个矛盾性境地。

　　这一矛盾性境地进而造就了艺术家在创作喜剧性作品时难以避开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好“讽刺否定”与“轻松欢愉”两个方面？如果一部喜剧作品过多的强调娱乐性，一味的追求轻松搞笑，以单纯的调侃、恶搞为目的，那么其必然会走向喜剧的低级形态，更接近于通俗甚至低俗的闹剧，而不是一部具有深厚意义内涵的高级形态的喜剧；相反，如果一部喜剧仅仅追求其内在深厚的内涵，赋予自身难以承载的过多的意义价值，以严肃的说教来诉诸观众理智的思考，那么不仅喜剧最基本的“笑”的价值被抹杀了，而且喜剧所应有的批判性也在无形中被削弱。所以，权衡好喜剧固有的对立性的两个因素成为创作喜剧性作品的重中之重，而是否平衡、把握好双方也是衡量一部喜剧性作品优劣的标尺之一。但实际上，“如何平衡”的背后不仅仅是技艺水平高低的问题，更存在着“是否可以实现”的现实可能性的问题。

　　具体来说，相对于悲剧来讲，喜剧的创作更多需要创作者超拔的主体意识，需要更多独立的思考和智性的表达。尽管悲剧与喜剧的创作“都以超越现实与自我为目的，但二者的超越方式不同，悲剧是在抗争中以行动实现超越；而喜剧是在反思中以智慧实现超越”[4] 悲剧包含的是“悲剧精神”，喜剧需要的是“喜剧意识”，“喜剧意识”是“创作者以高扬的主体意识，以自己别具冷眼和清醒的理智……站在一定时代与社会的高度，居高临下的审视人类及人类社会的丑恶、缺陷和弱点”，[5] 这就要求喜剧创作者要有较高的主体意识、智慧力量与幽默精神。所以有人说：“人人可以成为好的悲剧作家，却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喜剧作家”。创作喜剧性作品需要更高的智性思考与表达，需要更娴熟的艺术水平造诣。另一方面，既然喜剧是对现有社会现象的“审丑”，那么现实存在的旧势力、旧制度自然不会被动被批、甘当“耙子”，处于统治地位的恶势力往往采取种种精细的“监视网络”，审查并严厉惩罚喜剧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反叛力量。因此，面对现实统治者的严酷打压，喜剧创作者通常要么以掩饰的方式，要么以削弱讽刺意义的方式来逃脱惩罚和报复，在这样的状况下，“可怜”的喜剧创作者就如同带着镣铐在跳舞，创作激情被束缚，智慧力量被遮掩，原本应该有的自然的、真实不做作的艺术创作优势统统消失，这些种种方面的因素怎能不影响喜剧作品的质量？努力平衡好“讽刺否定”与“轻松欢愉”两方面的现实可能性也因此而降低。

　　回到喜剧电影《私人定制》来看，影片大体分为三个故事段落和一个“独白”，主要涉及“权力”、“艺术”与“金钱”三个问题的探讨，最后影片的一小段“独白”是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影片的整体架构显然包含了内在的厚度与关注现实的广度，在喜剧反思现实的层面上达到了其应有的高度。比如第一个司机想要做领导的故事，影片通过形形色色的行贿桥段，来讽刺权力的贪婪以及群众中存在的不良社会风气，不仅话题内在戏剧张力足够，外在的故事创意点亦十足，能够引起普通大众的共鸣，更以深刻的见解与独到的视角来反思了当今官僚主义、贪污腐化之风盛行的弊病。有人评论说相比《甲方乙方》影片《私人定制》“笑”的力度有所削弱，但其实，无论是怎样的负面批评，不能否定的是冯小刚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好了“讽刺否定”与“轻松欢愉”两方面，尽管他讽刺批判的力度是有限的，尽管他喜剧笑的张力是削减的，但他至少完成了这种平衡，在现有制度和现实状况下完成了两者之间的平衡，已属不易。认识到这一点，是否应该停止那些负面的评价与骂声？是否应该多一点时间认真欣赏喜剧作品，留一点宽容给喜剧？

　　[参考文献]

　　[1]摘引自《中国当代电影史（1977年以来）》，陆绍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05页.

　　[2]摘引自《西方戏剧文化艺术论》，李贵森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33页.

　　[3]摘引自《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喜剧精神》，龙溪虎 王玉花，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10月.

　　[4]摘引自《喜剧意识：喜剧性的核心》，苏晖，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5期.

　　[5]摘引自《西方喜剧美学的现代发展与变异》，苏晖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