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华

　　摘 要：郭沫若留日小说与川端康成小说在基调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前者表现出焦躁忏悔的情绪，后者则呈现出氤氲哀婉的格调。究其原因，则发现二者有着相似的人生境遇，家庭压力与孤儿情结相对，时代困惑与国同殇相应。

　　关键词：郭沫若；川端康成；小说；基调

　　郭沫若和川端康成是东方同时代的重要作家：郭沫若（1892—1978）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川端康成（1899～1972）是同时代日本文学甚至东方文学的领衔作家，对这两个同期重要作家的研究本身就是文学研究不可错过的领域。而且二者创作的文化土壤还有过重叠，郭沫若从23岁到32岁、36岁到46岁长达二十年的日本生活，因此对二者比较研究颇具意趣。

　　一、郭沫若留日小说的基调：焦躁忏悔

　　郭沫若的留日小说是指他留学日本时期写的小说以及回国后写的反映日本生活的小说。这些作品时时表现出对生命现状的不满、不安、焦躁和忏悔。他笔下的情绪基本都是饱含激情、程度强烈，绝不平和轻柔。常常因穷困、漂泊而心急如焚：“饽馅，饽馅，饽馅……浮浪，浮浪，浮浪……浮浪的不安，饽馅的缺乏……”[1]p296《喀尔美萝姑娘》疾呼除了爱而不能的焦躁、无奈：“我终竟是人，我不是拿撒勒的耶稣，我也不是阿育国的王子，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爱欲的追求，你不能说我是没有这个权利。我抛别了我的妻儿，我是忍心，但我也无法两全，而我的不负责任的苛罚，我现在也在饱受着了。”[2]p212创作枯竭、江郎才尽之苦、压力不断袭来，陡增焦躁情绪：“他从事文笔的生涯以来，海外的名家作品接触得愈多，他感觉着他自己的不足愈甚。他感觉着自己的生活太单纯了，自己的表现能力太薄弱了。愈感不足，他愈见烦躁，愈见烦躁，他愈见自卑。”[3]p249

　　焦躁之后，便是无尽的自我忏悔。“我心里在忏悔，我很想跑去跪在我女人的脚下痛哭一场，忏悔我今天对于她的欺罔。”[2]p214 “他忏悔着想去向他的夫人赔罪”[4]p196“我的良心又来苛责我来了。”[2]p219 “他坐在人力车上一路只是忏悔”[3]p257暗自在心里发誓：“我是要做我爱人的丈夫，做我爱子的慈父”，哪怕“当讨口子”，哪怕“死在海外也可以”。

　　二、川端康成小说的基调：氤氲哀婉

　　相对于郭沫若的万般焦躁和忏悔而言，川端康成显得平和得多。他的作品的情绪故然少了一些激烈焦虑、埋怨忏悔，却多了几分哀婉，这种哀婉好似不明显的，但却缭绕于作品的首尾、会同在人物的命运之中、浸染着人物的心灵。《雪国》、《古都》、《千只鹤》、《伊豆的舞女》以及一系列掌小说都是如此，难怪学者高慧勤专门编有《川端康成·哀婉小说》这一集子。《雪国》中岛村对付生浮若梦的感叹，驹子爱而不得的怨愁，叶子与意中人生死两茫茫的忆念，再辅之以雪国清寒景象，使全书充溢着悲凉、哀婉的基调。《古都》中千重子自始自终对命运的无奈和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也时刻缠绕在作品之中。《千只鹤》中菊治迷乱的生活，也蒙上了一层浓郁的哀愁。《伊豆的舞女》中的一片纯情，也在离别中染上了哀婉的格调。

　　氤氲哀婉是川端康成不同于郭沫若的生命格调。他的创作常常伴随着一种忧伤和凄楚的情调，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川端式”的感伤抒情的倾向，在作家心里潜流着孤独、寂寞、忧郁、脆弱、多愁善感，甚至神经质。他那忧虑伤感的情绪，并不是大起大落地宣泄、倾泻出来的，而是在平淡的叙事、写情中尽情地渲染，在清清淡淡、朦朦胧胧的点划下给人似幻如真又如梦如烟的感觉，这就使他那幽怨的思绪罩上缕缕氤氲的轻纱，这种幽怨又融入自然景物之中。即“川端式”的哀愁，是婉转的、淡淡的、纤细的，却又是实在的、可感的、挥之不去的，与人物生命融为一体的。

　　三、不同基调背后的共同根源：多劫人生

　　郭沫若留日小说以焦躁忏悔为基调，不同于以氤氲哀婉基调的川端康成小说。但不同基调背后的根源却有着相似之处，这就是二者共同经历了人生的劫难。

　　郭沫若面临的家庭压力：在他的小说中， 主人公身兼多种角色，然而没有一种角色不带给他痛苦和自责，多种角色相互缠绕的痛苦压抑使他倍感身心疲惫，自己身在其位却不能谋其职的现实使其痛苦、焦躁、忏悔。作为儿子，他被迫违背慈母的叮咛， 多年有家不能回；作为丈夫，他未能给妻子解决衣食的担忧，还让她一个弱女子携带三个幼子经受海行的颠簸；作为父亲， 他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物质给孩子提供较好的成长环境。

　　郭沫若深陷时代困惑：他的留日小说，从整体上反映了五四前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普遍的生命状态和生命体验：“袋里无钱，心头多恨”，他们愁穷、忧个人前途、虑民族命运、苦民族歧视。“他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生活拮据，朝不保夕，时时为房租、衣食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愁眉苦脸，他们受到儿女拖累，寝不安席，为生计撰文也无安静环境；他们漂泊流浪，寄人篱下，遭人歧视，妻子抱怨，时时闹起家庭纠纷。”[5]p310-311

　　川端康成的孤儿情结：他自幼失去亲人，在寂寞孤独的环境中长大。“我的祖父死于大正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在祖父死去之前，祖母在我八岁时去世，母亲在我四岁时去世，父亲在我三岁时去世了。我惟一的姐姐寄在伯母的家里，在我在十岁的时候死了。我的记忆里留下来的直系亲属只有我的祖父。这种孤儿的悲哀从我的处女作就开始在我的作品中形成了一股隐蔽的暗流，这让我感到厌恶。”[6]p16作为孤儿的寂寞、孤独的人生体味，失去家庭温暖、漂泊无着的哀伤和幽怨，成为他许多作品中的一道情感的潜流，贯穿他创作的始终，人们称之为“孤儿情结”。

　　川端康成与国同殇：他的一生经历了关东大地震、日本无产阶级运动、太平洋战争、战后的萧条与复兴等重要而动荡多变的时期，这些对他生命观具有深刻影响。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川端在《哀愁》这篇散文中感慨道：“战争期间，尤其是战败以后，日本人没有能力感受真正的悲剧和不幸。我过去的这种想法现在变得更加强烈了……战败后，我一味回归到日本自古以来的悲哀之中。我不相信战后的世相和风俗。或许也不相信现实的东西。”[7]p146

　　四、结束语

　　郭沫若的留日小说和川端康成的小说在表现个体生命的状态时，小说基调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焦躁忏悔与氤氲哀婉。这正体现不同作家的生命体验、生命意识同中存异的状况。探讨、比较二者小说的基调，有利于分析他们各自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里，人生境遇、人生观、世界观与艺术审美倾向、文学表现的互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郭沫若.行路难[A].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296.

　　[2]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A].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212，214，219.

　　[3]郭沫若.漂流三部曲[A].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249，257.

　　[4]郭沫若.万引.见：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196.

　　[5]靳明全.文学家郭沫若在日本[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310-311.

　　[6]川端康成著；叶渭渠主编.川端康成-独影自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6.

　　[7]川端康成.哀愁[A].见：川端康成著；叶渭渠译.美的存在与发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