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

　　

　　很多人会好奇，是什么促使一个作家决定动笔写一篇小说的。对我来说，我希望能够和小说里的主人公共情，我把这个称为“情感的支点”。

　　必须承认，我们总是了解一些人比了解另一些人多。每天浏览社会新闻，我们会发现里面充斥着人间悲剧。但我们的同情不能均分，总是同情一些人比同情另一些人多。这就是我们的狭隘。可很多时候，狭隘比包容更有力量，因为狭隘是激烈的，狭隘可以确立信仰。

　　现在我们承认了自己的狭隘，承認了只能把感情放在一部分人的身上。为什么是这一部分人呢？或许因为境遇相似，也有可能在他们身上被揭示的情感，正是我们情感的暗面。还有一些时候，我们根本说不清楚为什么，因为情感不总是具备逻辑。写小说的过程，也是发现自己的过程。情感的指南针指引着我们，从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是在依循主人公的探险旅程前行，然而事实上，这同时也是作者认识自己的旅程。

　　举个例子来说，年少时读《包法利夫人》，虽然无论从什么角度，我都不赞同爱玛的选择，她自私虚荣、声名狼藉，一生就是一个悲剧，但是我并不觉得她不可理喻。恰恰相反，那种自我毁灭中所蕴藏的激情与能量，竟然是被我暗暗肯定的。在那个互联网还不普及、我们不能轻易为自己找到同类的年代，我对她的同情曾经严酷地折磨着我，成为青春时代里一簇隐秘的恐惧。那时我就感觉到，当你理解、同情和接纳了那些违背了社会规范的人物时，你会感到一种道德的压迫。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可能更需要“情感的支点”，它捍卫着作家的真诚。如果你接受它的指引，它就会为你屏蔽掉那些喧嚣的声音，帮你找到那些真正可以投入感情的人物，就算他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也无所谓。

　　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起源于一篇新闻报道。新闻报道里的事实是，一个因为偷情而破产的女人，最后吞砒霜自杀了。据说写这本书的时候，福楼拜曾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对他的朋友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句神秘而癫狂的创作感言，在后世被阐释出各种各样的含义。对我来说，它是对“情感支点”的一种确认。你选择把情感支点放在那些和你连接最多的人物上，在创作中，很可能就会迎来这样一个时刻：你可以像福楼拜一样发出幸福的呼喊。那一刻，是你和你的人物灵魂重叠最多的时刻。不管小说最终的结果如何，对你自己来说，已经完成了最充分的表达，你可以开香槟庆祝了。

　　（ 张秋伟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顿悟的时刻》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