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确实属于一种夸奖的话,那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确实常常得到这样的夸奖。
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都是老师眼中理所当然的好学生,同学家长眼中理所当然的“别人家的孩子”。小学毕业前夕,我作为值日生去打扫校荣誉室,里面满墙的奖状、锦旗,我看了看,几乎每一项荣誉的取得都有我的参与;初中毕业,我的中考成绩排在全市前五名,几所重点高中随便挑;高中毕业,高考成绩也是意料之中地好,搞得班主任直后悔不该图保险把能加分的市级“三好学生”的称号给我,如果给了别的同学还能再提高一点升学率。几乎每次开家长会,爸爸妈妈总被问及:“您是怎么教育孩子的?”通常,他们会一边故作矜持地谦虚几句,一边绞尽脑汁地编几句所谓教育经验,以防有故意不与人言的嫌疑。但其实,父母并没有什么经验可供学习,在他们看来,我似乎是那种天生不必大人操心的小孩。
但作为“别人家的孩子”,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都未必看到我在努力满足成年人期待的同时,也在偷偷固守着自己的小世界。今天,我更想回忆并记录的,反而是一个带引号的“别人家的孩子”,一个不太合格的“别人家的孩子”。
不写作业、装病不上学、请假出去玩、帮着别人作弊……这些理应是“坏孩子”的劣迹,我这个“别人家的孩子”都干过。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生的课业负担远没有现在这样重,可每天抄写字词、演算习题,这些重复性工作在一个小孩看来,仍旧是可怕至极。我经常一边抄写,一边腹诽:“这些我写两遍就已经学会了的东西,干吗要没完没了地写下去?”有时候当天留的作业有不少和前一天的作业内容重复,于是,我会仗着自己在老师心中留下的“永远认真完成作业”的好印象,偷偷把作业本上前一天有老师批改打分痕迹的那一页(通常都是作业的最后一页)撕掉,保留前面与今天作业一样的部分,只写最后一页,第二天当作新的作业交上去时,竟屡屡成功,从未露馅。不知道是我改头换面的技术真的高超,还是老师从未料到如我这般的好学生也会搞如此的小动作。
大概每个“好学生”都被派过这样的任务,和“差生”做同桌,要“一帮一,一对红”。我被派去帮助好几个留过级的同学,他们除了功课差一点,其他都挺好的,体育好(这是我自小就最羡慕的)、动手能力强、讲义气等等,不一而足。我唯一要帮助他们的就是提高成绩,平时讲例题、提醒上课听讲、督促课后做作业,这些都不在话下。到了考试的关键时刻,我还会把做好的试卷特意往旁边挪一挪,以便有人临时需要“参考”。这可是关系到成绩出来之后,这些“差生”会不会被老师请家长的大问题,现在不两肋插刀,更待何时?所以,被我“帮助”的同学成绩总会提高一点,老师很满意,还会表扬我们。如果那时候知道成绩是这样“帮”出来的,老师估计会被气歪了鼻子。
在平坦也平淡的初中阶段,除了些许“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烦恼,我还是那个按部就班的“别人家的孩子”。少了些小学时蔫蔫的淘气,倒并不是因为我有多懂事了,只是觉得小时候的那些营生已太过幼稚,何时才能经历些不寻常的事呢?
后来我进了高中,倏忽间感觉自己已经是个能做主的大人了,对父母的唠叨、老师的要求,嘴上答应得痛快,可心里有120个不愿意,总觉着按自己的想法来才是好的,无比期盼着有机会能放飞自我。终于,高二的下学期,八九个同学纠集在一起,策划了人生中第一次没有老师、家长带着的,完全独立自主的“走向远方”。
期中考试前,我们就计划在最后一科考完当天去登泰山,一览众山小,多么意气风发!我们提前买好了火车票,向家长报告的是“大队人马集体出动,完全没有安全问题”。整个期中考试,我们都处在一种莫名的兴奋之中,最后一科是数学,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提早交了卷,打起背包就出发。从石家庄到泰安,一夜火车倒也顺利,早上到达的时候,天气好极了。我们从山脚下的岱庙游起,走走看看,从清晨到傍晚,终于登上了南天门。迈上最后一级台阶,背包一扔,回首向来踏过处,顿觉人生得意不过如此。那是我迄今唯一一次全程徒步登泰山,如今即便再有機会,恐怕我也没有那样的脚力了。第二天一早,日出东方,我们雀跃着留下了一张合影,尽管摄影的技术很差,万道霞光的背景上,每个人的脸都黯淡模糊得一塌糊涂,但青春朝气还是止不住地透了出来。
几天后回到学校,期中考试的成绩公布,我们几个人的数学成绩,齐刷刷地没及格——很明显,答题的时候心思早飞越千山向东岳了。老师望向我们几个,特别是望向几个“好学生”时的表情,简直是痛心疾首。我垂头丧气了没一会儿,转眼心底那点儿窃喜又冒出来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完成了一次“壮举”。
高中时,我还创造了一项自己的人生“壮举”,只是如果放在档案里,那恐怕算是污点。那是1988年,夏季奥运会在韩国首尔(时称“汉城”)举办。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第一次出征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大放异彩,自然使国人对汉城奥运会寄予厚望,我们这群正值花季的少年更是热血沸腾。汉城奥运会的开幕式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很多同学早就计划一定要看电视直播,可那时候我们已经进入高三了,要旷课去看电视?简直是天方夜谭。当天一早,年级主任就在各班巡视,严防死守,预防学生溜号。可学校越是这样,越是激发了我们反叛的劲头,越是一定要达到目的,甚至把这当成了一个有趣的斗智游戏。现在我已记不清到底采取了什么手段,总之最后我们“胜利大逃亡”!
当大家聚集在一个同学家里,一起为《手拉手》的旋律激动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迎接我们的将是何等严厉的处罚。下午,一到学校,班主任就宣布,所有旷课看电视的同学必须写深刻的检讨,第二天在全班宣读,通不过就不允许上课。我至今仍记得班主任看我的眼神,大概他很难相信如我这般的“好学生”竟然也如此大逆不道。于是,我写了人生中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检讨书。为了过关,我在纸上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可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我们没错,对奥运会的关注难道不是比一两节课更重要吗?它可以让我们看得更远、想得更深、眼界更广,而不仅仅着眼于书本。当我为奥运欢呼喝彩的时候,我可是在领略全人类的宝贵精神啊。
这份检讨书最终还是没有派上用场。也许是因为当天旷课的同学太多,法不责众;又或者学校也觉得与其责罚不如引导。我就此更加认定了自己的“正确”,并把关心奥运会当作每天除功课之外的第一要务。只是没想到,那一年的中国代表团惨淡地“兵败汉城”,李宁从吊环上踉跄落下时的落寞眼神是我对1988年最为深刻的记忆,自然也有“旷课等来的却是这种结果”的不甘。不过,也就是从那一届奥运会开始,中国人开始学会更理性地看待奥运会,学会更加注重奥运会的精神而不仅仅是金牌。这个国家也在成长,就像我们这些少年一样。
当年,我一直在努力做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只是不想让这个光环变成枷锁,不想丢掉一点自我的小快乐,不想未来的人生都由别人来规划和书写。况且,那时候我便隐隐觉得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也会有很多毛病,被夸奖的次数多了难免骄矜,被纵容惯了难免自私,被期望高了难免失意。幸好,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还有如许斑斑劣迹,它们平衡了我的成长,没让我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