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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古人画像是否和古代人长得差不多，有几个要点。

一、画师与画中人是否见过面

　　最为重要的就是画中人和画师是否处于同一时代，即二者是否见过面。

　　这一点尤为重要，可以说是后续一切评判标准的先决要素。

　　倘若二者是处于不同朝代的“神交”，则该画像的写实程度十有八九不高。因为没有真实的“模特”，后世画师在作画时只能依赖于文字记录。而古文简练的记录中很难留下对人的面部特征具体的描述。

　　此类画像的典型代表就是我们中学课本中最著名的杜甫和李时珍形象。

　　1952年，周恩来总理收到莫斯科大学来函，希望中方提供素材，以完成其大礼堂的世界各国科学家拼贴像。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认为，李时珍和祖冲之最为合适，但遍寻汇集古人画像的南薰殿和《三才图会》，都没有找到这两位科学家的画像。

　　周总理发出指示：“画历史人物，找蒋兆和。”于是身为徐悲鸿弟子的蒋兆和接下了这项任务，他先创作的是李时珍像，结果遍寻古籍，也只找到《本草纲目》中描述李时珍容貌的8个字：“晬然貌也，癯然身也。”翻译过来就是面目温润端庄，身材瘦削。这些信息也只能勾勒出一个大框架，并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蒋兆和想到了一个方法。既然没有真实的模特，他便用同样职业背景的人作为蓝本来创作这个人物。

　　恰巧他的岳父是一名老中医，且面目身材和《本草纲目》中形容的也差不多，本着“天下老中医都差不多”的思路，蒋兆和按照其岳父萧龙友的形象“创造”出了李时珍。

　　此门一开，便一发而不可收。创作祖冲之像的时候，考虑到祖冲之不仅是数学家还是天文学家，蒋兆和选择的人物原型是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

　　而创作中学课本中的杜甫时，蒋兆和在画像题款处写道：“我与少陵情殊异，提笔如何画愁眉。”

　　他认为自己年轻时贫困奔波的境遇和悲惨的杜甫如出一辙，于是他选择将自己作为蓝本。所以我们看到的杜甫像的原型，其实是蒋兆和本人。

　　更为夸张的是《三才图会》，这是一部由明朝人王圻及其儿子王思义创作的人物图集，这本书中所绘的人物历史跨度非常大，从上古的盘古一直到明代的海瑞。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他们采用了批量生产的路子，目的是只要画出来就行，至于真人是否长这样全然不管。

　　这样一来，便出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场景，无数古代人物在他们的笔下都成了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倭瓜脸+肿泡眼是基础框架，配上不同的帽子和头巾，搭配不同的发型和胡须，就产生了不同的人物，但是他们看起来真的是同一个人……

　　这种情况下绘制的古人画像，如果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固然是“别具匠心”，但是从人物写实的角度来看则完全不可信了。

二、何人所画，技法如何

　　古人画像与真人是否一致，其次要看画家的作画技法如何。如果采用传统国画技法，则偏重写意，很多国画主题的人物图并非人物特写，而是以风景为主，人物为辅。此类画作对于人物的描绘，主要体现在“气韵”上，至于是否写实则没有那么重要。

　　譬如清代工笔画家吴谷祥善画工笔仕女图，然而他笔下不同场景中的女子基本长着同一副模样，这样的古人画像从写实的角度来看自然是不可信的。

　　在对人物的精细刻画方面，明朝时引入的西方绘画技法至关重要。融合了西方人物画技法并开创了“波臣画派”的曾鲸的作品便是其中的代表，其画作中的人物神态形貌迥异，且面部细节翔实。

　　这一类写实作品的代表还有著名的《明人十二像》，此套肖像图描绘了汪庆百、何斌、徐渭、徐应登、李日华、刘宪宠、刘伯渊、童学颜、罗应斗、葛寅亮、王以宁、陶崇道12人，他们都是明朝万历、天启年间江浙地区的官员。虽然作画者如今已不可考，但是从画风来看，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波臣画派”的影响。其逼真程度让人恍惚间有了一种是明朝官员“工作证件照”的感觉。

　　此类画作描绘对象为社会名流或者一般官员，画家作画时没有什么压力，且采用偏写实的绘制技法，这一类的古人画像的可信度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