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肖斌

　　如果算工龄，敦煌研究院年轻的壁画修复师李晓洋的工龄可以从学龄前算起。出生于1989年的他，还没上学时就跟着修了一辈子壁画的爷爷李云鹤到处跑。只不过那时候，爷爷修着，他看着。现在，85岁的李云鹤还坚持工作在一线，年轻人也成长起来了。

　　壁画修复第一课：和泥巴

　　2011年，22岁的李晓洋刚刚从国外留学归来，就进入敦煌研究院，成为一名壁画修复师，工作后的第一课，是学习“和泥巴”。这对一个手工基础只有小时候拿小木条拼小汽车的年轻人来说，并不容易。

　　“壁画修复工作太细致了，我们队里不雇工人，什么活儿都要自己做。”李晓洋介绍，大部分地区制作壁画地仗层（壁画由3个部分组成：壁画的支撑结构——墙壁或岩壁，地仗层——又叫灰泥层，颜料层）的原料都是当地取土，修复师们本着“最小干预、最大兼容”的原则，选择的修复材料必须和原有的材料最大限度地保持一致。

　　这用行话来说，就是要“掌握泥性”——泥的干湿度怎么样，什么样的干湿度能做什么东西，一层泥补上去多久才能接着补下一层，泥里沙土和纤维的比例……经验丰富的修复师，只需拿一把小修复刀在泥上划一下，就能知道这些泥合不合格；而修复大师只要拿手一摸，就知道这些泥的比例如何。讲到这里，李晓洋不好意思地说：“我还做不到。”

　　在工作的前两年，新人李晓洋跟着9个人组成的修复小组到甘肃甘谷的大像山，不能也不敢直接上手修国宝，就给组里打下手——和泥巴、剪麦草（麦草是做地仗层的纤维材料，需要剪成1厘米左右长）。

　　“这对我其实是件好事。我是一个比较好动的人，业余爱好是户外运动，而修复壁画是特别安静的工作。和泥巴就能让我动一动，搬搬泥巴，加加水，让师傅摸一摸，师傅说不行，我就重新加水和泥……在这段过渡期里，我见识了壁画修复，也磨了性子。”李晓阳说。

　　由于人才紧缺，敦煌研究院的壁画修复师们不得不满中国跑着修。工作到现在，李晓洋已经去过甘肃甘谷大像山、河北曲阳北岳庙、河北石家庄毗卢寺、山东泰安岱庙……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两年，两地无缝衔接，没有一天是闲的。

　　当然，李晓洋“和泥巴”的水平也是与日俱增。在修毗卢寺壁画时，一个当地人问他们：“你们修复用的泥和原本的老泥能结合吗？20世纪80年代有一些民间自发的修复，那会儿补上的泥和老泥很快就分层脱落了。”事实证明，敦煌研究院团队做的泥，和老泥结合得非常好。

　　壁画修复师们不分工种，每个人都要掌握修复的每一个步骤，在任何人离场的情况下，工作都不能停。“干这一行，既是泥匠，又是木匠，更是电工，还要懂力学，该懂的都要懂。如果现在把一个文物本体摆在我面前让我修复，能不能从头到尾做下来，我还是没把握。要做一个合格的文物修复师，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经验。”李晓洋说。

　　全家一起修壁画是怎样的体验

　　李云鹤和李晓洋，祖孙俩的人生轨迹有一种神奇的呼应。

　　1956年，24岁的李云鹤还在山东老家，刚从学校毕业，响应国家的号召去了西北。本来目的地是新疆，因为想顺道看望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舅舅，就在敦煌停了一下。这一停，就是60年。

　　2011年，22岁的李晓洋从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室内设计专业毕业，本来还想在国外再待两年，但护照到期，得回国换护照。这一回国，再也没离开。“就像一种安排，让我走上了这条路。”李晓洋说。

　　现在，李晓洋和爷爷、叔叔都在一线修复壁画，爸爸也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李晓洋说：“我们在爷爷奶奶家吃饭，饭桌上就聊壁画修复：‘哎，前两天那个壁画的那个部位是怎么弄的？然后全家开始讨论。有时吃完饭散步，爷爷就一边走一边给我讲。”

　　“在工作前，我都不相信爷爷是会发火的人。”李晓洋说。从小到大，爷爷从来没在生活中说过他一句；但在工作的第一年，爷爷第一次训了他。

　　2011年12月，李云鹤带队的甘谷大像山修复组因为天气寒冷暂时停工，回到敦煌研究院。为了不浪费时间，老人就培训新人怎么做石膏翻模，李晓洋也在其中。第二年的3月，工程复工，需要石膏翻模，结果几个年轻人全忘了。“爷爷挨个儿批评我们：‘怎么这么不用心！”李晓洋说，“一边批评，一边现场又教了一遍。”

　　其实，李云鹤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直到现在，老人仍然戴上头盔和手套，跟年轻人一起爬20多米高的脚手架。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都叫他爷爷，不明真相的外人乍一听都很惊讶：“李老师，您怎么这么多孙子啊！”

　　李云鹤经常给孩子们讲以前的事：20世纪50年代后期，自己刚来敦煌不久，院里请来一位捷克专家做指导，但这位专家觉得敦煌条件太艰苦，没待多久就走了。李云鹤特别遗憾，只好揣摩捷克专家留下的一些工具，摸索适合莫高窟壁画修复的新方法。

　　在20世纪60年代，李云鹤修复了敦煌莫高窟第161窟的壁画，此后他每年都要去那个窟——他想知道，自己在修复壁画的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和工艺能保持多久——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间证明当年的修复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现在，敦煌研究院的文保中心有60多人，1990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占到1/3。年轻一代有了更多中外交流的机会，敦煌研究院长期和日本、英国、美国等国的研究机构进行合作与交流。年轻人的观念也更加开放，常会主动研究新材料和新工艺。但李晓洋深知：做文物修复，不仅是创作，更重要的是保留，即使创新也要在“守旧”的基础上，“能用木楔子的地方，绝对不能用钢钉”。

　　曾有人建议他们用3D打印技术修复文物，比如佛像的胳膊断了，可以3D打印一个，肯定比人手操作精准，但最终，修复师们没这么干。李晓洋说：“这样做的确是复原了，但会对后人的文物研究造成障碍。创新的材料和工艺，可以在做复制品时尝试使用，对文物本体的修复，我们还是坚持用传统工艺。”

　　修复前后的照片对比，让你觉得值，没白干

　　作为一个资深“跟班”，李晓洋清楚地记得，1998年的夏天，爷爷在甘肃武威做天梯山大佛的复原修复工程，暑假里他就跟着一起去。那尊佛像特别大，成年人站到跟前还没佛像的一只耳朵大。李晓洋跟着爷爷，吃住都在工地上，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房子就搭在悬崖下，刮风漏风，下雨漏雨。

　　“很多文物点离市区相当远，水电供应都很费事，有的地方还要搭帐篷。尤其是新疆克孜尔石窟，爷爷去修的时候，周围连一棵树都看不见。”李晓洋说，“现在条件好多了，但修壁画仍然是个苦活儿：修墓室壁画，阴冷，地面能渗出水，待久了关节疼；在高原地区修壁画，一修就是好几年，留下高原后遗症；即便最普通的地方，修复现场也是尘土飞扬。有一次修一座佛像莲花座下的坤门，那么大一个泥块，搬起来都很费劲，打磨后，全身都是土。”

　　河北曲阳北岳庙，是李晓洋真正开始修复壁画的地方。2012年8月他刚去时，庙中德宁之殿墙上的壁画几乎完全被浮尘遮盖，站在殿中央，往左右看，都看不清有画。修复团队搭了4层高的架子开始工作。他们的敌人有粉尘、蝙蝠粪、破碎的砖，还有闷热的天气。“每天就在架子上待着，一坐一天，越高越热，没有一丝风，下班回去，衣服脱下来能拧出水。下雨更糟糕，进殿的石板路上，能看见热气蒸腾。”李晓洋说。

　　修复工作完成后，北岳庙的一位工作人员激动地对李晓洋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清晰的画面！”

　　对李晓洋来说，工作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做修復对比的时候。修之前，拍个照，修完后，以同样的角度再拍个照：“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不用PS，那种震撼，让你觉得值，没白干！”

　　李晓洋说：“能修壁画，我很幸运。我有幸看到、摸到传承了几千年的艺术品，就更要沉下心，拾起这门手艺。”

　　“什么是工匠，其实就是时间。”这个道理李云鹤懂，李晓洋也开始了自己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