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当代著名诗人思岑斯贝格的稿费标准是:一首诗,无论长短(他没什么太长的诗),3000马克(约合人民币1万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的稿费标准让中国诗人羡慕不已。目前中国的诗歌稿费极低,即使但丁那样的诗人,如果他生活在当代中国,凭他的《神曲》,他也只能一次性拿到6000马克(约合人民币2万元)左右的稿费(如果他拿版税则另算)。《神曲》长14233行,中国的出版社将这个行数换算成43万字,这是散文字数的算法。如果按一般杂志15行等于1000字的算法,那《神曲》应该约等于100万字,稿费可以拿到1.3万马克的样子,约等于6万多元人民币。如果但丁不买房子,同时不吃不喝,这点儿钱够他买辆小奥拓的!想到这儿,我好像忽然看见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但丁开着辆小奥拓在北京城里东跑西逛。
因此,在目前的中国,诗人不可能靠写诗活命。他们也不可能靠朗诵来赚外快,因为没有人愿意掏钱专听诗人的朗诵。在德国,诗人朗诵一次至少可以收入300马克,在法国,诗人朗诵一次的收入大约是2000法郎,在加拿大,大约是500加元,在美国不会少于300美元。这只是个大概的数,各朗诵会由于组织者不同而付给诗人的报酬各异。瑞典诗人布鲁诺·K.欧叶1998年来中国访问时,曾建议与中国诗人一起搞一次诗歌朗诵会,听众需买票入场,一张票卖200元人民币。他的这一建议被在场的中国诗人婉拒。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这样的土壤。在目前的中国,既然诗人不可能靠写诗活命,不可能靠朗诵挣钱,那么他们能不能受到教育体制的庇护?在欧美的大学里,存在着驻校诗人或驻校作家的制度,一位诗人可以凭其诗歌创作获选在某大学里衣食无忧地生活上一年半载。但是在中国,一位诗人即使在大学里执教,那也不是出于他写诗的原因。作家协会虽然在各地设有创作基地,但能够进入创作基地的人还是太少,而对于那些自由写作者,这类创作基地几乎与他们无关。而且,即使你是一名作协会员,即使你有资格进入那些基地,你也不可能为你的某本诗集从国家申请到一笔写作基金。自然科学家、人文科学家,都能从国家那里申请到钱,但你是诗人,你申请不到。因为诗歌不是“科学”,不能“建设”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好意思说咱们是生活在一个“诗国”吗?美术界、电影界、音乐界的艺术家慢慢学会了如何走向国际,如何从国外拿奖,如何从国外争取到钱,如何把自己的作品卖给外国人,但诗人无法做这种梦。就国际市场而言,他们的作品必须依据翻译的中介,而且西方也没有那么多读诗的人。就国内市场而言,他们太精英或者先锋;如果他们既不精英,也不先锋,他们连不掏钱的听众也争取不到。而那些挣钱的朗诵会肯定与当代写作或当代写作中最活跃的部分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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