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新周刊》杂志最近做了一期有关成功的专题，指出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在我看来，这里的三粒毒药实际上是两粒。如果将成功学与消费主义合二为一，就是流行性物欲症。

　　什么是物欲症？《流行性物欲症》一书的作者格拉夫等人对比进行了很好的剖析。在中世纪，欧洲人的精神支柱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里，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便是超级购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在意志力方面纷纷丢盔弃甲，丧失了免疫力。

　　不过，在欲望高涨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自己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过得赶不上邻居。

　　关于这一点，相信不少中国人深有体会。如《新周刊》杂志中所说：“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上百万的年收入，如果你没有成为让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有人将中国人分为两种：一种已经做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自然想着有房子，身心焦虑当属正常；奇怪的是，有房子的人同样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着更大的房子，如果周围能有一片牧场更好。

　　物欲症对美国社会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学者康斯特勒说：“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从公民转变成了消费者。”大家想到的是“独自打保龄球”，而将公民责任扔到了一边。与此同时，贫富分化使个人阶层重新出现。康斯特勒又说：“伴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低三下四的经典姿势偷偷摸摸地回来了。”每个人都擅长谋生，却不会享受生活。

　　最关键的是，物欲症偷走了人类的时间。美国人不会认同欧洲人的闲适生活，因为他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了金钱。人类学家英格力希·鲁克说：“从表面上看，一个3岁的孩子似乎与我们的文化没什么联系，但当这个孩子回过头对他的妹妹说‘别烦我，我正忙着呢时，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起早贪黑，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斯梦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人被物奴役，人被物谋杀。

　　不断地更新换代同样让人们患上了“喜新厌旧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观点感染了每一个人。正因为如此，有人满怀乡愁——回到原来的价值观，长久地住在同一套房子里，长久地保存重要的东西并且彼此珍惜，因为这已经是一种稀有的生活。

　　广告正在占领世界的每个角落。在创富榜与成功学的催眠之下，人们渐渐丢失了朴素生活带来的乐趣，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怀念那位与他们隔着时间与空间的梭罗的原因。在瓦尔登湖畔，这位离群索居的思想者说：“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什么是人类当下的困境？在此不妨重温一下“梭罗悖论”：“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会被人看作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会把他看成勤勉进取的好公民。”接下来的问题是，到什么时候，大地才能繁花四起，古木才能撑起穹隆，我们才能自由地徜徉在梭罗的那一片森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