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宁乡花鼓戏形成于清朝中叶，有近两百年历史。文章述说了宁乡花鼓戏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轨迹，宁乡花鼓戏的发展现状，对保护传承宁乡花鼓戏作了可行性思考与研究。
〔关键词〕宁乡花鼓戏 形成 现状 保护 传承 研究
宁乡花鼓戏，因以宁乡话为语言对白，唱腔音乐具宁乡特色，建立起表现具有宁乡生活气息的剧目体系和表演个性的演员队伍等因素，才被称作“宁乡花鼓戏”[1]。音乐淳朴，唱腔乡土味浓，承载着宁乡的历史、生活、习俗，流传于宁乡、益阳、长沙，有200年历史，为长沙花鼓戏剧“五路”流派之一。
一、宁乡花鼓戏的形成及其发展
宁乡花鼓戏，俗称“打花鼓”“竹马灯”“花鼓灯”。清同治六年（1867年）《宁乡县志·风俗志》记载：“上元灯有狮灯、龙灯、鱼灯……男女妆唱插秧采茶等曲，曰打花鼓。”打花鼓起源于祭祀仪式中的民间歌舞，人们击歌跳舞以驱邪避祸，祈福禳灾。角色小丑、小旦出现在简单又有故事情节的民间舞蹈、山歌表演中，形成了以小丑、小旦表演的“二小戏”，又称对子花鼓。这是花鼓戏的雏形。随着地花鼓反映生活的扩展和艺术形式的增加，在“二小戏”中加入了小生角色，地花鼓渐渐脱离了歌舞演唱的旧套过渡到了“三小戏”，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花鼓戏。宁乡正调、学钱调等曲牌逐步完善，《讨学钱》《耍金扇》等小戏剧目逐渐产生了，从民谣、民歌、俗语中提炼出的对白和唱词，简练生动，活泼诙谐，有时甚至直接以鲜活的地方生活方言入戏，如《讨学钱》陈大嫂与张先生的对白就如此。戏剧动作多从农村生活和民间艺术提炼而成，如犁田、推车、砍柴、喂鸡等，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独特的地方风味。至清代末期，老旦、老生、花脸一类脚色相继出现，行当增多得如同地方大戏剧种，剧中有了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丰富的故事情节，宁乡花鼓戏逐渐向多行当的大本搭桥戏发展，成为一种表现力丰富、生活气息浓厚、地域特色浓郁的地方戏曲。
宁乡花鼓戏产生初期无专业的班子，每逢过年或民俗节令，花鼓戏爱好者相邀聚演，自娱自乐。后来出现半职业化的农村草台戏班。农时务农，农闲从艺。草台戏班流动演出，缚草为台，临时架设，简便易行，称为“草台花鼓”。由于地方差异及地域分支的关系，在艺术风格和唱腔、音乐上的差异，宁乡花鼓戏产生了上、中、下三路艺术流派[2]。据《宁乡县志》记载，清同治年间（1862～1874），流沙河民间艺人黄道开组成土坝班，为宁乡县有花鼓戏剧团之始。清末至民国时期（1908～1949），县西南（上路）有楚林班、唐市班、龙塘班、峰山班；县南部（中路）有恒泰班等；下路活动于县境东部，无固定班社。上路多演半班戏，擅长演风流戏，中、下路演苦情折子戏较多。宁乡众多民间花鼓戏班的涌现，有力地推动了长沙花鼓戏的发展。
“省垣首善，敦俗为先，淫戏卖武，谕禁久宣。”[3]宁乡花鼓戏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淫戏，“不能高堂教化”，严令禁演，艺人们只好变换演出手段，或单或双地以唱莲花落、排街戏等形式走街串巷、挨门傍楼演唱，被称为“讨米花鼓”。但是，宁乡花鼓戏“以它内容的丰美有趣，以它表现的巧妙，加上它的设备简单，易于流动，对于过去城乡的广大人民，正是一种容易接近，乐于接受的文化食粮”[4]，依然深受城乡民众喜爱。清朝末期，宁乡花鼓戏开始进入长沙城演出，逐渐在城市中兴盛起来。流沙河的土坝班为最早进入长沙城演出的戏班。1949年后，人民政府实行民营公助，定点建团演出，艺人们生活得到保障。经过挖掘、整理、改编、移植、新创，演出的剧目增多了，宁乡花鼓戏得到了新生和发展。
宁乡花鼓戏在近二百年的传承发展中，涌现出刘学廷、黄五、戴渭池、王命生、罗绮文、贺桂先、肖克昌等在民间颇负盛誉的优秀演员。贺桂先，擅长演摇旦、小丑，《讨学钱》是他创作并主演的拿手戏。他把旧时误人子弟沿门讨学俸的寒酸教书先生形象演得活灵活现。王命生，为土坝花鼓戏班第四代传人，一生痴迷花鼓戏，擅长旦角，有“小梅兰芳”之称。他与贺桂先搭档演出的《讨学钱》，唱出了宁乡花鼓戏特色，其【讨学钱调】为湖南花鼓戏代表性声腔曲调，被广泛吸收运用，流播全国。这些民间艺人以自己出色的才艺搏击于宁乡、长沙、湖南全省乃至全国戏曲演艺市场，使宁乡花鼓戏与长沙花鼓戏相生相伴，成为了湖南花鼓戏一个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
二、宁乡花鼓戏的发展现状
1951年，群众楚剧团在宁乡县城北正街成立，这是宁乡第一个花鼓戏专业剧团。剧团演职人员40多人。根據当时国家文艺政策要求，对旧剧开始“扬尘抹灰”，加工整理，宁乡花鼓戏开始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群众剧团不仅演出传统花鼓戏剧目，还排演大量古装戏，移植创演了一些现代戏。其中《骆四爹卖牛》在1955年湖南省第二届戏曲观摩会演中获得一等奖。1956年，宁乡县政府决定，在群众剧团的基础上成立宁乡县花鼓戏剧团。1958年，全县有万余人参加地花鼓演出，盛况空前。1959年，县业余剧团增至70个。1961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回乡调查时，曾观看剧团演出的《西厢记》。1970年，宁乡文艺工作团成立，以演京剧样板戏选场为主，同时移植排演现代剧。由赵风凯、刘星亮执笔创作的《两张图纸》演出成功并被拍成了电影。1978年，传统古装戏解禁，县文工团开始排演优秀传统戏和保留剧目。1982年，县文工团复名宁乡花鼓戏剧团。1981年，移植改编的《牙痕记》在县内和长沙等地演出286场，场场满座。1987年，宁乡花鼓戏剧团被撤销。
20世纪80年代，县文化馆对民间传统剧目进行了搜集与整理，部分优秀剧目得以保存。1992年，吴新邦创作的现代花鼓大戏《希望的田野》晋京演出。2014年，宁乡花鼓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沙市级保护名录，2015年入选省级保护名录。期间，宁乡对花鼓戏发掘、抢救，保护健在老艺人、发挥了老艺人传帮带的作用。楚江花鼓戏剧团、白马花鼓戏剧团等民营剧团撑起宁乡花鼓戏传承保护的半边天。为拯救濒危的宁乡花鼓戏，2013年，宁乡县花鼓戏传承保护中心在县文化馆成立。在省艺术职业学院的支持下，2014-2016年，花鼓戏青年演员培训班、花鼓戏唱腔大赛等活动连续举行，创作了大型现代花鼓戏《汤泉恋》。2017年，县文化馆以“馆团合一”模式组建宁乡花鼓戏剧团。实行“政府买单，百姓看戏”的创作演出方向，让宁乡花鼓戏走出危境，走向复振。
三、宁乡花鼓戏传承保护的对策
1、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
经调查了解，宁乡有很多已离世多年的民间艺人家中收藏着较多传统花鼓戏手抄剧本，对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剧目进行抢救性保护是当务之急。花鼓戏的编剧、导演、乐器演奏人才特别是那些身怀绝技、具有特殊贡献的老一辈艺术家要予以特殊地保护。采取数字化保护措施，将艺术、图片、视频进行保存。
2、培育“传人”和培养“观众”要并驾齐驱。
现在，活跃在舞台的宁乡花鼓戏艺人普遍老龄化，艺术队伍的建设、艺术骨干的培养，艺术“传人”的培育已刻不容缓。同时，还要培养懂戏的“观众”。利用“周末我登台”这个平台，开展戏曲进社区、进校园以及送戏下乡等活动，提高人宁乡花鼓戏的了解程度和欣赏水平，培育一批宁乡花鼓戏爱好者。
3、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的保护机制。
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具有很重要的导向性，能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保护。政府应建立相应的保护制度，在财政上给予资金扶持，在专业人才的引进上发挥作用，重视和尊重人才。在精品创作上正确引导，为人才提供发展舞台。“文艺的核心问题就是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广大基层人民群众喜爱的劇种、剧团、剧目、演员就应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4]。赵伟明的话，指出了艺术创作源泉与方向。文艺工作者要在市场经济面前耐得住寂寞，要勤于体察，用心捕捉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创作出丰富多样的宁乡故事、宁乡形象。
4、改革与创新是传承保护的重要法宝。
宁乡花鼓戏要得到更好的继承与发展，必须借鉴时下优秀剧目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表演观念，革新陈旧的艺术形式，加入现代社会信息，并充分融入其他优秀文化基因，对宁乡花鼓传统剧目进行积极的改造，提高剧本的兼容性，使之既具乡土气息，又能反映时代的民族风貌而被广大人民群众喜爱。2016年县文化馆创排的花鼓小调《到春来》，紧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代主题，融入【宁乡正调】艺术形式，轻松与紧张的音乐有机搭配，唱腔明快清新又不失庄重，既无情鞭笞毁山采矿者，又讴歌植树造林人。全剧充满正能量，受到广大花鼓戏爱好者的喜爱，不失为一个成功的花鼓戏创新之作。
5、整合资源，形成保护合力。
2016年，长、望、浏、宁四地区的花鼓戏组合成功申报了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四地应以此为契机，整合区域人财物，建立花鼓戏“活态保护”机制。一是多方协作推动地方戏曲人才培养。建立相应机制，让省市剧团的艺术家到地方传经送宝，或是地方选派民间戏班的优秀演员和演奏员到省艺术职业学院和省市花鼓戏剧院进修。二是创建花鼓戏特色传承发展基地。结合四地区花鼓戏各自特点，建立集花鼓戏教育、交流和传承基地，互通有无，建立合作与交流机制。三是建立区域性的戏剧会演制度或建立民间戏曲展演平台，相互切磋，实现共同发展。积极推进花鼓戏课堂、进教材、进校园。四是有计划地开拓花鼓戏演艺市场。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尝试对一些优秀的传统曲目进行挖掘、整理、创作改编，使其适应市场需求。
参考文献：
[1]《宁乡历史文化丛书·风俗大观》，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6月，第76页。
[2]杨天福·《宁乡花鼓戏发展史略》，2015年7月，第2页。
[3]龙华·《湖南戏曲史稿》，湖南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276页。
[4]赵伟明·中国文化报·提升剧目质量，引导创作方向—基层戏曲院团艺术创作专题研讨会专家发言摘要，第7版，2016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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