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琴

　　[摘要]话剧《韩文公》讲述了韩愈因直言上疏被贬谪潮州任潮州剌史的一段吏治。他怀揣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勤政爱民，诗礼传邦，给潮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呈现出古典儒士的担当意识、仁爱精神，道德修身、礼乐教化，该剧回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士精神，重提它现代性的意义所在，尤其现实性的旨归。

　　[关键词]《韩文公》韩愈儒士精神

　　作为文学家的韩愈，他的文、他的诗流芳于中国文学。他的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针砭时弊，直率真言，无所畏避，慷慨激昂，忧愤悲歌。他的诗雄奇壮美，意象奇崛，同时也呈现出一种怨愤情激的特质。针对六朝以来的萎靡文风，他倡导古文运动，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一文论观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思想上，他力避佛、老，复兴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启宋明理学之先声。在政治上，担任过县令、刺史、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监察御史、国子博士、御史大夫、行军司马、吏部侍郎、兵部侍郎、刑部侍郎等各种大小官吏，横跨军、政、文三界，政治履历、经验丰富。屡遭贬谪，也曾造福一方，也曾平定叛乱。反对藩镇割据，赞平叛，赞主战，批议和。苏轼评价韩愈：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如果说韩愈是以诗文弘“道”（仁义），那么他同样以人世（仕）行“道”（仁义）。

　　由广东省话剧院出演的原创话剧《韩文公》截取的是韩愈因反对唐宪帝大动干戈奉迎佛骨，不顾个人安危直言力谏上疏《论佛骨表》而被贬谪潮州任潮州刺史的一段吏历。剧从他来潮州始，离开潮州终，在潮历时八个月。这是韩愈屡遭贬谪的最后一次贬黜，此时的韩愈已五十二岁，历经宦海沉浮，人世沧桑，看破人情冷暖，再次遭遇妻离子散（亡），两鬓斑白，病体怏怏，途经八千里云和路到达当时的蛮荒之地潮州。

　　当时的潮州偏于岭南的海滨一隅，远离中央政权和中原文化，多水涝灾害，吏政荒芜混乱，乡学偏废，地方恶霸势力横行，民生凋敝。多数来此的官员都是贬谪之官，草草行事，量移走人。一片赤诚之心的韩愈，叹民生之多艰，带着“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的责任感，践行他在《争臣论》中论到的“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儒家知识分子执政参政之道。

　　一、“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忠信

　　韩愈两次被贬岭南，都因直言上疏，向君王直言国事，“赤心事上，忧国如家”（韩愈），表现出的是儒家士子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担当意识。本是一片赤诚之心，换来的是君王的不顾是非的罹罪与贬谪，韩愈内心是悲苦的。有人因此心灰意冷，或告老还乡，或隐匿山林，或相忘于江湖。韩愈始终怀揣着儒家士子积极入世的家国意识，心怀天下，心系苍生。“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一种英雄一去不归、壮士死而后已的悲壮。“圣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我是臣子，必须抱有此等心地，此乃做臣子的本分。自古以来，哪个读书人不是求得功名以展抱负；哪个不是仰仗皇恩而经世致用？”“皇上既然把我外放到此，我就要尽到做臣子的责任，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此潮州即为践行之地！”“我韩愈虽三尺微命，士子一生，所幸还知秉承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信念。我既然到了此地主政一方，就要上报国家社稷，下泽黎民百姓！”自此，《韩》剧第一场奠定了本剧主人公的性格基调：忠国（君）爱民儒家士子（即忠信）形象。此后，他在潮州发展水利农耕，驱鳄废奴兴学、整顿吏治、铲除奸恶势力等都是此一形象的自然生发和内涵延展。

　　剧中插入了韩愈到潮州灵山禅院拜访大颠法师和在竹林山居请赵德出山为师的两个场景，一个是儒与佛的对话，一个是人世与出世的辩白。佛法主张“参透”、“放下”、“随缘”、“自在”，“教人从善，教人心生慈悲。”讲究内在修行，无为圆满，普度众生。儒家讲究“内圣外王”，儒生都有一种建功立业的家国情怀，上报国家，下济苍生。“我是入世太深，人仕太深。韩某自幼立下宏愿，秉承士大夫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教诲，立志为天下、为苍生、为朝廷建功立业。所以进士及第之后，诸事皆尽心尽力、熬心熬肺、乃至呕心沥血、披肝沥胆，人世可谓深矣。”无论儒道与佛法都是一种启迪人生的智慧与修行，是一种关于自然、自我、他人、社会的圆融之道的哲思。韩愈选择积极人世的儒道，并穷其一生以文弘道，以仕践行，呈现的是韩愈一片拳拳士子的爱国心。韩愈与赵德同是儒生，同屡遭挫折，而赵德“空有报国志，付与百川流”，因此选择独善其身，学魏晋风骨，飘逸竹林，逍遥渔樵、与风浪为伴。韩愈劝勉赵德，书生求取功名，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更多的是心怀苍生，下济黎民，用毕生所学回馈滋你养你的大地母亲、天下生灵，有助于人与社会的进步才是士子一生的责任与担当、光荣与使命。在传统的中国，儒生（士大夫）除了在朝为官辅佐君王统治天下（政治权力）的一种方式和选择，更多的是在野（社会）一种文化上的威权，掌握着国家文化上的资源并主导社会文化、思想，开启民智（启蒙），传播儒家文化（弘道），重建社会文化秩序。

　　二、“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仁义

　　儒家的核心理念中除了“忠信”，最主要的是“仁”、“义”，政治思想即仁政。

　　潮州的百姓除了遭受自然灾害侵蚀，另外就是地方恶霸势力的盘剥。韩愈开渠修水利解决常年困扰潮州人民的洪涝灾害及水利灌溉问题，这是一大利民工程；潮州有一条恶溪，水中有鳄鱼，侵食民众牲畜，韩愈投猪羊喂食鳄鱼，并撰《祭鳄鱼文》驱鳄，解决了鳄患问题。“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泽，罔绳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韩愈在《祭鳄鱼文》中将鳄患引申为一切与民为害的恶势力，“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并誓承天子之命，为民除害。剧中以黄海天为代表的恶霸势力，勾结、贿赂历任官府，挪用朝廷款项，盗空国库；假借官府之名代征税收中饱私囊；以抵债为名逼人为奴，私藏、贩卖大量奴隶。韩愈的到来，黄海天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妄想为其继续欺压鱼肉百姓充当工具和护身符。韩愈以解救农奴为突破口，惩治消灭了欺压潮州人民最大的祸害与毒瘤。韩愈言“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这是其施政理念。违反国法，祸害乡民，依律惩处。一切以民为本。

　　面对潮州百姓的疾苦，韩愈心怀悲悯。“也许我真的苦，可面对潮州百姓的苦，我的苦还算苦吗？那么多潮州百姓耕无田、居无所、渔者无其船，他们苦不苦？百姓的孩子读不了书，他们苦不苦？甚至潮州山民，尚且蒙昧。他们生病的时候，不知道去找郎中，而是听信巫蛊惑众，杀鸡祭羊，直至等死！他们苦不苦？”“我死不足惜，但愿天下民众不再受苦受难。”“圣贤之书，若不生长在我中华大地泱泱生灵身上；若不闪烁在莘莘学子的渴求目光之中，那是何圣贤之书？”怜悯之心，是一切仁义的开始。

　　三、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礼乐（修身）

　　庄子后学评论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

　　黄海天逼人为奴，利用的恰恰是乡民目不识丁的欺诈手段，韩愈寻到潮州乡学堂，已是破败不堪，经年荒废，没有老师，没有学生，当地也没有重教的传统，乡民生活在一片蒙昧之中。一个没有文脉、文气、文化的地方，仍然是一个蛮荒之地。韩愈意识到兴办乡学、开启民智、恢复诗书礼教的重要性。随后重开乡学，任用赵德为师，潮州大地又重闻朗朗书声。

　　韩愈虽然在潮只有八月，但他开启的尊文重教之风给潮州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潮州由一个蛮夷之地而被称为“海滨邹鲁”，他的爱民扶桑的“仁政”赢得了潮州人民的敬仰和世代怀念，也成为历代潮州吏官治潮一种精神榜样。韩文公祠堂上对联云“辟佛累千言，雪冷蓝关，从此儒风开岭娇；到官才八月，潮平鳄诸，于今香火遍瀛洲。”清代文人周玉衡有诗曰：“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谒韩文公祠》）。开潮州一地人文风气，由蛮狄粗戾到崇尚儒雅斯文，韩愈留给潮州人的是一种精神记忆，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诗礼传统，忠君爱国、勤政爱民的儒家治世的象征体系。“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韩愈在潮州践行了他的“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的儒家士子忠君爱民报国的执政理念，同时也是潮州人民选择了韩愈作为开启民风民智的地域（族群）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韩愈代表的是深厚的中原文化传统和儒家经世致用的文化正统对南粤百越文化的同化、浸染、改造，潮州对韩愈的记取、凸显、吟咏也正是一种文化选择、接受的自觉。

　　四、儒士精神及其现代性的意义在场

　　儒家思想作为古代中国的正统思想（官方意识），同时也是民间宗法家族社会共同的文化传统已经浸染在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日常生活中。儒士作为儒家思想的传播者、践行者和人格化的象征，一直处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承担着在朝辅助君王统治天下，在野领导乡民建立民间秩序的社会角色。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儒士（士大夫）遭遇到制度性的断裂转折，中国近代社会的“礼崩乐坏”、“欧风美雨”、技术理性、国家危亡，传统儒士精神遭遇到了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及文化多元、思潮迭起的现代性的转向。历史行进到今天，当今世界的世俗化，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意识形态席卷全球，蔓延而来。放纵的是“欲望的自我”，放弃的是“精神的自我”，人们不再需要宗教，不再需要人文和伦理的关怀，在现实的俗世之中获得物质的救赎。在此，回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士精神，重提它现代性的意义在场有其现实性的旨归。

　　“德成为从宇宙秩序到社会秩序乃至心灵秩序的核心，世界之所以是有意义的，乃是因为它是有德的，宇宙的德性与人间的德性相通，构成了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思想的内核。”儒家有修身与经世两个实践面向，儒士（士大夫）只有通过修身，成为君子，才能经世，担当起天下的责任。成为有德之人，成为士大夫的首要目标。“能够通过个人的道德将天命内化，成为儒家所说的君子和圣人的，只有少数人，这就是传统的士大夫。士大夫与君子，一个是‘位，另一个是‘德，有了位不一定有‘德，但按照儒家的理想与社会的期待，士大夫应该有‘德，如此他才拥有文化的威权。”儒士遵循着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人格理想，修身代表的是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君子修身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克服私欲，实现大公”。“传统中国的德性政治以士大夫的人格表率为核心，通过个人的修身努力，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并将儒家的道德精神贯穿到政治实践之中”。“除了德性之外，士大夫的知识也很重要，知识与德性无法分离，知是为德之知，德乃有知之德。”中国古代儒士都以道德人格上的圆满作为经世平天下的首要条件。儒士除了是道德理想的“内圣”，更多兼具的是“外王”，一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家国情怀，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为国家、为民众建功立业的使命感、责任感。以民为本，体恤民生的悲悯情怀。古代的诤臣，今日的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的良知与正义，道德、舆论的监督力量，成为开启民智、启蒙社会、传播文化的智者。

　　（责任编辑：刘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