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

　　一、序《宋光祖文集》

　　宋光祖教授是许多年轻编剧的老师，亦是我的授业恩师。

　　老先生不喜旁人称呼自己为“教授”，只说“老师”二字亲切而恰如其分。可是当我写下这篇序文的时候，我的鬓边也已生出了白发，佛西楼前的花儿开了又谢，慈祥睿智的老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

　　想来，已经过去整整三十年了啊。

　　三十年间，宋老师一直勤勤恳恳地传道、授业、解惑。他致力于“戏曲创作理论研究”工作，创造性地开设了讲、练结合的“戏曲编剧理论与写作”课程，对教学方式的探索和创新有那独一份的心得。比如，在写作训练中逐步建立起曲白训练、小戏训练等一系列循序渐进式的教学系统，很好地夯实了学生的戏曲编剧基本功，也为学院戏曲教学体系的完善做出了卓越贡献。宋老师著述颇多，《戏曲写作教程》、《戏曲写作论》、《中国戏曲名著选读》、《中国古典名剧鉴赏辞典》、《话剧之友手册》和《“红楼”戏曲概述》等既是教材更是著作。陈多教授便曾盛赞宋老师拥有“排除一切多余顾虑和私心杂念，唯以探索戏曲创作规律为目标的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生前身后，宋老师也籍此赢得了很多荣誉，上海市高校教学成果奖，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高校名师奖等等，都是学界难得的承认和褒奖。

　　这些奖项于宋老师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三十年间，宋老师真正做到了“教书育人”这简单质朴却责任重大的四个字。他长期担任班主任和教研室主任职务，在教学第一线为年轻编剧的成人和成材倾注了无数热力。他不仅在学业上关心学生，更在心灵和精神上关怀后辈。动人的师生往事着实太多，早已无需细说，但是每当我听到已是业界中流砥柱的编剧们叙说记忆时，仍是不免胸中激荡———这般仁心爱物的师长，如今真是太少了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上海戏剧学院走出的这许多戏曲编剧，之所以能有今日之成熟与成就，同宋老师的谆谆教导和殷殷期盼是分不开的。

　　三十年间，宋老师还有“编剧”这个“教师”之外的另一重身份。他极为注重以切身的创作经验丰富和完善“戏曲创作理论”。他深知，不与实践相结合、不能指导实践的理论只能是空谈。因此，他在理论研究的同时亦从不间断地创作各类戏剧作品，其中发表或上演的剧本有沪剧《迎春花》、《水上交通站》，越剧《乱世奇缘》、《风筝误》、电影剧本《仙桃树》、电视剧剧本《拜月亭》等，无一不是仔细雕琢的剧作。值得一提的是，宋老师极是注重与学生的切磋琢磨，他们一同交流创作经验，共享创作心得，几本沉甸甸的《师生戏曲集》亦由此出版。这既是宋老师的创作成绩，也是他传递薪火的硕果，更是师生之间浓厚而纯粹的友谊的见证。这叫人如何不感慨，求学路上能得宋老师一路扶持，何其幸福？

　　然而，2013年9月1日，当学生们兴奋地回到学校，等候着宋老师走上讲台的时候，他却再也不能站到这里了。年轻的艺术家们有很多困惑没有找到答案，还有很多新的发现未能与他分享，更有许多感恩的心声未曾倾诉。宋老师像是一名终生都在攀登的勇士，无奈而又从容地停止了向上的步伐。

　　恩师去哪里了。是否天堂也开学了啊！

　　有些人因曾受明月辉照，便愿将清光洒向人间。宋老师的好友郭红军、钱天铃和学生张泓便是。他们曾受过宋老师智慧之光的点拨与濡染，愿有更多的人能够欣享这份幸福。他们在一年多时间里，以拳拳热心，不辞辛苦地整理了目前所有能够搜集到的宋老师遗稿，反复选择、分类、修补、订正，终于将这套囊括了理论研究、教学研讨、创作实践的三大本文集呈现于世。我相信，它不只显示了宋光祖教授个人对当代戏曲创作理论、教学与实践的思考与探索，也折射出我院编剧学学科的发展轨迹和部分成果，更承载着无数学子们对宋老师的殷切怀念。

　　为此，我愿尽一己绵薄之力，促成此书出版，若能有更多后学之士得受哪怕星微助益，吾愿足矣。

　　是为序。

　　二、序《建国以来戏剧舞台上农民人物形象演变轨迹研究》

　　世涛要出书了，他几次诚恳请序，我却屡屡婉拒，主要是忙。但每次搁下电话，内心总会有一些怅然与纠结。这些年，承蒙朋友们高看，断断续写了不少序，怎么轮到自己的学生，反而要推辞呢？情感上可以理解，如俗话所说“自己人好商量”，道理上却总是说不过去啊。犹豫再三，我与世涛说，那就随便写一点文字，聊表心意吧。

　　世涛是个诚恳、懂事而又有才华的年轻人。记得在准备博士生论文开题时，他曾有多个选题的想法，我建议他，还是搞现在这个题目，他答应了。他很聪慧，也很勤勉，较早就把纲目拉了出来。论文草稿完成后，基础很好，我们交流了几次，他改了几稿，终于成文，答辩获得全优，并获上海戏剧学院优秀博士论文之称誉，我也很为他高兴。

　　拙以为，研究中国当代戏剧创作，农村题材剧作是个很不错的“矿”，而从农民形象着手，可谓抓住了“牛鼻子”。何以见得？还是那句老话，写戏写人嘛！盘点农村题材剧作成就，检讨剧本创作经教训，启迪后来者少走弯路，不妨以“人”为镜，做些功课，想来是走在正道上的。

　　众所周知，无论圈内圈外，对我国的戏剧创作现状都不满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多少年来，剧作家写戏没有真正写人，而是写事件，写政策，写概念，或者是写“套子”，写“噱头”，写“桥段”，没有写出人真正的“痛”与真正的“思”，真正的“灵”与真正的“神”，这样的戏剧怎么可能直抵人的心灵呢？

　　文学是人学，写戏要写人，包括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本质，人的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以及人性观，人生观，人道观，人的未来与发展观等等。现在看来可能是一个浅显的常识，但事实上，在漫长的戏剧历史长河中，获得这一常识的时间成本是巨大的，而中国又比西方晚了一千多年。

　　在欧洲，亚里士多德较早注意到人物塑造，他在《诗学》第十五章中提出写人“四点论”，即性格必须善良，性格必须相称，性格必须逼真，性格必须一贯，但他在论述悲剧六要素时还是主张情节第一，人物第二。他认为，“悲剧是行动的模仿”，“最重要的是情节”，“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不失为悲剧”。之后的戏剧理论家虽然对亚氏理论有不断修正，但总是口将言而嗫嚅，一直到莱辛那里，才旗帜鲜明地将人物描写置于首要地位。他在《汉堡剧评》中强硬地提出：“对于一切与性格无关的事实，他愿意离开多远就离开多远。只有性格对他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职责就是加强这些性格，以最明确地表现这些性格。”到了狄德罗，在重视人物塑造上又有了新的表述，他提出了剧作要揭示人与环境的关系的主张，至今仍具有强有力的指导意义。不过，毋庸置疑，只有到了黑格尔，重视人物性格塑造的理论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与突破。他第一次提出了“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的观点，他认为情境还是外在的东西，“只有把这种外在的起点刻划成为动作和性格，才能见出真正的艺术本领”。他提出理想的人物性格应符合三个要求，即丰富性、特殊性与坚定性。并且还指明了刻划人物的方法与路径，如通过动作表现性格；要揭示人物的心灵；性格描写必须生动具体；提炼特殊的生活细节；重视肖像描写等等，无不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中国的人学观，即使是较戏曲早了千年的古典小说也是步履蹒跚。战国时期的《山海经》《穆天子传》中的人物，大都是意志坚强，无惧无畏，展现先民类型化性格。到了两汉时期，出现正反面人物，要么重义、坦荡、先知，要么自私、好色、负恩，也全是类型化人物。魏晋六朝时小说以神鬼仙怪为载体，题材有所拓展，但人物依然单一。正面的，勤劳朴实，知恩图报；反面的，豪奢残忍，自私贪婪。到了唐代，才开始有了较丰富的人物性格，比如《霍小玉》中的李玉，就有一定的复杂性了。而宋元时期的人物形象，因受理学影响，反不如唐人洒脱。当然，宋代话本里也很有一些具市井精神和世俗意味的人物雏形。及至明清时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人们有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的诉求，于是出现了潘金莲的“淫”，贾宝玉的“泛爱”。

　　比起中国古典小说来，中国古典戏曲对人学的发现与重视自然要晚得多。明初朱有墩在谈到元代水浒戏时曾有“形容模写，曲尽其态”的论述，大概说是比较早的人学观了吧。到了明中叶，对人物塑造的关注才逐渐多起来，比如金圣叹在评《赖婚》一折时提出以“心、体、地”（心即心理意志，体即人物身份，地即情境）的一致性来阐述刻画人物的要领，应该是比较警辟的见解了，王骥德、李渔也从不同角度呼应了这一主张。至于创作实践，倒是要稍稍超前些，比如《西厢记》，比如《牡丹亭》，还是很让我们捡回来一些自信。当然，总体上说，戏曲人物还是类型化的居多，究其原因，除了理论的滞后，主要是先贤们将戏曲视作高台教化的工具，同时也受戏曲角色行当定位之限制吧。

　　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无非是想说，作为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戏剧，任何时候都应该关注人，研究人，表现人。因此，世涛的研究虽然是初步的，却是有意义的，甚至我希望他不妨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譬如以《中外戏剧人学观》为总题，一个一个专题去揣摩，日积月累，融会贯通，可以有专著，可以编教材，可以开新课，岂不是一件有意义的好事？！

　　至于对本书论述内容的评价，我想就不在此饶舌了，请读者诸君评头品足吧。作为世涛的导师，我当然也在受审者之列。好在世涛年轻，学术上还刚起步，前程未可限量，所以，所有对本书的批评与建议我都视为是对他的器重与关爱。我想，世涛也一定是这样想的。

　　在新疆讲学间隙，断断续续写下了这些文字，算是对世涛、也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