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恩浩

　　[摘要]性焦虑是日、美恐怖电影中常用的表现元素。通过对比、分析一系列在日、美恐怖电影中具有较高符号价值的代表恐怖影片，按照性焦虑的类别进行分析，从而可归纳出了美国恐怖电影善于表现人类身体机能焦虑的特征以及日本恐怖影片偏好表现人类社会认知焦虑的特点。进而，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可归纳出造成两国恐怖影片的性焦虑之异同的社会文化成因。

　　[关键词]日本恐怖电影 美国恐怖电影 性焦虑 社会文化成因

　　似乎恐怖电影中的一切都那样触目惊心，却又有一股莫名的引力令人们欲罢而不能。追其缘由则与其可怖外相之下的人性揭示脱不开干系。若以东、西方恐怖电影的代表——日本和美国恐怖电影为例，其对人类性焦虑和性心理异化等基本心理命题的解读可谓比比皆是。而同样由人情世态所催生出的性焦虑在两国电影实践中又有着各自的表达方式和选材偏好。因此，研究其二者之异同并探寻它们背后的社会文化成因，对于理解日、美恐怖电影文化及其社会思想背景的发展路径都大有益处。

　　一、性焦虑的两个层面

　　恐怖电影所揭示出的性焦虑在宏观上可划分为基于身体行为机能层面的焦虑以及基于社会角色认知层面的焦虑。这些焦虑来源于现代社会机制所造成的人性异化，并在特定人群的思想或潜意识中造成特定类型的恐慌。对于日、美恐怖电影而言，相同的时代背景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造就出“和而不同”的能指与所指。两国电影把性焦虑命题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进行阐释，便形成了各白独特的“恐怖艺术”个性。具体说就是从性焦虑的行为机能层面和社会认知层面出发，归纳并对比日、美两国恐怖电影表现性焦虑命题时的表达形式和选材偏好。

　　二、两国恐怖电影相关性焦虑命题的异同

　　首先从相同点出发，日、美恐怖电影在表现性焦虑题材时都采用了较为隐喻和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叙事方式。在此类恐怖影片中很难看到对某种性焦虑的具体陈述，更常见的手法是构建出高度符号化的角色和情节，并以此唤起观者浅意识中的焦虑共鸣。在《畸形人》（Freaks，1932）中，当酒后癫狂的克里奥佩特拉强行将汉斯举过头顶、放到自己肩上——这个可怜的侏儒新郎在婚宴上被新婚妻子与她那位大力士情夫当做孩童羞辱戏弄时，人们已无需更多描写便能感受到这种“俄狄浦斯式”的刻骨羞愤；而在《不溶性侵犯>（FreezeMe，2000）里，随着所有男人依次“住进冰箱”（或者说是彻底成为女性的持有品），观众总会意识到千希露面对的威胁并非来自某些男性而是来自一个无比强大的既成社会。

　　在表达方式共性的基础上，对比两国恐怖电影在符号选取和选材上的偏好，也能看到两国影片的差异性特征。美国恐怖电影在选材上更偏向于表现行为机能层面的性焦虑，例如《德古拉>（Dracula，1931）的性行为异化、《科学怪人》（FrankenStein，1931）的生殖方式异化、《畸形人》的性功能缺失等；日本恐怖影片则更多的涉及社会认知层面的性焦虑，如《切肤之爱》（Audition，1999）的男性认知焦虑、《不溶性侵犯》以及《女虐》（N aked blood，1995）的女性认知焦虑等。而在符号选取上，美国影片更倾向于以男性为异化为象征；日本影片则更习惯从女性的异化行为人手。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影片《杀死比尔》（Kill Bill，2001），影片似乎更愿意表达一系列的社会认知偏差并讲述了一个“女人之间”的故事。但耐人寻味的是影片中女性异化的始作俑者仍然是不可理喻的恶劣“男权”；而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则不难发现影片从头至尾的浓郁而直白的东亚风味。

　　在对于与日、美恐怖电影密切相关的另一因素——技术焦虑的分析研究中，我更愿意将其视为现代社会的背景性象征符号而不做更多论述。因为美、日关于技术焦虑的具有赛博朋克（cyheIpunk）主题的影片数不胜举——此可谓二者的又一共性。但当涉及到恐怖影片时，我认为技术焦虑元素更多的被置于了足以表达社会异化（也许会牵扯到两性命题）的纲领位置而非为了表达性异化焦虑而展开的具体元素——若以一言蔽之或许可以说：技术焦虑应是概括在性焦虑之上的更具有普遍性的命题。例如，在日本恐怖影片《铁男》（The Ironman，1989）和《匹诺曹964号》（964 Pinocchio.1991）中所表达的技术焦虑过于浓厚，似乎已无法将其特指向某一性别亦或两性之事的命题，而《女虐》中涉及到的技术元素却又只是起到催化剂式的不具决定性的作用；反观美国电影中的赛博朋克主题大都也未将性话题作为重点讲述——就像《人工智能》（AI，2001）中机器人牛郎舞男乔的存在一样短暂而居于次要，而前文详细介绍的几部表达性焦虑的美国恐怖电影则更多的将技术异化符号化为现代社会异化的象征——仍然未将技术焦虑与性焦虑置于同一层级，所以在本文中并未将其做为性焦虑的某一类别而进一步详述。

　　三、日、美恐怖电影中的性焦虑的社会成因

　　如前文所述，在日、美恐怖电影中，通过揭示和宣泄人类的性焦虑从而激发出恐怖元素的感染力是一种常态化的创作手法。而若要分析两国恐怖影片所体现的性焦虑之异同的成因，则需从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等层面人手。

　　1、传统文化成因。传统文化可谓艺术发展的基石，此通识也作用于恐怖电影领域。例如在宗教层面上，信奉神道教与佛教的日本自古就具有一种颇具“女性赏玩主义”的男权——男权阶层更愿意将女性视作一种贴身的、不可或缺的附属阶层。道教的阴阳相生、佛教的男女相合都表明女性在东方文化中的稳固位置。所以对于日本而言，女性即可在交欢文化中作为男性欲望的符号化对象，又可成为戏曲、怪谈中承载着男性施虐欲（如《女杀油地狱》）和受虐欲（如《娘道成寺》）的客体对象。这种两性间默契的“共生”关系或许使日本男人无需过多关注自身的性机能危机。而男人对被自己任性占有的对象的先天依赖，又使日本传统文化中不乏女性复仇题材（如《东海道四谷怪谈》）。这都有助于形成日本恐怖电影在表现性焦虑题材时偏重社会关系而非身体机能，偏好女性异化而非男性的特征。

　　反观美国文化则更多地继承了欧洲传统宗教观念。以禁欲为特征的天主教文化更习惯将女性视为分离于男性的“他性”存在。这种将女性符号化为诱惑和堕落等禁忌之物而加以抹杀（例如中世纪欧洲的“猎恶魔女事件”）的历史印记使男性与女性之间保持着一种趋于独立的微妙距离。那么在两性关系中男性的“原始机能”就成为必要因素，这催生出了性机能焦虑。同样基于宗教传统原因，欧美传统文化中也少有关于女性的“过火描写”。所以美国恐怖影片在表现性焦虑题材时偏重身体机能而非社会关系，偏好男性异化而非女性——这正如贝拉·卢高希那具有明显神职人事印象的语调般耐人寻味。

　　2、现代文化成因。现代社会关系和现代生产关系对人类行为与思维方式所造成的影响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其之后的各种文化思潮中已有明确的体现。生活方式的转变催生出了一系列性别机能与性别认知的焦虑。现代社会机制对人的性活力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也成为恐怖电影中表现的人类性焦虑生成的根源，例如《德古拉》中的描述：他（德古拉）是一个被阉割了的引诱他人的骗子，所以他不能以正常的方式进入女性身体，他所有的精力都附着在他的嘴上。而除此以外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将无数的欧洲人带上战场，而后又将幸存者中的众多伤残军人送回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社会中对性机能缺失的焦虑，例如在《畸形人》，影片使一些观众感到不安，究其原因可能是它表现了人物不仅因为生理残疾，而且因为悲惨的“完成性事”的无能而苦苦抗争的情景。以及《科学怪人》所分享给人们的焦虑：机器时代的科学对传统生殖模式的威胁。

　　另一方面，战后男性生产力的严重不足又促成了女性就业潮流——女性社会职能的转变成为女性主义觉醒的社会成因。无论两性之中的任何一方，在这股女性变革浪潮的冲击下都面临着对全新两性关系的适应，这也成为性焦虑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切肤之爱》中，如果说观众对她（麻美）袭击青山的行为（在青山的噩梦中）产生一种矛盾感受，那大概是因为我们将他的家庭看做是“功能失常的”，男性权威“已受到破坏”。又如在《不溶性侵犯》中，（千希露）这样的杀人既没有让她从过去的痛苦以及她目前作为女人的状态中得到解放，相反，却导致了她退出这个世界，而走向最终的自我毁灭。最后值得深思的是战争科技的巨大作用，例如日本作为唯一遭受到核打击的国家，发展出了对科技即感到恐惧又狂热膜拜的复杂心态，这样的焦虑也体现在恐怖电影中（如《铁男》、《女虐》）。而西方国家在冷战时期核危机造成的恐慌也成为众多恐怖影片的心理根源。

　　综上所述，相同时代背景孕育出日、美恐怖影片中共同的技术焦虑与社会焦虑。这种近现代的时代烙印融合着日、美两国独特的文化发展轨迹所生成的和而不同的社会个性，成为了两国恐怖电影在表达性焦虑题材时的精神内核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