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梅

　　……当我埋头看书的时候。仿佛看见河上的漩涡，书上的字在眼前晃动、流过，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当醒悟过来时，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在这一段时间里，地球上没有我这个人。

　　——高尔基

　　做编辑近30年，编辑或审读过的书稿数以千计，却一直没有机会编一部让自己高兴且陶醉其中的文学类书籍。2008年，女作家杨菁的《在埃及说分手》与我相遇了。初读书稿就被它吸引：语言明快、晓畅，话锋犀利，情节生动，场景广阔；东西方文化在人物生活中尤其在精神世界中的碰撞，人生河流中以往岁月的浪花与现今生活的涟漪此起彼伏，这些掩盖在单纯表象之下的人生处境，被作者编织在书稿中，让我一忽儿做读者，旁观着人物的行为与思想，一忽儿又情不自禁，好像化身为书中人物，与之同欢同乐，一同遣兴张扬，也一同感慨怅惘。就这样，我的直觉很快做出判断：这是一部我一直希望去编辑的书。

　　女作家杨菁，原名杨肇菁，出生于鄂西北郧阳府，毕业于武汉大学，现在北京某大学执教。她长期从事写作课和艺术鉴赏课的教学工作，深受学生们喜爱。同时她又是一位创作颇丰的成熟作家，20世纪80年代初，她已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如中篇小说《滴泪泉》、《沉钟》、《爱的蒙太奇》等，短篇小说《莎草婶》、《米黄色衬衫》、《香女》、《黎明不是黄昏》、《法蒂尔香水》等，她创作的报告文学《县委书记和远嫁的藏女》，曾获《中国作家》“优秀报告文学奖”。她在湖北文坛活跃了若干年，小有名气，一度与池莉、方芳、沈虹光、叶梅合称为湖北文坛的“五朵金花”。她在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散文、戏剧剧本等诸多体裁方面都积极尝试，并获得丰厚的经验与认识。21世纪初，她的长篇小说《欲望水城》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通过《欲望水城》这部作品看，杨菁的文笔倾向于清新，而风格则倾向于古朴；读《欲望水城》，让我感觉宛如漫步在古老、秀美的小镇，坐于临水民居，手捧清茶，细细品味着小镇的宁静、优雅，汲取着空气中散发着的湿漉漉的泥土气。她的博客中有这样一段话：“十二岁那年，故乡那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城沉入一片碧绿的江水中，这是我心底无法挥去的梦魇，因为我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从此注定了漂泊的命运。然而，故乡在记忆里，在血液里，我只好用文字寻找故乡——长篇小说《欲望水城》就是这种寻找的结果。”从这段话里，我体会出她的丰富情感，她的激情暂存在那片碧绿的江水中，可以随鱼儿的游动化作涟漪，也许又伴着风声变成波浪，甚而缘着阳光爬上高空，转身散做细雨播撒地面……

　　我是《在埃及说分手》的第一读者，不仅仅在于我是此书的责编，第一个通读了全部书稿，还在于这部书稿第一段约八千字刚写出来时，作者就让我“先读为快”。凭着阅读《欲望水城》和杨菁其它作品的经验与感想，我以为：《欲望水城》或许是用文字去寻找那沉入水底的故乡，《在埃及说分手》则可以说是精神流浪而“浪迹天涯”的一个结果。作者在书的后记中说道：“回国已经很久了，埃及还常常在心里搁着——因着那辉煌的古老文明?因着那神秘的宗教文化?正是心中淤着的这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成了我和埃及的缘分，有了想写埃及的冲动，有了这本以埃及为背景的中国情爱小说。关于埃及，关于爱情，关于现代人道德观和价值观的蜕变，书中都有涉及。……这是一次心驰神怡的写作过程，因为我在书中一次次神游埃及。”在这个神游的过程里，作者曾经一度“隐居”，全身心投入其中。

　　《在埃及说分手》是一个现代人在物质与精神、金钱与爱情之间徘徊挣扎的故事。全部故事情节，围绕着曾经是某大学“校花”的淑女秦小曼展开。秦小曼闪电般嫁给了有着权势背景的京城著名“公子”苏玮，她的几个大学同学——电视台主持人范妮、畅销书作家费元元、时装设计师李越越都还在“围城”外飘荡，她们暗暗羡慕秦小曼自天而降的豪华生活。但在一个春节前夕，秦小曼摆脱苏玮，突然搭上了飞往埃及的航班，她追寻的是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男人——中国的“007”、高级秘密警察何以。在飞机上，她又遇到了另一个神秘男人罗硕夫，彼此之间有某种奇怪的感应。随着旅途的延伸，在逐渐展示了辉煌的法老文化、令人神往的尼罗河风光和触动心灵的伊斯兰文化的同时，秦小曼梳理着自己的“幸福生活”——到埃及前，苏玮与“旧相好”某歌星出国幽会的照片已被“狗仔队”贴在了网上。而与这位歌星的一次不期而遇，让秦小曼感觉受到了羞辱；她将价值不菲的钻石首饰捐赠给老同学乡村教师占秀妹盖山区学校，然后，毅然“出走”……

　　《在埃及说分手》的写作创意打动我的地方，是根据年轻人的视角选取切入点，力图使小说更接近年轻人的欣赏趣味，走一条“‘时尚和‘传统糅合的路子”。因此，作者在动笔之初就跟我说，这部小说要求自己格外注重时代的特点，并注入一些异国情调和时尚的元素。这样的创作思路，对于图书市场当然是适宜的，但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来说，这样做等于是一改以往创作风格，让自己的创作经验与能力都经历一次新的尝试。于是，一方面我认同了她的这个思路；另一方面，我内心的确存有一丝丝隐隐的担忧!当然，更多的是期待。这个阶段，作者的行事风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做事既灵活又有序，既风风火火又稳重执著，并且追求效果的完美。“隐居”之后不到两个月，十几万字书稿已经放到我的面前。

　　我与这部书的缘分确实太深。读罢十几万宇的书稿，我的担心成为现实：这一稿中主人公秦小曼的命运走向不明确，而非主要人物的罗硕夫则在故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样的安排，是我这个第一读者不能认同的。我知道自己的意见几乎要推翻作者这一稿的心血劳动了，我很担心她能否接受我的意见，但我必须和她坦率地把想法和盘托出。杨菁接受了我的意见，她告诉我，有这个看法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她另外几个朋友也向她提出了这方面的意见。于是，她不但同意修改，甚至几乎放弃了这十几万字书稿，放弃了近两个月的辛劳成果。我听说著名京剧武生演员盖叫天曾经腿骨骨折，但第一次接骨做得不到位，腿骨长好后可能就承受不了高难度武打技巧了，于是，盖叫天忍痛自己亲手再把腿骨折断，终于做了一次到位的手术，康复后又能够重登舞台，大显身手。当然，作家放弃数月的心血劳动，还不能和京剧大师的这段故事简单比较，但能够对此痛下决心，也殊为不易啊!

　　经过“重写”之后，作品完整了，也好看了，作者面对作品的同时也是面对自己的重塑能力，让我钦佩!回顾这一段时间我们为这部小说创作发生的争执，正如她在书的后记中所说：“从八千字到十几万字的一稿、二稿，到今天二十几万字的定稿，我们(指我和她)之间有过多次的讨论，包括对一些细节的处理。我不是一个轻易能改变自己想法的人，但我们之间的讨论也罢，争执也罢，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种默契。”就这样，在争执中寻求共识，把共识又转变成默契，这个过程好像还没有结束，《在埃及说分手》已经出版了。首发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发表了不少引入思考的评论，有专家认为，这是一部“50后”挑战“80后”的小说；基本上是时尚元素包装起来的追问古老而致命的问题小说——追问爱情。也有人认为：这是部“觉悟”的小说，小说就是在说“放下”，把世俗中摆脱不了的东西放下，唯独放不下心灵中的那点感情!对于作者杨菁那种从容不迫的叙述风格、优美的语言，以及对女性生活深入细致的描写，与会者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杨菁成功了。

　　经历了整个过程的我，其实早已认定她应该成功!

　　我清楚地知道了杨菁的个性，她一旦想好、认定了一件事，就会努力去做，直至全力以赴，并力争做到最好。而平时面对生活，她又是很松弛、很超脱的。她的作品开始吸引我的是语言，她的语言时常如灵光闪现，让你意想不到，与其说生动，不如说“灵动”!与她接触的过程中，她对于周围事物的留心观察，对同行者每一句话语的关注与捕捉，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发现她就在被人以为很松弛、很洒脱的处事或交谈中，不失时机地开动着她的感受功能，去体验，去积累：她在语言方面的灵气，可能有一些是与生俱来的特质，但更多的应该来自于她自己培养成的这一套感受生活的能力。此外，她喜欢读书，她在博客中说道：“读书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命中无法分割的存在。喜欢文字，相信文字与自己有着天然的渊源，一直试图用文字寻找隐蔽在生活背后的秘密……或许，可以把我的文字伸展开来，伸向更加遥远的地方……”

　　编辑与作者的沟通、互动最为重要，而互信、互助有时关乎到一部作品的成败，也因而可以加深彼此的情谊。与女作家杨菁的合作使我体会颇深，这里还可以摘用她后记中的一段话：原本“只是作为‘文友之间一件‘好玩儿的事，让她看了看我在电脑上的‘涂鸦。沈梅认真仔细地看了这还没有头绪的几千字，给与了毫不吝啬的肯定。我很了解自己，……如果她的话甚至是语气中有一丝的犹豫，我可能就放弃了。一直以来，她和一些朋友对我的文字能力和艺术感觉大加褒奖，成了我的动力和压力。”作者的感受是真切的，也是编辑要去做到的。与杨菁的合作不仅愉快，她也给了我动力和自信!再用她的一句话来做结语吧：“不想多说什么，人生一世，高山流水，大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