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广平

　　扫描中国文学史，大家会惊奇地发现，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作家被贬谪、流放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陶>台、滋润，创作出了不朽的文学作品。像战国时楚国的大臣屈原流放到沅湘流域，亲眼目睹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巫傩祭歌，创作出了著名的抒情组诗《九歌》；唐代刘禹锡被贬朗州、夔州期间，较多地接触了巴人和巴歌，于是根据巴人所唱的《竹枝歌》，创作了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竹枝词》。这都是众所周知的文学常识。在十年浩劫期间，孙南雄到湖南省新晃县芒溪乡的一个侗家山寨插队落户，在那个贫困得令人震惊的山寨生活了十几年，既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磨砺，也享受到了侗乡人最真挚、善良的情谊。三十多年以后，他回忆这段痛苦而又温馨的往事，创作了一组饱含真挚感恩情意、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侗乡系列散文。这组散文，阐释可以有许多维度，它具有文化人类学的品格，是达到了文化人类学高度的优秀作品。

　　19世纪、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大科学发现是提出了“文化”的概念，它成为几乎辐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关键术语和核心范畴。正是在这一学术思想背景下，美国人类学家福克斯将人重新定义为“文化动物”，另一位美国阐释人类学大师吉尔兹则将文化重新定义为有待于破解的意义之网。吉尔兹认为“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两种不同角度，即“从内部看文化”的研究和“从外部看文化”的研究，亦即“身处局外”的研究和“融入局内”的研究。孙南雄创作的侗乡系列散文《漂走的葛梦花》、《溪边有座榨油坊》、《磨》、《鼓祭》、《偷月亮莱的故事》、《雀冲寨记事》、《秦朗寨人的山林》、《侗乡小景》等(均见作者散文集《跟着小河走》(第一辑“山寨情深”，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就似乎自觉地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主位研究法与客位研究法。孙南雄作为侗乡山寨的外来人，有自己对侗族民间风俗的看法、分类和解释。他如果只是站在外来者、局外人的角度去描写、解释侗族民间风俗，则只能流于文化人类学所说的“肤浅描写”(thin description)水平。但是，侗乡山寨人民的深情厚谊使孙南雄已“融入局内”，使他成为了侗乡的一员，使他能从当地人、局内人的角度去观察、描写。这样，孙南雄自觉运用了人类学的主位研究法与客位研究法进行侗族风俗的采集，忠实地记录了自己在侗乡了解的“原生态文化”，达到了人类学所称道的“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境界。

　　在孙南雄的侗乡系列散文里，作者描写了侗族的各种奇风异俗。像男女恋爱定隋“唱歌(黄斗)带”(《漂走的葛梦花》)，定亲与送亲披红挂彩抬送石磨(《磨》)，儿女降生“种儿女杉”(《秦朗寨人的山林》)，无子女人家制作“乞儿凳”摆放在花阶小道旁供过往行^歇脚(《侗乡小景》)，小孩生日“滚烂泥田”(《雀冲寨记事》)，妻儿老小榨油坊聚会欢度“油锅日”(《溪边有座榨油坊》)，中秋佳节“偷月亮菜”(《偷月亮莱的故事》)，除夕夜上山比试“敲行头”(《鼓祭》)，亲朋好友聚集一起吃饭喝酒“打平伙”(《我仍有忧虑》)等等。读他的散文，让我们领略了一幅幅古老神奇、生趣盎然的侗族风俗画卷，走进了一个个纯朴虔诚、飘逸诡奇的侗族仪式世界，让我们迷狂，令我们叹赏。

　　作者描写侗乡风俗，并非炫奇斗异，而是从中深切感悟了侗族人民的生命诗学与文化内核。诚如作者自己所说的：“三十多年前，我曾与芒溪的姑娘、小伙，跑遍了附近十多个山寨。为的是赶歌坳，听姑娘小伙们唱情歌；贺小孩过生日，看他们怎样滚烂泥田；去参加婚礼，欣赏新娘哭嫁、出嫁时唱的酒歌；还有去偷月亮菜，除夕夜上山敲行头……正是在这些别具一格的风隋习俗中，我似乎触摸了侗家先祖们的脉搏，并从这脉搏的跳动中，感受着侗家善良、纯厚的人生哲理和人性原始美的魅力，灵魂也从中得到了洗涤、净化。”(《我仍有忧虑——重回侗家寨》)作者描写侗乡的古老而神奇、质朴而自然的风俗，往往透过冈俗仪式表面，剥茧抽丝、深入堂奥，解读了侗族人民的心灵世界，再现了侗族人民的精神图像。像《雀冲寨记事》描写的是侗乡小孩生日“滚烂泥田”的风俗。这种风俗规定，一个人一辈子有三个生日要滚烂泥田，一次是五岁时，一次是十岁时，还有一次是十五岁时。孩子过生日，却要滚烂泥土，这既肮脏，也好象不近人情；外族人对这种风俗殊难理解，甚至会认为愚昧，但作者通过调查，终于发现这种：看似愚昧的风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孩子滚烂泥田是一种经受苦难的象征。孩子从小接受苦难的磨炼，体昧生活的艰辛，到长大以后就会不怕了。所以雀冲寨的人对这一风俗是非常看得重的。无论是哪家孩子过生日，全寨子的人都会被邀去参加。”孙南雄对侗族风俗的文化阐释无疑是精辟的，令人回味的，也是符合侗族风俗仪式建构本意的。只要多少有些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经验的人，就会发现“野蛮”中孕育着“文明”，“落后”里保存着“先进”，“巫术”内潜藏着“科学”。

　　对于边远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岁时节仪，我们确实应该在更深的结构里予以体认，在更高的层面上给以复归，才能准确把握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历史背景。孙南雄通过他的散文，为我们对边远少数民族文化乃至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作了示范性的文化解读。也正因为作者对侗族民间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与深厚的感情，懂得它的价值所在。当他三十多年后重返侗乡，看到许多侗族多姿多彩的风情习俗在悄然消失时，他不禁大失所望、忧虑重重，赶紧向县领导呼吁抢救、保护侗族民间文化。尽管县领导作了保证，说要兴建民俗村、整理出版有关民俗风情的书籍光牒，但作者认为更要注重保护原生态的文化，于是仍有忧虑(《我仍有忧虑——重回侗家寨》)。这正反映了作者对侗族人民及其所创造的文化的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