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卿

　　文化的交流是一种双向的运动,而不应该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强行输入,亦或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被动接受。回顾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由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在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西方的音乐文化就以一种势如破竹之势占据我国音乐教育的主流地位。从某种层面来说,西方一元音乐文化的输入给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我国的音乐教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在享受这些丰硕成果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这种音乐文化的输入给我国音乐教育留下的“软伤”和“硬伤”。随着文化价值相对论的提出以及国内外音乐教育相关政策的出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本民族内部的文化传统。

　　一、 国内外母语音乐教育历史及其现状

　　母语音乐作为本民族自身文化的产物,逐渐受到各个国家的青睐。国内音乐教育界的相关学者大都发现,在面对西方和音乐文化的同时,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在哪里?1995年的“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专门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为题进行了研讨。到会的民族音乐理论及表演艺术方面的专家、学者就中华文化为母语音乐教育的意义与界定、母语音乐教育的困境及建构、规划、实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如王耀华教授曾提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应提供大课堂(社会的民族音乐环境)、中课堂(学校课外民族音乐活动)、小课堂(民族音乐各种课的教学)的结合。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应包括中国音乐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美学、形态学、价值观念等。”李妲娜认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国民音乐教育应把体现民族文化气质和民族音乐形式的曲目纳入音乐教材”等等。

　　在此基础上,各高校也都有了母语音乐教育的实践尝试。如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开设了侗族大歌班,呼伦贝尔学院音乐系设立蒙古长调大专班、云南民族学院民族艺术系也对本土音乐文化的传承进行探索,福建师范大学与泉州师范学院正在开设的南音演唱传习班,江西赣州学院和梅州嘉应学院先后将客家山歌和广东汉乐引进课堂等等,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也做出了“弘扬民族音乐”等明确的规定,各地中小学也在不断的开发适合本地区的校本课程。诸如此类的实践尝试无疑都是很好的开端。

　　然而,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实施母语音乐教育不会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母语音乐教育的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不尽相同的困难与处境。云南这一地处祖国边陲的多民族省份,在母语音乐教育实施的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了诸多的现实困境。

　　二、 云南实施母语音乐教育的现实困境分析

　　1、云南音乐文化多样性难以有效阐释的困境

　　云南有26个民族,2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每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及婚恋、丧葬、生育、节典、礼仪、语言、文字、图腾、宗教、禁忌、审美莫不结撰为丰富多彩的文化链。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大理的白族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彝族的贝玛文化……泼水节、刀杆节、插花节、火把节莫不独具特色,深邃而幽远。伴随着这些节庆、仪式的是丰富而富于特色的音乐舞蹈。因此,云南又被誉为“歌的故乡,舞的海洋”。世世代代的人们把整个生命的意义都投入到美妙的歌声和神秘的舞蹈当中,那里承载着他们祖祖辈辈与天斗、与地斗、与人处的生命历史信息,是他们的历史、生命、精神外化的结晶。

　　云南母语音乐文化的形式不可谓不丰富。从一方面来说,这些都为母语音乐教育提供了可滋利用的潜在文化资源,但另一方面,这些多样化的音乐文化艺术形式在当今的主流音乐教育中,又由于其复杂多变而缺乏一种便于推广、传承的有效途径。从现代教学论的角度来说,一种缺乏自身阐释能力的教育资源是不能被有效的用于学校教学过程当中的。因而,在我们的学校音乐教育中,当面对云南丰富多样的教育资源的时候,往往会显得束手无策。

　　2、 云南母语音乐教育在西方音乐中心论影响下的困境

　　20世纪中国的音乐教育基本上经历了四次大的历史变革,这四次大的历史变革影响到了中国各个地方的音乐教育,云南亦不例外。在这四次大的历史变革中,强势一方以科学、高雅、先进等符号标签长驱直入,而弱势一方则以心理上的顶礼膜拜,行为上的被动接受,不折不扣的全盘接收。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种文化惯性的影响下,大多数师生形成了西方音乐文化是先进的文化,而中国的音乐则是落后的粗俗的、不科学的文化观念,以致我国学校的音乐教育难以摆脱西方殖民文化的后殖民怪圈。

　　云南虽处我国西南边陲,但同样受此影响。如何摆脱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影响,是云南构建母语音乐教育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

　　3、 汉族传统音乐文化对云南母语音乐教育体系构建的影响

　　按照文化渗透理论来说,强势文化会伴随着经济、政治等相关强势媒介逐渐渗透、改变弱势一方。而我国汉族文化以其海纳百川之势,不断影响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学术界对中国音乐的研究也更多的是从汉族音乐的角度进行的。譬如中国音乐史、中国乐理、中国传统音乐等教材的编写、课程的教学更多的都侧重于汉族音乐知识、理论的梳理总结。虽有各少数民族音乐志的编撰、整理工作,但并没有有效地纳入学校的课程设置中,这也不能不说是音乐文化多元传承中的缺失。

　　云南由于处于祖国的边陲地带,经济相对落后,且又以少数民族文化多元并存,无疑会受到汉族文化影响。这又是云南在实施母语音乐教育时所面临的困难。

　　无论困难再大,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角度来说,各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价值,正是这些不同的传统文化才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而不是现代文化使然。因此,我们更应该珍惜这些萌发自不同传统而又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三、 云南实施母语音乐教育的理论对策

　　1、 以各地州音乐文化特色为背景、地州师范院校为依托,构建本民族音乐学科理论

　　云南母语音乐教育的实施之所以困难重重,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种多样化的音乐文化形态缺乏强有力的自身阐释能力,在当今的主流音乐教育环境下显得难以梳理归纳,进而在其自然传承难以有效进行的当今社会中,学校的传承也显得羸弱无力。

　　要解决此一问题,地、州师范院校音乐系科就要通力合作,充分发挥其学术高地的作用。云南共有8个地级市和8个自治州,各地市州基本都设有师范学院或师专学校,这些院校的音乐系科作为“工作母机”正可以充分依托自身区位、文化优势,立足本土,充分调动一切可兹利用的资源(如与文化馆等研究单位、本地知名艺人加强沟通,刚刚颁布的第二批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名录中,就有文山铜鼓舞传承人陆孝宗、黄正武的名单),深入研究本乡本土的音乐文化资源,从一种音乐理论的研究逐步过渡到一种音乐学科理论的构建,进而反过来指导音乐理论的再研究,以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循环机制,从而为母语音乐教育的实施奠定自身坚实的基础。

　　2、 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角度重新审视中西音乐文化之价值,打开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殖民枷锁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在1992年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大会发言中提出“将音乐作为文化来传授”的观点(管建华:《音乐民族学与世界音乐的教学中国音乐》(增刊续集),1995. 4.);20世纪70年代,德国音乐教育对音乐的理解也开始由“音乐艺术作品”转向“文化中的音乐”(金经言:《德国音乐教育中的若干新动向》,《中国音乐》,1996第2期);澳大利亚音乐学家彼得·邓巴·霍尔认为音乐是“文化的一种产品……不同类型的音乐,属于、代表、事实上解说着不同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桂勤编:《关于音乐教育中多元文化主义的界定》,《中国音乐》(增刊续集),1995. p67)。上述这些对音乐本体的界定反映出了一些相同的学术人文思想——音乐是一种文化,对音乐的理解必须放到具体的“情境”(Context)之中方能得出准确的阐释。因而,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过去被认为是圭臬的东西其实也是人为构造出来的,过去可以不加思考不用证明的公理,现在如果自上而下地强加在丰富多样的地方性现实之上,就难免有虚妄的嫌疑了”。(叶舒宪:《谁破译了达芬奇密码?》,《读书》,2005年第1期)

　　从文化价值相对论的角度出发就有了多元文化并存的需求。在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大会上,与会专家发出了关于各级教育部门进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倡议书,从学科和学术方面来讲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是音乐教育学科的转向,是学术视野转向全球视野的反映。有助于打破西方音乐一元中心论的影响,使我国的音乐教育真正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管建华:《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12月)

　　云南的音乐教育应该趁此东风,迎头赶上,以开阔的胸襟,理解、容纳多元的音乐文化,以此打破西方音乐中心论的后殖民影响。

　　3、 正确处理少数民族母语音乐教育与汉族传统音乐教育的关系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也正是各民族相互团结、求同存异才使这个大家庭绽放出五彩缤纷的花朵。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恰恰是单一的生活方式和审关疲劳,正是不同的各民族艺术物象才使得我们生活的土地变得丰富多彩,而决不是现代文化使然。因此,在当今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这种文化个性差异的维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正确处理好汉族音乐文化与云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云南母语音乐教育必须面对的另一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些形式上亦或课程内容上多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云南母语音乐教育的有效实施对本民族精神生活的维系、社会和谐的构建以及文化生态的平衡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责任编辑: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