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60余种地方戏曲剧种,既受地域文化的决定和制约,又是地方文化的体现与反映。地方戏与地域文化,息息相关,一脉相承。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艺”,说的都是地域文化的意蕴所在。地方戏从语音、语势、语调、语汇,到生活习性、人物性格,无一不各自带有强烈而又突出的地域性特征。中国地方戏充分显示出其地域文化的深刻内蕴。例如,川剧,显示出巴蜀文化的地域内蕴和特色;晋剧和秦腔,显示出山陕文化的地域内蕴和特点;粤剧、雷剧、临剧,显示出岭南文化的地域内蕴;汉剧、楚剧,显示出荆楚文化的地域内蕴;豫剧、宛梆、河南曲剧、怀梆,显示出中州文化的地域内蕴;河北梆子、唐剧、老调梆子,显示出燕赵文化的地域内蕴;吕剧、梆子戏、弦子戏、山东梆子、五音戏,显示出齐鲁文化的地域内蕴;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可以说,每一种地方戏,既是该地区地域文化孕育而成的骄子,同时又是该地区地域文化的结晶和象征,也是当地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同理,陇剧是土生土长的甘肃地方戏,体现着陇右文化的内蕴,传承着陇右文化的基因,分析陇剧产生以来代表性的作品,无不体现着这种关系。
自1960年陇剧诞生以来,陇剧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探索、改革和创新的过程。通过40多年的反复实践,艺术上趋于成熟,已能够胜任表现各种较为复杂的题材、形式的剧目内容。纵观陇剧的剧目,其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并且紧密结合地域特点,紧跟时代发展,体现出浓厚的地域色彩和鲜明的时代色彩。从历史看,陇剧的剧目创作始终坚持改编、移植、创作三并举,而且在改编、移植、创作中,剧作家们往往注重创新,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尤其唱腔上加入了许多新元素。这种求新的精神,使陇剧剧目成为众多剧作中的“这一个”,40年来,陇剧积累了100多个剧目,其中现代戏就有60多个,其中《天下第一鼓》、《陇东娃》、《敦煌魂》、《黄花情》、《官鹅情歌》等引起较大的反响,而在地方戏曲形式与陇右地域文化的结合上,尤以《天下第一鼓》、《陇东娃》、《敦煌魂》、《官鹅情歌》以及《周祖公刘》等最为鲜明。
一、陇右农村新旧观念的矛盾冲突
陇剧《老孟家的婚事》以陇东传统的重男轻女习俗,和养儿才能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的旧观念为切入点,表达了农村要发展首先观念得改变的主题。剧中的故事并不复杂,情节也不离奇:无儿的孟来厚夫妇一心要养儿防老,打算过继胞弟来财的儿子,来财也同意,这两厢情愿的事,本似乎没什么矛盾和冲突。但来财心怀叵测,过继儿子是名,独占其兄家产是实,加之来厚妻一气之下身亡,过继儿子的事遭到来厚独生女月月的强烈反对。戏剧的矛盾冲突便由此生发、展开、激化。职中毕业的月月,多次外出参观学习林果生产经营经验,思想解放,见多识广,接受了新思想的她与旧的传统观念和意识格格不入。她与青年刘强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相互了解,心心相印,产生了纯真的爱情。月月在揭露叔父不良动机的同时,说服了父亲,改变了父亲的旧观念。父亲也认清了来财“两次三番生诡计,到底打的啥主意”,心悦诚服地道出:“刘强这样的好青年我何不招婿上门。”月月对爱情的执着,对旧观念的反抗,受到“老八路”孟四爷的有力支持,使孟来厚最终把自己的晚年寄托在亲生女儿和未来女婿的身上。这一组组矛盾冲突的化解,与其说表现的是在当今社会中女儿和儿子一样可以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的观念,揭示的是一场与旧意识、旧观念的决裂,毋宁说这是新一代女性为自身价值所进行的合理抗争。该剧以陇东农村经济发展为背景,使月月这一代新型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大显身手,尽展才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就办起了果品开发公司,为改变家乡面貌,率领乡亲脱贫致富。作为女性的孟月月,其人生价值正是在这良好的机遇中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和升华,完全可以说,《老》剧是一曲女性价值的赞歌。该剧结构严谨,故事完整,全剧四场,开场过继,喜中生悲,即使矛盾激化,揭示于观众;二场重点突出两个青年人的恋爱情结,为招婿与下场中的劝父,矛盾转化,做了必不可少的铺垫;末场婚事新办,皆大欢喜,情节紧凑,环环人扣,极少拖泥带水,能拉住观众,有较强的观赏性。
无论是《老孟家的婚事》,还是《天下第一鼓》、《陇东娃》、《官鹅情歌》,都取材于陇右地域,表现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人民悲喜爱恨之感情,新旧观念的冲突,人性美与人情美等风俗民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性,体现出深厚的地域文化蕴含。陇剧《天下第一鼓》以兰州农民太平鼓队赴京为亚运会献艺演出这一事件为中心,从侧面展现了西部农民在亚运精神的鼓舞下,以博大的胸怀,合奏出团结、友谊、奋进的时代之歌。全剧以团结、友谊、奋进为基调,将人物紧紧地凝聚在亚运精神下,以“太乃天也,平乃地也,太平鼓来天地之鼓,要打太平鼓,就要有天地般大的胸怀”为主导思想,安排情节。《天下第一鼓》中的杨大顺、常万发是全剧的两个主要人物。由于思想、性格上的差异,及来自于老一辈的恩怨,使两位鼓王之间产生一系列矛盾冲突。从人物性格上来说,他们有一定的共性,体现出90年代农民的风采,都有为国争光的豪情,也有为太平鼓艺术争强好胜、奉献自我的勇气。但他们的个性却有所不同。杨大顺正直、坦荡、坚定、淳朴,具有西部汉子豪放的性格。虽然他思想上也有波动,但他能说服自己以大局为重,正确对待村仇家恨、太平鼓队之间的矛盾,及“孝子三年不动乐”的旧俗,体现出当代农民的新风采。常万发粗犷、慓悍、直爽、狂傲,同时思想又比较狭隘,太平鼓队闹社火争胜负,他处处刁难、羞辱杨大顺。二人的冲突成为全剧的主线,其他人物围绕这一主线,展示各自不同的性格、行为,把一个个事件连贯起来,使全剧浑然一体。《天下第一鼓》是一部弘扬民族文化,是展现时代风采表现当代农民新意识的生活剧,多场次,多色彩,粗犷慓悍,节奏性和舞蹈性也很强,充满阳刚之美。更具特色的是,《天》剧在表演上具有悠久的民间文化色彩和浓郁的地域特色,将兰州的民间太平鼓搬上舞台,使民间广场艺术和戏曲舞台得到较好的结合,使雄浑孔武的太平鼓舞和婉转优美的陇剧唱腔交相辉映,形成巨大的审美张力,该剧以其浓郁的地方风情,鲜明的时代风采,淳朴的民族风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荣获全国戏剧最高奖——第三届文华新剧目奖(编剧:崔栋梁)和文华导演奖(导演:郭东来、李竹君),在陇剧发展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一鼓》之所以有味儿,还在于作家用七彩笔为我们描绘出西北高原的风情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形形色色的人们。”“在‘鼓缘情缘等场戏中,充分展现了剧种的魅力。为安排两位鼓王相见,银子和水妹费尽心机,当她们打开花伞在常万发面前歌舞时,那特有的陇东秧歌步、地游子圆场,侧身摇晃等不仅具有一种阴柔之美,而且地域特有的风情色彩一下子就表现出来。银子开口唱第一句‘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是带着陇剧味儿的流行歌曲,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当转入陇剧演唱时,这个转换是那样的自然顺畅。当‘一唱众帮的‘嘛簧出现,舞台气氛越发显得活泼起来。我们还要提及的是戏剧场景转动中间导演穿插了皮影造型的剪影。这一切陇剧艺术手段的调动,使戏剧在总体上达到了动与静的统一,刚与柔的对比。风格的统一与色彩、手段的丰富多样,增强了戏剧的审美价值。”(谭志湘:《气壮山河太平鼓——评陇剧<天下第一鼓>》《中国戏剧》1992年第4期P24-25)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地域文化的因子在地域艺术的形式中获得的价值和审美力量;在这里,太平鼓和陇剧这两个地域文化的因子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均被焕发出新的力量。戏曲诀谚有云:“戏无情不动人,戏无理不服人,戏无技不惊人。”该戏既有情理,更有太平鼓的舞技表演和创新(技),地域色彩更加浓郁。“在这出表现当代生活的陇剧现代戏中,传统的陇剧表演程式,如‘侧身摇晃、‘侧身掩泣、‘秧歌步、‘地游园场等身段动作,得到了充分发展和运用。而且还更进一步吸收了甘肃民间的社火形式——太平鼓,把太平鼓的各种打法,融会到陇剧的表演语汇之中,极大地丰富和增强了陇剧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力。而现在融会着陇剧表演程式的太平鼓,将要成为陇剧的传统节目,成为陇剧的一大特色。”(王勉《近年甘肃戏曲现代戏创作之我见》《中国戏剧》1998年第10期P17)
二、陇右人自强不息精神的展现
“从自然环境和文化生态而言,陇右地区都是典型的环境脆弱地带和敏感地区。长期以来,较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存压力,交相作用于生于斯长于斯的陇右人,从而在文化生活与群体观念中形成一种质朴实用的文化特点。”(雍际春主编、刘雁翔 汪聚应 张玉璧副主编《陇右文化概论》P468,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
陇东为陇右重要的地域,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远祖周祖公刘在这一带活动,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农耕文化。陇右文化浸润陇原儿女,陇右文化长期的积淀和内化就形成陇原大地上陇人特有的文化性格。陇右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含孕化育,形成具有包容性、创造性、延续性的陇右文化。“创造了陇右文化,又深受陇右文化熏陶的陇右人,其性格特征集中体现了陇右文化的优长与惰性。陇右人刚强、劲悍、纯朴、诚实、但同时又安贫乐道,易于满足。”(张兵《陇右文化特征与陇右民族精神》《兰州学刊》1998年第1期P55)
又由于地处黄土高原,靠天吃饭,在漫长的人类活动中积聚“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代代相传,薪火不绝,淳朴的民风和自强的精神构成这一带人民的灵魂底色。而《陇东娃》就是对这种精神的戏剧化体现。
《陇东娃》取材于庆阳师范学生李勇克服困难、背父求学的感人事迹。剧本不拘泥于生活原型所提供的素材,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下,进行了必要的合理的虚构和扩展,将主人公黎明的生活空间和周围人物从家庭、学校伸展到社会,从而使人物个性特征更集中,更可信,更典型,更具普遍性。全剧五场,各场之间虽有一定的连贯性,但从整体结构来讲,不是按照人物行动逻辑组织的“情节结构”,而是根据内容需要重在表现行动中情感的“感情结构”,陇剧质朴高亢的音乐为这种感情的抒发增添了力度。比如该剧的序曲通过一曲唢呐把观众引入莽莽的董志塬,展现出陇东地域的人情地貌,音乐在这里很好的塑造了主人公“山里生来山里长大”环境形象。全剧以“情”为主的表演风格确定了其音乐唱腔的抒情性。这些唱调在向母体道情回归的同时,萌生出新的音乐语汇,源自母体又异于母体,生者少,熟者多,生熟相熔,化作一炉,唱者流顺,听者悦耳,地域特色鲜明。而像主题歌《可爱的陇东娃》,似乎就是一首别开生面的“陇歌”。将信天游曲调揉进陇剧音乐,新颖而不离谱,纯朴而不陈俗,犹如山风中散发着清气,旷远又觉近在咫尺。该剧将主人公设置在一个真实的艰苦处境中来展现其内心世界。一个16岁的山村少年,既要承受赡养病瘫父亲,寻找生活来源,努力完成学业的沉重负担,又要忍受世俗偏见,自卑心理带来的精神压力。他没有退却,没有悲观,而是以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去应对面前的困境。《陇东娃》一剧不仅重笔浓彩地赞扬了陇原大地上少年黎明敢于同困难抗争、顽强不屈的精神,热爱生活、孝敬父辈的品质,塑造了新时代一个大有希望的青年学生形象,而且对我们这个社会群体助人为乐、帮贫济困的优良风尚给予了热忱的讴歌。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色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其鼓舞人心的力量就获得了底蕴。该剧将时代典型和地域性戏剧形式相结合,迅速而艺术化地表现时代人物和时代精神,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三、陇右民族和谐追求的颂歌
历史上的陇右曾是多民族交替杂居和聚居之地,因此也是民族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大舞台。先秦时期西戎、氏、羌、周人,西周春秋时期的秦人,汉魏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羌、氐、匈奴、羯,唐宋时期的吐蕃、党项,元代以来的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民族,都曾一度或长期活动于陇右地区,特别是先秦、魏晋时期的西戎、氏、羌等民族,历史上关于民族斗争和融合的故事就有很多。近年来,甘肃戏剧界挖掘这类资源,用多种戏剧形式将这类故事搬上舞台。比如秦剧《西域情》、陇剧《官鹅情歌》等戏均不约而同将表现主体对准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将表现的主题定位于民族团结与民族和谐。陇剧《官鹅情歌》就是值得注意的这类题材的代表。
官鹅沟是甘肃人的骄傲,被誉为人间仙境。那里青山绿水秀丽如画,大小瀑布如珠如玉镶嵌在山峦之中,这仙境一般的地方曾是古氐羌两族的居住地,但当代人对氐、羌这两个神秘古老的民族的认识,仅依靠唐诗宋词及其他古籍之中那些弥足珍贵的记载,所以氐羌族似乎已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而《官鹅情歌》,则以这片神奇迷人、长久以来深藏于大自然怀抱中的美丽山水为背景,讲述了一段古代氐、羌两族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古时,鹿仁寨氐族与金羊寨羌族为争夺水草丰美的大草原而经常发生械斗,两个部落付出过惨重的代价。这一次,氐族首领之子官珠为了复仇,潜入羌族金羊寨,却被首领之女鹅鳗的真情深深打动,双方都抛弃了复仇,选择了爱情。然而就在中秋佳节的迎亲盛会上,这一对氐羌两族恋人却在亲人的利箭下惨烈地殒灭了。也正因为如此美好的恋人倒在血泊之中,才终究化解了两寨之间的世代仇恨,这正应了悲剧的意义——肉体虽然倒下但精神依然前进。为了永久纪念官珠与鹅鳗,两族人民就把他们最美丽的地方命名为官鹅沟。
这是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戏剧,表现出浓郁鲜明的民族文化底蕴与地域特征。《官鹅情歌》所讲述的,是许多人原本并不熟悉的故事;它所传达的,是许多人原本并不熟悉的文化情怀,但是它的演出却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是因为它传达出了全人类共有的、亘古永恒的主题:任何仇视和杀掠都阻挡不住爱情圣洁的光芒,阻挡不住古往今来人们对于和平的不懈追求。正如第五场中鹅鳗劝说铁布大哥所言:“仇恨的河水流不断,流到哪里才算完,羌人的胸襟宽无限,跑得马来行得船。你争我斗生祸患,氐羌和睦有平安”。所以剧作以两个部族的两个青年追求爱情而殒灭的悲剧题材,表达的是深层的文化蕴含,“表面看,两个部族的两个真爱的青年殒灭了,惨烈得使人有点透不过气来;但正是他们生命的终止才给更多人带来对人最具生命意识的关怀,真正体现了人类对人生价值和人生真谛的终极关怀。和睦和谐,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这正是我们当代的戏剧人应该追索和守望的本质意义上的创新。”(严森林《<官鹅情歌>的创新意义》《当代戏剧》2007年第3期P38)“从这个意义上讲,《官鹅情歌》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深层定位,属于构建在甘肃本土文化之上的整个中华民族心理框架。”(肖媄鹿《情歌永留天地间——评大型陇剧<官鹅情歌>》《中国戏剧》2007年第2期P23)我们在这里似乎看到了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果说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只是唤起了两个家族的觉醒的话,鹅嫚与铁布的悲剧则换来了弥足珍贵的民族包容与和解。仅此而言,该剧的立意就不同凡响。更值得注意的是,“《官鹅情歌》以传说中的氐、羌两族青年官珠与鹅嫚凄婉感人、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为载体,把鲜明地域特色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尽善尽美地展现在艺术的大舞台上,给人以强烈的视角冲击和情感震撼,不仅起到了戏剧艺术传递民族精神、文化精神、人文精神和匡正世道人心的作用,而且也将陇南名胜官鹅沟一带的风土人情、优美景色展示给了观众。”( 苟晓飞《春风化雨结硕果百芳竞艳争风流——全省新创剧目调演戏曲剧目述评》)
四、陇上地域历史的艺术表现
2006年,庆阳市西峰秦剧团演出的《周祖公刘》,是以庆阳历史名人公刘为题材,以我省特有的地方剧种——陇剧为基调创作的。该剧通过周先祖公刘一家人悲欢离合的生动故事,反映的是周人先祖公刘在古豳地庆阳教民稼穑、训练耕牛、垦荒囤粮、广施仁政、亲善睦邻、建国立业的故事,展现了农耕文化起源过程历史场景。全剧地方特色浓郁,题材历史久远真实,背景深厚凝重,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旋律优美,场面宏大,将远古豳地(今庆阳)人民的生产生活场面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歌颂了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和开创精神。该剧在《公刘耕春》一剧的基础上经过加工而成,编创人员在编创过程中,加入了庆阳陇东歌舞和现代音乐等众多元素,在舞台灯光、布景、服装、道具上多有创新,在强调民族特色,营造历史氛围方面颇具匠心。大量歌舞的融入,尤其是庆阳陇东歌舞的融入,展示的地域文化和地域艺术的风采,更强化了这一题材的特殊性。
3500年前,周祖公刘立国于豳,辟洪拓荒,教民稼穑,据《诗经·大雅》载,周祖公刘在今陇东一带“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开创了华夏农耕文化的先河,庆阳因此也被中国民俗学会命名为“周祖农耕文化之乡”。《史记》载:“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使“行者有资,居者有积蓄,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从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古诗人歌乐其德。”这是一个承载拓荒精神的题材,也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题材,这一地域性的题材与在这片土地上产生的陇剧相结合,是颇具特色并且相得益彰的。该剧剧情从训牛开始,叙写公刘扶贫救灾、抗洪,并且失掉子女克服重重困难发展农耕,最终使“周道之兴自此始”的奋斗历程。由于他的高尚道德品质,正确的治国策略,以农为本、以民为本的指导思想,使幽地社会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为豳国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出戏的出现和当时重视“三农”的思想是合拍的,因此古老题材的历史剧在表现拓荒精神的同时也获得了现代思想的价值的灵魂,成为诠释时代精神的载体。公刘的功绩,使得“古诗人歌乐其德”,而作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后裔,更应该歌颂先祖的功德而鼓舞后来者。由此,我们获得启示,陇原大地曾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伏羲等人文始祖产生于斯,历史上也有许多带有陇字的诗歌,比如陇西行、陇上歌、陇头歌等,甚至人们旅行都是“笀鞋踏破陇头云”,可见陇上是一个具有很深人文底蕴的地方,历史上有许多人曾经从陇上走过,应该有更多的故事可供挖掘,只要我们坚持地域题材与地域形式相结合的原则,就会有所创获。在这方面,《周祖公刘》应该具有示范作用。
从以上几出代表性的陇剧来看,陇剧的创作正是在既传承又创新的道路上,既展现陇人安贫乐道、易于满足的性格,又展现刚强、纯朴、诚实的陇人生活、思想观念的变化;既思考陇右文化的优长与惰性,又表现他们在“大义”(国家大义、民族大义)面前果敢的牺牲精神。可见陇剧创作正在试图通过对甘肃本土特色的题材反映陇人的历史面貌、现实面貌,图解陇人精神和性格,这一进路其实是一切边缘文化走向中心的一般进路,而陇剧的音乐唱腔和表演风格独具的风范也将为这一文化进路增加特色。如何将二者很好地加以融合,使陇剧这一形式更好地为地方特色的文化服务,陇剧已有的创作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也是成功的范例。
陇东地区以其特有的文化氛围滋育了陇东道情,陇东道情以其独有的艺术韵味回报了陇东人民,使得道情成为陇东地域文化的代表之一;在道情基础上吸收熔炼多种艺术而形成独特风格的陇剧,其基因还是具有浓郁的道情特色,和道情以其独有的艺术韵味回报了陇东人民一样,陇剧也应该以独特的艺术情韵回报陇原人民。由于过去陇东道情常演的剧目,大多与流行于甘陕之地的“西府”秦腔大体相同,所以陇剧必须通过新剧目的创编和形成代表新剧目来形成自己的优势。
我们看到,陇剧自成为剧种之后进行的创作,除了移植搬演其他剧种的剧目之外,更重视对现实生活的挖掘,这也许与作为新剧种的陇剧没有沉重的背负有关。但作为在传统基础上革新融合创新而成的剧种,不能割断地域这一供其生长的脐带——保持地域特色,展示地域文化,弘扬地域人物。陇剧产生以来创作的实践证明,只有和产生它的地域文化相结合,才能获得活力。《刘巧儿新传》、《天下第一鼓》、《陇东娃》等剧目创作及演出的成功,为戏曲尤其是具有甘肃地缘优势和乡土情怀的陇剧与陇原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结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甘肃本土题材与本土戏剧形式(体裁)的结合是最值得重视的经验。而甘肃近三十年来戏剧的主要成就确实可以归结为本土题材与本土形式的良好结合,比如基于敦煌乐舞基础上的几出舞剧,又比如具有河州特色的花儿剧,都已经成为甘肃的文化品牌,这也许应该成为甘肃建设文化大省的重要出路。然而,敦煌乐舞的表现形式只能囿于敦煌题材或相关题材,受到很大限制(尤其是音乐的限制,舞蹈的限制,其次是题材的限制),这种敦煌乐舞不可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更不能成为容纳一切的形式,而陇剧创作的历史已经证明,它既可以移植历史题材和其他剧种的剧目,而且可以表现现代都市题材,也可以成为及时反映新生事物、英雄人物和时代新人(《刘巧儿新传》,《陇东娃》就是反映时代新人的作品,很有时效性)的有效形式。所以在我们看来,陇剧也应该成为甘肃文化的品牌,成为弘扬陇人奋斗精神的重要载体,应该成为展示甘肃地域文化风情、地域民族性格的艺术窗口。戏剧评论家马少波先生说:“甘肃省陇剧团有历史剧又有现代戏,说明这个剧种成熟了,表现力丰富了,反映了现实和时代脉搏,搞精神文明建设,陇剧的路子很正。” 戏剧评论家严森林也认为,出人出戏走正路依然是陇剧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对地域特色的强化、对地域题材的挖掘、对地域元素的运用,均可成为陇剧艺术创新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立足本省”文化战略的重要体现,“从长远来讲,西部既要与现代社会进展相适应,又要保持特有的民族文化个性,才能真正向前发展。”(彭岚嘉、陈占彪《中国西部文化发展战略研究》P194-1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陇剧姓陇”,陇剧不仅要在形式上姓陇,更要在题材上姓陇,陇剧是甘肃的特色,需要继续发现特色、挖掘特色、展示特色、保护特色、发展特色,在“正路”上继续前行,最终将其发展为甘肃的文化名片,成为抒发陇原儿女情怀的重要艺术样式。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此文为甘肃省社科联项目:"甘肃当代戏剧战略论析"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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