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度公子

　　

一

余华的名字取自于母亲和父亲的姓余和华，低调如同他本人。

　　1977年，余华中学毕业，参加了恢复的第一次高考，但是落榜了。于是便由父母安排，进入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当牙科医生。

　　余华上班第一天就给人拔牙，他的师傅是没有上过医学院的，师傅上来就让余华看拔牙，说“你看一遍，下一个就你干了”。

　　等到余华上场的时候他很紧张，好在病人主要是农民，农民都是到牙齿已经不得不拔的时候才会来，所以一看就知道是哪颗牙，很顺利地拔下来。

　　他拔了整整五年，大概拔了一万颗牙，实在是不想再拔了。

　　余华每天看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从来不用正常上班，非常羡慕，“觉得他们的工作对我倒是很合适的”。

　　余华对自己一番掂量之后，认为文学最有可能使自己进入文化馆。于是余华开始写作了，而且很勤奋。他并没有写小说的基础，先找了一本杂志《人民文学》看，看什么时候应该是引号，什么时候应该是逗号，什么时候应该是句号。大概看了两页，余华觉得好了行了，自己可以写小说了。

　　开始写小说，然后往所有的杂志社寄，所有退回来的小说在中国旅行过的城市，比他现在去过的地方还要多。他们家里边有一个院子，每次邮递员总把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父亲一听到“啪嗒”一声，就说退稿来了。

二

1985年冬天，余华赴北京西直门的上园饭店参加《北京文学》的笔会，遇见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李陀。余华将自己的新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交给李陀审读，李陀看完后说：“你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

　　后来余华说：“李陀的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就是他这句话使我后来越写胆子越大。”

　　1988年某一天，余华正在鲁迅文学院上学，被叫去吴滨家看电影。当时吴滨刚刚发表了一组《城市独白》的小说，意气风发地和王朔他们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马的影视创作公司。

　　看完第一部录像带电影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时，余华震惊了。那天晚上余华走了超过三十公里的路，走回十里堡宿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平静下来。活到了二十七岁以后，终于看到了第一部电影，以前看过的都不是电影。

　　这是余华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好记忆的开始，他此后两年的生活，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去距离更近的朋友朱伟在白家庄的家。那时候余华住在鲁迅文学院的四楼，电话就在楼梯旁，朱伟打来电话时经常是这样一句话：“有好片子。”

　　余华和朱伟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录像带电影，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等现代主义的影片。这些电影被不断转录以后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电影还没有翻译，他们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说些什么，模糊的画面上还经常出现录像带破损后的闪亮条纹。但他们仍然全神贯注，猜测着里面的情节，对某些画面赞叹不已。后来写出《江南三部曲》的格非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1993年，余华辞职，去了北京。不再担心退稿的小说家余华，和妻子挤在北京一间平房的单人床上，只能从《收获》领取稿费四百元。

　　当张艺谋把《活着》的改编费预先支付了两万元给他，他竟然担心张艺谋会不会赖掉那剩下的五千元。两万五千元“巨款”压在单人床的枕头下好几天，夫妻俩甚至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发愁了。

　　《活着》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兰文、挪威文、韩文、日文等在国外出版，并在1998年获得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活着》甚至打破了纯文学的销量记录，在台湾出版二十多年来畅销不止，刷新台湾记录；在美国出版十年后，每年依旧可以卖出四千册，一个中国作家的书能够卖一千册是极难的了；在西班牙，第一年出版就印刷了四次。余华曾被称为“中国残酷写作的代表人物”。

三

余华第一次读到巴金的作品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很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重新出版，求大于供。余华所在的海盐县新华书店进的书不多，得一早就去书店门口排长队领书票，领到书票以后才能买书，他买了巴金的《家》。少年时期的余华曾经在连环画上读过《家》，读完后伤心了很长时间。当他读完真正的《家》以后，再一次感动了。

　　余华大概超过四分之三的小说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而《收获》的创办者正是巴金。

　　1995年余华在《收获》上发表《许三观卖血记》，那时巴金已经不能下床了，他在床上躺着，从头到尾读完了《许三观卖血记》的手稿。巴金说：“发表。”

　　1987年，《收获》推出“先锋文学”专号，上面是“一伙来历不明”的家伙，分别是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等。

　　他们被《收获》的编辑们顶着“胡闹”的“罪名”推上了1987年第五期第六期《收获》。

　　余华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1987年的那个秋天：“收到第五期的《收获》，打开后看见自己的名字，还看见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收获》每期都是名家聚集……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集中了一伙来历不明的名字。”

　　余华说：“《收获》在我心目中是中国最好的杂志，很多小说其他杂志根本不可能发，别说《许三观卖血记》，《活着》都不可能。《收获》的地位确实有原因，感谢巴金，因为他的庇护，我们这一代作家才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

　　在那些年代里，那一群来历不明的家伙，白天坐着公交车去《收获》编辑部，被人戏称“好像《收获》是他们的家”。

　　2005年10月17日，余华正在参加瑞典驻华大使馆的晚宴，突然传来了巴金去世的消息。余华得到巴金去世的消息后很难受，他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就是从未见过巴金。

　　其实他是有机会的，只要对李小林说：我想见见巴金，李小林肯定会带余华去她家。可是余华一直不好意思说，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他每年次去上海都有这样的愿望，可是一直没有说。后来巴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余华就更不能向李小林提这样的要求了。

　　得知巴金去世后，余华一个人坐到了角落里的沙发上，拿出手机，犹豫了一分钟，还是没有给李小林打电话，心想她现在可能不接听电话了。

　　余华后来打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郏宗培，证实了巴金去世的消息。他沉默了一会儿，不知道应该对李小林说些什么，最后请郏宗培找到机会转告李小林：“我问候她。”

　　不知那时余华的心情是否像极了自己曾在《活着》中所写的一句话：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