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方舟

　　

　　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也就是20 多年前，对当时的我来说，现实世界的边界就是我们家属院的金属栏杆，我生活里最接近“全球化”的经验就是考出好成绩时，可以去吃麦当劳。

　　当时，我已经决定以作家作为一生的事业，但那时候尚且天真的我，以为不需要了解外部世界。我以为作家只需要耕耘自己视野范围内的一小块地，比如，沈从文在湘西耕耘，路遥在陕西黄土地上耕耘，莫言在山东耕耘。

　　我曾经以为我也是这样的作家，但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代人，不断目睹“故乡”被拆除，我也是“望子成龙”的独生子女，父母从小的期待就是到更富裕的地方，更遥远的地方。所以，我被迫不断从故乡逃离：离开小城，离开湖北。

　　主动逃离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发现自己在写作上遇到了很大的困境。我是读西方小说长大的，向往莎士比亚和毛姆身处的伦敦，我的小说语言也来自他们。而当我开始下笔写作时，却发现脑海中的世界和现实世界充满了反差。

　　类似的痛苦，我曾经看到作家奈保尔提过。奈保尔出生在加勒比地区，祖父从印度移民过来。他在少年时代就读完了很多西方文学经典，而当他离开故土，在牛津开始写作后，他发现小说这一体裁源自西方，那西方文化如何能够完整地表达他的家族、他的迁徙，以及他记忆里神秘而模糊的印度？所以，奈保尔选择不断远行，从远方打量家乡。我相信很多留学生都会有类似的感觉，你们离家万里，可有时候从远处观看中国，反而给了你们更清晰的视野。

　　小说家在现实生活中有需要纳税的国家，但在精神上，他可以生活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大都市被跨国连锁店联系在一起，全世界的消费者喝同样的星巴克，在苹果店买同样的电脑，亚马逊和网飞领航出版业和电视业，可这种繁荣带来的福利远非平衡。当过得不错的人享受着奢华便利的生活时，那些过得不怎么好的人却失去了机会、未来，甚至他们的文化身份。没有大学学位的成年人越来越被经济和社会发展抛在后边。移民与难民在很多发达国家激起了民粹主义的反弹。

　　这些现象看似最近才有，其实早在100 年前，作家康拉德就有所预见，他的小说《黑暗的心》揭示了一些全球化与现代化中最深层的矛盾。小说中的西方殖民者把自己打扮成文明的使者。故事的主人公科特兹本来拥有理想，要把商业与科技传播到非洲大地。但这个过程让他变得失望，并被自己的权力和野心腐蚀，最终，他成为一个鱼肉当地非洲人的暴君。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可以一辈子没写过一篇小说，但他依然可以有一双“小说家”的眼睛。什么是小说家的眼睛？在我看来，就是用文字重新建构现实的能力。小说家终其一生都在撒谎，建构不存在，揭露别人没发现的世界，预言未来。

　　小说家的眼睛跨越了空间和时间，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界处——那是巨大的时代裂缝，所有人都害怕掉进去，被抛弃，而站在这个裂缝处的小说家却最兴奋。就像乔治·艾略特写的：“我们都记得生命中的那些重大时刻——那时旧的期待落空，新的渴望勃发。”

　　我认为，今天的我们更需要这种小说家的眼睛。我们要勇于接受创新带来的可能性，同时关注那些被落在后面的人；我们要不断去新的地方，同时对未知保持好奇，保持谦虚。只有像小说家一样永远保持旁观者的视角，才能理解过去，而从不恐惧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