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照

　　

　　那一年，她刚从师大毕业，念的是化学系。她是一个在屏东客家村长大的女生，被分配到我们学校，一个复杂都会环境里的国民中学，而且一来就被派任为我们班的导师。

　　连我们这些只有十三四岁的学生都知道，她被安排了一份没有人愿意做的工作。

　　学校里有男生班和女生班，当然，女生班比男生班好带。学校里有三个年级，一年级的学生刚入学最听话，其次是三年级的升学班，最麻烦的是二年级。学校里有科任老师、级任老师，当然，科任老师上课来下课走，不必管秩序和学生生活，工作要轻松很多。

　　偏偏她当老师的第一年，就担任了二年级男生班的导师，不只这样，她负责的还是被学校公认的最坏、最顽皮的一班。

　　我们一大早偷偷溜进教师休息室，撬开她的办公桌抽屉，看到了她男朋友寄来的信。上课时，她背过身在黑板上写字，后面几个同学就一起捏着鼻子念信中的句子。她刹那间白着脸猛回头，颤着声问：“谁？”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敢出卖我们班上这几个最坏的学生。问不出结果，她叫全班同学站起来，从第一排第一个开始问，不说就用藤条抽手心。

　　才打到第三个，豆大的泪珠便从她眼眶里流出来，她扶着墙壁哭了一阵，突然拎起藤条走了，留下一教室的错愕。

　　导师要批改每周交的生活周记。我的周记内容都是抄来的，一周国内外大事抄报纸，读书心得抄课本，生活感想则抄我当时热衷的现代诗。诗的字数少，容易填满页面，余光中的一首长诗《火浴》，就够我抄好几个礼拜的了。

　　抄了一阵子后的一个周末，我去了台北近郊的沙仑海边听海风，看海潮，回来后一时兴起，便不抄了，自己写了一首标题叫《潮》的诗在周记上。

　　第二天，她上完化学课，就走出去了，突然她又从教室后门进来问我：“周记里的那首诗是你自己写的吗？”我完全没料到她会这么问，便愣愣地点了头。

　　一个多月后，救国团编印、规定每个台北市中学生都要订阅的《北市青年》送到班上，引起了一阵骚动，我写的那首《潮》化成了铅字印在上面。我和班上的同学一样惊讶，不，我比同学们更惊讶。

　　放学打扫卫生时，我被叫到教师休息室。她郑重其事地跟我说：“我早知道你不是个坏孩子，你看，你会写诗，你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在《北市青年》上发表文章的学生，连校长都很高兴。别再参加足球队了，也别再跟那些人混了。”

　　说着说着，她的眼眶红了，从抽屉里翻出一沓教会团契的宣传单给我：“你拿回去看看。”

　　原来她要拯救我。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我更没料到的是，她要拯救我的决心如此强烈。她去找了和我比较亲近、从一年级就教我们语文的老师一起来劝我。然后她还把班上平常跟我一起踢足球的几个同学都找去，足球队里有一个本来就和我不是很对眼的，被老师约谈后，在教室里对着我嚷嚷：“你是好学生，离我们远一点！不小心被你沾了变好，我们就完蛋了！”另外一个平常和我并肩守最后场的同学，则无奈地拍拍我的肩膀，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度过了这一生中最寂寞的一段日子。没有朋友，不知道要干什么，觉得每天都在晃，晃进教室觉得教室不是我的；晃到足球场，发现足球场也不属于我。难道一个人会写诗，就证明他不能当坏学生了？然而很怪，愈是寂寞，我就愈想将自己投入诗中，也愈离不开诗。

　　虽然我和原来的那些朋友愈走愈远了，但是我的成绩变好了，三年级时还被编进了升学班里。我想我应该感谢她，感谢她那么固执、坚持地把我丢进一个寂寞却光明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