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萍

　　

　　姥姥在我还不到两岁的时候就把我接到了水门口，还是从青岛机关幼儿园的小木马上接走的。妈妈既要上班，又要带孩子，只能顾着我哥哥，把我放在长托幼儿园，几个月接一次。姥姥说，怕我一辈子都“不会笑”，就咬着牙把我接回了水门口。

　　那个时候，姥姥的小女儿还不到九岁，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了养活我，姥姥把村里能借的鸡蛋都借来了，又把从娘家带来的一对银镯子卖了，换了能摆满一张炕的鸡蛋。

　　从那时候开始，无论多穷，鸡蛋在我的生活里就没断过。蒸着吃、炒着吃、煮着吃，一个吃得下，三个也撑不着，我“噌噌噌”地往上长。半年后，妈妈从青岛来看我，简直认不出我了。“会笑了”的我笑得让姥姥都害怕，因为无论见了谁，我还没说话，就先笑。

　　姥姥说我四岁的时候就会串门儿了，而且准能吃得小肚子溜圆才回家。我至今也不能确定，如果没有水门口四年的“野生活”，继续在青岛机关幼儿园长大的我还会不会是今天的我。

　　有人做调查，问十个孩子，在两种妈妈中会选择哪种：一种妈妈生下孩子就一天也没离开过孩子，失去了最佳的工作机会；另一种妈妈生下孩子就去奔事业了，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条件。年龄小的孩子基本都选择了前者，成熟的孩子都选择了后者。我问姥姥：“你选择谁？”姥姥说：“那还用说？选第二个妈。”我庆幸上天给了我两个妈，前者是姥姥，后者是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