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婷

　　天儿好的日子，刘思麟会骑她那辆淘来的二手凤凰自行车上班。还不到早上8点，北京城还没醒来。进了故宫的门儿，世界更安静了。刘思麟老觉得自己到了另一个时空。“你不仅从地理空间上，走进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环境，在时间的节奏上也发生了变化。这里面的一草一木，每一个建筑，每一个物品，都不是属于当下的东西。”春末故宫里梨花落，她拍下来，在微博里写：“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

　　她是故宫博物院里传说中的“修文物的女孩儿”。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对文物的伤况进行二维和三维的信息采集。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她低调慎言，不对外说具体的工作内容。工作日午休时会去周围的公园消消食儿，忙完活计和师傅们一块在故宫里看看展览。

　　每天下午5点下了班，到晚上12点睡觉之前，还有七八个小时。刘思麟的白天与夜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白天在故宫这样严肃的历史圣殿里工作，晚上她却热衷于用摄影创作去解构历史。

　　在她居住的四合院的房间里，那个低调的、安静的、东方的世界消失了，西方的、奔放的、现代的时空出现了。书架上摆满画册，许多都是波普艺术，比如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涂鸦艺术家班克西……桌上一台超大电脑，还有各式相机，都是她创作的工具。

　　你很可能见过她的艺术作品。一组叫做《我无处不在》的作品里，她把自己和20世纪的许多大人物P在了一张照片里。她把蒋介石P掉，自己站在了宋美龄旁边，也曾把萨特P掉，把手搭上波伏娃的肩膀上。她还曾与戴安娜王妃、玛丽莲·梦露、安迪·沃霍尔、弗里达“同框”，甚至把自己P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伟人旁边。每一张照片看着都幽默又和谐。故宫里她的同事知道这些，常打趣儿，喊她“艺术家”。

　　21岁时，刘思麟开始做第一张照片。最开始是为了好玩儿，看到妈妈的一张老照片，短发，穿着衬衫，很干练，酷酷的。她觉得和当下的妈妈一点儿也不像，就P了一张图，把自己和年轻时的妈妈放在一起。

　　这种自娱自乐渐渐变成一种严肃的创作。她从海量的名人照片里，选择她最想表达自己态度的照片。那时她的人生疑问是，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她就去找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和她们“合影”。过了两年，这个问题解决了，她开始寻找潜意识里艺术梦想的根源，就开始做文化相关的人物。

　　每一次，都要构思自己以什么身份介入，再根据时代背景选定服装、动作和表情。在和戴安娜王妃的合影里，她站在王妃身边，翻了个白眼。“我觉得她是一个朋克，所以做了翻白眼的表情。如果她不是王妃的身份，可能就会这样非常真实地表达自己。”

　　她观察这些图片被传播的过程。她与张爱玲、李香兰的合影，就被记者看到了，还真做了一番考据，记者请教了张爱玲研究专家止庵、两位摄影师和一位图片编辑，大家都认为是伪造。后来多番搜索，才发现是刘思麟的作品。还有一次，有公众号发文讲毕加索生平，用了她与毕加索的合影——他们也信以为真了。她向对方说明这是自己的创作。后来这个公众号还发了一个声明，专门介绍了她。

　　她觉得这很有趣。“我是一个网络世界成长起来的年轻小孩，通过创作了解这个大众文化影响下的时代。过去只有极少数的精英阶层才能影响社会和时代，而今天的网络环境给了每个人展示的舞台，我们有了平等的机会去创造、传播和表达。”记者问她，照片流传出去，被误以为真怎么办？她说：“那我的目的某种程度上讲就达到了，平等的传播就是今天图像的命运。”展览时，看到有的观众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她就在旁边偷偷地笑。

　　到了26岁，她这一组作品拿下了2016年的“集美·阿尔勒发现奖”。有媒体说，这个奖项被称为摄影界的奥斯卡。这些作品随后在许多欧洲国家展出和获奖。

　　很多人问：这算艺术吗？当时推荐她作品的策展人这样写道：“无论是在静态摄影还是目前被广泛使用的网络直播之中，刘思麟把自己的形象当作一种传播介质，亲身试探和演绎互联网时代中图像的多舛命运。”

　　

　　

　　

　　

　　与从事文物工作需要的审慎、严谨不同，打小儿她就天马行空。这也许和独处有关。4岁时她家搬到北京，就住在四合院里。爸爸妈妈都下班很晚，放了学，她喜欢独自对着窗子发呆。“正是太阳落山的时候，透过那雕花的窗格子，能看到光线在屋子里移动。还能看到鸽灰色的天空、树与飞鸟。

　　有次院子里挖地，挖了个很大的洞，下面黑黢黢的，深不见底。她骑着三轮的儿童自行车，围着洞看来看去，觉得要是掉下去就飞到宇宙中了，又向往又害怕，纠结了一夜。家里管得严，不让她看电视，她偶尔路过电视，瞄一眼，回房间里躺下，就开始脑补整个剧情该如何演绎。

　　

　　到了高中她开始学画画，发现自己和别人也不一样。参加美术考试，都是画模特，中场休息时模特从上面走下来，到她那儿说，你的画跟别人都不一样。她问，我画得不像吗？模特说，不是，你的画有这么多颜色。“那时候我就想，完了，我肯定得不了高分。但是我就是能看到那些色彩，我控制不住自己，必须要诚实地画出来。”

　　她不是在传统文化里长大的孩子，十一二岁开始听CD，从格莱美听到老虎鱼。喜欢看杂志，从内容到广告，但只看图片，发现好看的就翻不动篇儿。喜欢涂鸦，喜欢安迪·沃霍尔，喜欢波普。这是她的精神世界。

　　对她而言，到故宫工作完全是出人意料的选择——“我们这代人，从流行文化里面成长起来。再稍微大点，就无缝链接到网络时代。但总觉得忽略了自己的文化基因，所以想回到这个文化土壤里，而故宫也许是最能直接给我这种感受的地方。”所以到了故宫，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其实是——一个新锐的当代艺术家，在故宫上班，她会遇到什么？

　　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早起。一开始住在通州，每天6点半出门，开车一路都心惊胆战，怕迟到，“时间浪费得毫无意义，感觉能把人逼疯掉。”后来搬到东四环，“生活在人挤人的地儿，心态也是分分钟就能崩。”现在到了景山附近，每天路程5分钟，省下的时间用来慢慢打发。

　　另一个问题是，是融入环境，还是做自己？刚进去那会儿，她学同事们的穿衣风格，穿得朴素、低调、沉稳，一头黑发。很快她发现自己不开心，穿着不舒服的衣服，热情和创造力都被压抑了，工作里也不敢表达自己。后来她改回自己的风格，反倒好了，领导没说啥，同事们说她终于开始做自己了。

　　工作与艺术创作的一些技艺是共通的。她用摄影透光的方法拍古代书画，能看到它们内部的信息和伤况。一个本质上非常个人主义的艺术家，也逐渐觉得，“其实每个人所做的一切，都能影响别人的生活”。

　　但艺术观念的融合需要时间。最初她来故宫，是希望获得创作的灵感。后来她发现，传统文化与她做的当代艺术，严肃的工作与她解构的创作方式，东方与西方，严谨与自由，还是不一样。

　　好在她还有许多漫长的夜晚，那都是她一个人的创作时间。每一个作品都很复杂。一张海明威的照片，她已经做了3年。那张照片里，海明威坐在家里的沙发前面逗猫，穿一件白色T恤，看起来很放松。她喜欢他这种状态，也穿了个睡衣，扎个辫子，想像他女儿一样。她分析了光线、景别、透视，但就是看着别扭，“不知道哪里不对，就是没有找到原因”。

　　但她觉得《老人与海》好，不想放弃。“小时候不理解海明威，《老人与海》就是捕鱼，就是搏斗一下，幸存了。长大了会发现，和平凡做抗争，是每个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