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宁欣

　　

　　唐代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些诗篇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社会、文化信息。我想通过几首具有典型意义的唐诗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诗歌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从《汴河怀古》看隋炀帝千秋功过

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写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到了唐代仍然是利国惠民、沟通南北的大通道，但是他为了开凿运河不恤民力，引起了隋末农民大起义，最终导致了隋的灭亡。诗人说如果没有造船游江南的事，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功绩是可以和大禹治水相媲美的。

　　隋炀帝为什么要修运河？原因是隋朝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等都在西北，各种生产生活资料供不应求，需要把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粮食、物资运到关中。

　　中国的水系绝大部分自西向东流，要实现南北这样一个由东南调到西北的运输路线，没有一条现成的合适水道。隋朝以前对大运河的分段开凿就已经开始了，隋炀帝只是把各个河道连接起来，修成了一个三角形。他从江南通过汴水一直修到开封附近，然后再通过黄河渭水继续向前，这条线是为了用江南的物资来支援关中而打通的。还有一条线是从开封一带往北京走，这条线实际上是为了向今天的河北地区运输兵员和物资。

　　为什么有这样一条线呢？原来隋朝时来自外部的威胁已经逐渐从偏西北向东北迁徙了。早期的北方民族主要从西北南下，从秦代到唐代，都城皆选在关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抵御西北方来犯的草原民族。因此建立东北的防线非常重要，运河不仅解决了关中物资不足的问题，也考虑到了东北战略前线的问题。东北成为巨大威胁后，政治中心不仅向东移，还开始向东北移动，这也是元、明、清三代的政治中心都在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

　　后来的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到北京，直接贯通南北，使政治中心——北京跟南方的经济重心直接对接。这种大的格局变化事实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

◎从《乌衣巷》看社会阶层更新重组

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隐喻了中国古代社会阶层重组、变迁、更新的历史大趋势：一条线索是门阀士族的衰落及新的官僚士族的兴起；另一条是重新排定士族的位次。

　　“王谢”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两个重要的士家大族——王家和谢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并逐渐走向顶峰的门阀士族，他们在政治上垄断仕途。九品中正制讲“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根据你的出身来评定你入仕为官的资格等，如果你出身大族，就可以评为上品；如果你只是寒门庶族，那永远只能是下品。在经济上他们实行大土地所有制，可以占有大量的土地，形成庄园并役使大量的依附人口，并且这些都是不编入国家户籍的。在婚姻上他们讲究门当户对。所以从各种关系上，由士家大族形成的社会等级都是相对封闭、凝固的。另外，所有士族的排定都是得到社会认可的。

　　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明当时的社会阶层、阶级、士族等级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唐太宗认为原来的士族位次排定得不合理，下令修订《氏族志》。贞观十二年《氏族志》修成，按老规矩崔姓为第一，把李姓排到了第二。唐太宗认为应按照当时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来定次序，最终以皇族为首，即李姓排第一，外戚次之，崔姓降为第三等。后来，武则天重新修订《姓氏录》，把皇后武氏列到第一等，其余再根据当朝现任官员的品阶依序排定。当时五品执事官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录入《姓氏录》，此外兵卒中获了五品以上的勋官也可以列入《姓氏录》。因此，许多抱持旧有传统观念的旧士族对《姓氏录》很不齿，讥称其为“勋格”（功勋的品级），并以被录入为耻，这是大部分人的反应。

　　隋唐以后，五代的君主都是武人出身，很多都是先从军，一路打到高级将领，终于成为镇守一方的节度使或是禁军首领，最后取代了中央政权，比如赵匡胤。这就是当时整个社会阶层大变动、统治集团更新的过程。

◎从《夜看扬州市》看城市由封闭到开放

王建的《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这首诗实际上反映了唐代大都市从封闭到开放的一种转变。

　　唐代都城长安有很严格的制度规定。早上承天门的鼓一响，各个城门楼的鼓及街坊角的鼓全都跟着敲响，接着城门、坊门、市门依次打开，人们开始一天的活动。到了傍晚还要再敲一次鼓，又依次关上。所以长安城到了晚上是实行宵禁的，没有特殊情况和官府的文书，寻常人是不能在街道上行走的，金吾卫会整夜巡逻。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人口及城市流动人口的增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易活动的日益活跃，社会的经济文化需求，相对封闭的坊市制度势必不能适应发展。扬州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王建的诗向我们展示了扬州兴盛的夜市整夜都在营业，一街灯火一街辉煌，人流涌动，来客纷纷，一番相当繁华的景象。

　　杜牧诗《赠别》中写道“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其实在封闭的坊市制度里不仅有宵禁，还规定除特殊情况外，所有的建筑都不能对街开门，必须开在坊里，由坊进入，因此街道两旁本不应该出现商业建筑或设施。由杜牧的“春风十里扬州路”和王建的“夜市千灯照碧云”，我们可以想象扬州肯定不是高大的院墙和坊墙林立，一定是街头熙熙攘攘，店铺灯火辉煌，是可以临街开店的，这样才称得上是“春风十里”。

◎从《卖炭翁》看财税体制变化

白居易的《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诗中所写的卖炭翁，好不容易烧了一车炭到市场上卖，却被帮宫廷采买的宦官强行夺取了，只给了很少的一点报酬。为什么这些内廷采买的宦官要抢老人这车炭呢？这车炭到底值不值钱？宦官为什么能出现在京城的市场上呢？

　　据史料记载，唐都城建在长安，附近南山上的树木多充当了建筑所需，基本上已经被砍伐殆尽了。京城不管是对建材还是对木炭的需求量都非常大，卖炭翁好不容易烧出的一车炭是稀缺物资，这也是为什么宫市使要去抢这车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口的集中使生态平衡被打破，长安周围的自然环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那么，宦官为什么会出现在市场上？唐朝以前，内廷的供应由司农寺、少府监、太府监（寺）等部门负责计划调拨，唐朝中后期的财政制度改革，使内廷以皇帝为首设立了自己的私库，皇帝直接掌握着很多财富，可以用来赏赐、采购，用作内宫的花费。

　　宫市使的出现跟唐玄宗有关。杨贵妃有个族兄杨国忠，唐玄宗委派他做内廷市买使，也就是为内廷采购，“安史之乱”以后，大内的财政已经被宦官掌握了，宫市使也就转而由宦官担任，所以我们在《卖炭翁》这首诗中可以看到宦官出现在了集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