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林少华
我以为，在语言艺术面前其实我们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应该永远保持一颗童心，一份敬畏之情。
——林少华
东北人就是要写出黑土地味儿，上海人就是要写出黄浦江味儿，北京人就是要写出豆腐脑炸酱面味儿，山东人就要写出浓浓的煎饼卷大葱味儿！这就是文体区别，就是文体意识。
为数不可能少的国人很快就要迎来一个“节日”，一个比春节、比国庆长假不知重要多少倍的“节日”：高考！
高考的重头戏之一是语文，语文的重头戏非作文莫属。或登陆诺曼底，或兵败滑铁卢，成败在此一举。
按理说，中国人用生来就会的中国话写一篇800字的短文，又不是要你七步成诗——本应不是难事。然而据说不少考生都写得不怎么样。
据某年北京高考阅卷语文组组长漆永祥的说法：“孩子写作文，就应该是东北的学生写出来就是黑土味儿，陕西的学生写出来就是黄土味儿，江南的学生写出来就是烟雨蒙蒙的。但实际情况是，我看大部分作文，八个字：不辨男女，不说人话。”
话说得够狠，这位组长阅卷时显然越阅越来气。是啊，“不辨男女，不说人话”，作为阅卷老师有谁能为之眉开眼笑手舞足蹈呢？若是我，非把卷子一巴掌抡到地板上不可。气归气，但组长大人的意思是无可指责的：写作文就是要写出自己来，写出个性来，写出特色来，写出男女来！
非我趁机显摆，我从小语文就好，作文尤好。上课最开心的时刻就是等老师发作文本，看老师的批语，看字里行间那一串串如飞奔的火车轮一般的红色点赞圆圈。不瞒你说，我刚上初一不久时写的一篇作文，竟被老师拿到初三班上高声朗读。读完又被贴到教学楼中央门厅墙上展示。
那年回乡，碰上一位当年初三的学长。他主动提起这桩光彩事，告诉我那篇作文的题目叫“八月十五的月饼”。经他一说——作文题目其实我自己早已忘了——半个世纪前那个中秋之夜倏然浮现在眼前：皎洁的月光透过窗前扶疏的树影，照着土坑矮脚桌旁我们几兄弟，我们不胜怜惜地一点一点咬着、舔着月饼的红绿果丝。贫寒中一年仅有一块的月饼，那是怎样的月饼、怎样的月光啊！我甚至可以想起从本本上照抄的描写月光的语句……
是的，我有个专抄漂亮句子的三十二开硬壳笔记本。说来也怪，那时候看小说我就不怎么为故事情节所吸引，而更在意里面描写风景和人物——尤其描写女孩长相——的漂亮句子。两只眼睛在字里行间贼溜溜地扫来扫去，一旦发现，赶紧抄进笔记本。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抄，在初一那年达到高潮，走火入魔似的，而且这个习惯断断续续保持到五十年后的今天。
翻阅案头读书笔记，前不久我还不知从哪里抄得漂亮得让人一见倾心的句子：“一杯香茗，半帘花影，幽林冷月，万籁息声/山衔落日，野径鸡鸣/ 清风十天，明月一天/ 读之如履晴空，四顾粲然。”如此不一而足。不仅如此，还习惯于睡前看一两篇美文或一两首宋词元曲，把漂亮的句子打入脑海，带进梦乡。
也许你笑我幼稚，都那么一大把年纪了，都当上教授了，怎么还像个初中生似的？可我以为，在语言艺术面前其实我们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应该永远保持一颗童心，一份敬畏之情。可以断言，正是这样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激情培育了我的写作能力、修辞自觉和文体意识。
文体意识！北京那位语文阅卷组长所说的，也可以归结为文体意识。试想，男生写的东西怎么可能和女生写的一个样呢？同是男性，五大三粗的东北汉子同文质彬彬的上海男人怎么可能用一个腔调说话作文呢？东北人就是要写出黑土地味儿，上海人就是要写出黄浦江味儿，北京人就是要写出豆腐脑炸酱面味儿，山东人就要写出浓浓的煎饼卷大葱味儿！这就是文体区别，就是文体意识。
我的同代人王小波到底是聪明的。他很早就意识到了文体的至关重要，并且有个不太典雅的比喻，说优秀的文体好比他在云南插队时看到的傣族少女极好的身段，“看到她们穿着合身的筒裙婀娜多姿地走路，我不知不觉就想跟上去”。在这个意义上，文体就是文章之体，文章的“身段”。一个是婀娜多姿的筒裙女郎，一个是王小波接着比作恶劣文体的中老年妇女——组长也好家长也好，你说你给哪个打高分？
那么如何锻造文体亦即如何说“人话”呢？这里请姑且让我冒充一回组长，说一下我个人行之有效的经验，有两点。
一点上面已经说了，那就是看书。多注意看别人如何说“人话”、如何遣词造句，并且把漂亮句子抄在本子上或抄在脑海里。抄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写作文时照抄，而是为了打磨语感或培养文体意识。另一点就是坚持写日记。一年春天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演讲互动时，有学生问我怎样才能搞好文学翻译。我反问对方：“你写日记没有？如果日记都不写，翻译无从谈起。因为翻译实质上是特殊的母语写作，而写日记是最基本的母语写作！”翻译尚且如此，何况作文？
如果这两点你正在实行中，那么你也一定会写出“读之如履晴空，四顾粲然”的文章，写出过了半个世纪都有学长记起标题的作文。须知，那才是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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