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蛰

　　

　　我打小对母语的敏感和兴趣全来自语文课之外。我喜欢听书，听村里的老宁头说故事。他说书杂，也野，表情丰富，唾沫横飞，带骂人的口头语。《薛仁贵征西》《罗通扫北》《呼延庆打擂》都是从他满嘴的脏话里听来的。他模仿那些说书艺人的腔调，喜欢把嗓音弄成破锣声：“话说小将罗成……”遇到节骨眼上他就打住，让我们给他割牛草。在苏北黄海的漫滩里，天高地远，白云悠悠，耕牛甩尾，中秋时节的泥土味让人鼻头发凉。一群少年呈扇形围坐在老宁头前方，听他自我陶醉、拿腔拿调地说：“七爷罗成……”

　　每年秋天，庄稼人没活干了，靠嘴吃饭的说书艺人就到村里找好事者张罗，在村里说上十天半个月，最后每家出一碗粮食。一副钢板、一对鼓槌、一架大鼓，是说书人的全部行头。再有一片随意的场子，好戏就可开始。我喜欢说书人“当”一声把钢板往案板上一砸，鼓槌一点鼓面：“列位看官！咱们上回说到……”

　　我不明白他们为何把听者说成看官，但真正的说书就此开始。记忆里，一个叫老拐的说《呼延庆打擂》，比老宁头传神：“列位看官，上回说到呼延庆大闹东京汴梁，火烧半个京城，老太师庞文恨恨不已……”满场鸦雀无声，只有一种说不出什么味道的沙哑嗓音忽高忽低在凉丝丝的黑夜里飘来荡去。一群乡村百姓或躺或坐或蹲，横七竖八地陶醉在这种声音里。我就在那些明明灭灭的旱烟锅里瞪大双眼，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处细节。

　　除了本村，我还跑到外村去听书，《秦英征西》就是这么听来的。去听书的人多时，回来的路上，夜深人静，田野空旷，月亮高挂或是星星满天，自会有人学唱：“大鼓响来……啊……钢板敲啊—啊啊—呀……”

　　嘹亮的唱腔在夜里一拨拨荡出去，引得远处人家的狗“汪汪”地叫个不停。这时，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满足和兴奋。

　　听书的地方还有冬天生产队里的牛屋。人多得脚都插不下，烧牛粪，一屋子臭烘烘的暖和。老拐唾沫横飞地说唱《呼延庆打擂》，热得火车头帽子都戴不住。

　　后来，在大队的大喇叭里听刘兰芳说《岳飞传》。大喇叭就是好，我坐在田野里听，有时也躺在草丛里，有无限的想象。后来，又听《杨家将》。那时，放完《杨家将》就放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在田野上真是有希望。

　　因为听书，我还陆续读到它们中的一些。在那个闭塞落后的乡野，书是谁弄来的、从哪里弄来的，我并不知道。我常常一夜不睡地读那些书，娘叹息道：“一灯油没了！”爹总说：“不就一灯油嘛。”

　　1985年，我告别那些在听书中和我一同长大的光腚伙伴去读大学。在第一次写作课上，老师对我说：“你写作怎么有股说野书的味道呢？”是的，就是在野语文里，我变成了一个热爱母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