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鸦生

　　成仙是一句戏言，只有孩子才会当真。

一、夏天

这个故事里有我的姐姐、我的哥哥、我的弟弟，还有我，这些人构成“我们”，除了这些人，其他人都不是我们。

　　贞观年间，我们住在长安城的一所大院子里，那院子中高周低，下雨天存不住一点水，这使我们对邻居低洼的院子大为羡慕，并早早的感到了世界的不公平。每次下过雨，我们都趴在墙头上看他们的鸭子在院内游泳，看它们身后拖起一圈圈脏脏的皱纹。水其实并不深，有的鸭子扎猛子还会一头插进烂泥里拔不出来。这实在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但我们脸上挂着无比艳羡的表情，好像我们自己也是鸭子似的。

　　众所周知，长安是个干旱的地方，但在我的记忆中它似乎有无尽的雨水。这没什么奇怪，只是因为我选择了记住这些：夏天的下午，从漫长的午睡中醒来，听到浩大的蛙鸣如同造反。赤脚奔到大门外，满地的积水反射着阳光，好像天上的宝物碎了一地，有些细小的碎片还飞到眼睛里去，使它们微微刺痛。于是我像个守财奴一样对雨天眯起了眼睛。

　　我蹚过积水，水还没被太阳完全晒热，散发着凉爽的雨水味、泥巴味，以及泡烂了的草木的气息。有些烂泥陷入脚趾缝里，当我拔起脚的时候趁势泛起来，使水面黯淡无光。我感到可惜，便停步不前，这时水面上一些破碎的棉花柴棒和烂草叶子便移过来聚拢在我的小腿周围，我用力甩脱它们，水却变得更浑浊了……就这样停停走走，最终来到西面的一个大湾。这大湾其实是有来历的，它的土被挖出去堆成旁边的一座土山，里面据说埋着起义军的尸骨——当然是前朝的起义军，不是大唐的起义军，后者在当时被称作反贼，也得不到土山这样级别的待遇。那些尸体的腐烂曾使长安城的西北角臭气熏天，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看到柳树和疯长的青草，以及水里棕色白色的脊背，于是我也兴奋地奔下水去，站在浅水处捉蝌蚪。这就是我们的夏天，永远明媚，偶有不祥。长安城每年都会淹死好多儿童，至于我，虽没有被淹死，脚底也留下了一块被锋利铁片刺入的疤痕。但悲惨的事情都得不到记忆——今年张家的大儿子淹死了，明年二儿子又会来笨拙地游水。我们不是鸭子，只是孩子。

　　回到故事的开头，我们居住在长安城的一座大院子里，而这院子不尽人意，所以我们共同的爱好就是挖坑灌水：先挖两个相邻的洞，再从下面挖通，最后灌上水。有时我们也在地面上挖沟，这主要是我哥哥在做，我个人不喜欢这种缺乏技术性的工作。哥哥后来完成一个很伟大的工程，就是在院子里模拟了全国的漕运系统，他灌了整整八桶水才把那些沟充满，然后他弓起腰尖叫着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迈开两条长腿从一条条沟上飞越而过，像一只巨大的抽风的鸵鸟。

　　我钟爱的事业是挖洞，还有一个原因是它足够隐蔽，隐蔽的事物总给人无尽遐想。慈恩寺旁边有一口井叫节妇井，据说有个女人曾跳进去——我问所有给我讲这故事的人她为什么跳进去，但没有一个人讲得清楚。“反正她跳进去了，”他们说，“而且她已经出嫁，当然叫节妇；如果没出嫁的话就叫烈女。”这让我领悟到，在我们这个时代，自尽对于一个女人永远是正确的选择。讲故事的人适时地回过神来，说：“看，都是让你打岔的。重点不在这个，重点在她跳进去之后人们一直捞不出她的尸首。阿弥陀佛，她一定是成仙了。”我很费解：“为什么不是成鬼了呢？”话音未落，一个大巴掌落在我背上，打得我火辣辣得疼。“这孩子怎么乱说话呢！阿弥陀佛节妇大神不要怪罪，阿弥陀佛……”然后他脸色惶恐地走了。在我小的时候，满地都是这样敬鬼神而远之的成年人。但不管怎样，这个故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觉得井是一个神秘的通道，是一个虚空的、黑暗的，但未必是坏的空间。它们在地下彼此联通，自成体系，其终点在一个叫“黄泉”或者其他什么的地方。

　　我们挖洞、挖洞，像老鼠一样乐此不疲，最终把院子变成了一个雷区，每个前来拜访的人从院门走到房门都要陷入坑中至少十次。后来我们搬离那个地方之后，新的住户不堪其苦，发明了一种探测仪，就是把一只饿得半死的老鼠绑在一根棍子的前端，走路时先把棍子探出去：如果老鼠感到自己身体下的土地是松软空洞的，就会徒然萌发求生的欲望，拼命刨地，这样的地面就是不可靠的，要继续探测，等到老鼠又变得无精打采的时候，才可以放心地迈出脚去。这是最早的地质探测仪，准确度相当高，而且除了老鼠屎外，清洁无污染。

　　贞观年间，我们对邻居家的院子垂涎欲滴，这里的邻居单指我们的东邻。他们是一个大嗓门热心肠的老太太，一个沉默寡言的老头，及一个胖胖的皮肤白皙的老姑娘。不过现在只有老太太一人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叫她“大奶奶”：大奶奶身体精瘦，但总是特别有精神。她养猪，又不肯圈着养，于是一到喂猪的时间就满院追撵着它们，喝令它们过去吃饭。那时我隔一里地都能听见她恐吓猪的声音：“打死你！”，就像一个女人骂她的孩子一样。东邻家的田里还种着数不清种类的农作物：蚕豆、扁豆、玉米、花生、桑椹、丝瓜、桃子、西瓜……每个时节他们都有相应的新鲜蔬果吃，而且总不忘记送一些给我们。隔三差五的，大奶奶就站在墙那头踮着脚喊：“三儿，三儿，来把这碗椹子拿过去！”或者“三儿，这些煮棒子端过去啃吧”！她之所以喜欢叫“三儿”而不是其他人，大概是因为我面相比较纯良，而且嘴巴较甜——小时候的我与现在的我禀性迥异，就像我的前世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不相信我曾经纯良过，但后来我的弟弟长大成为一个画家，曾以上述往事为题材画过一幅画。画上的我踩在一块石头上，伸长胳膊去接一盘桃子，浑身泥巴，咧开一张双层牙齿的大嘴，一张黑脸上的笑容洁白得耀眼。我一下就被感动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然后我发现弟弟正提着笔对着画苦苦思索。

　　我说：“还有什么问题啊？已经很好了。快点送给我吧！”

　　弟弟皱着眉，一如既往的忧郁神情：“我在考虑……加几溜口水……”

　　结果他当然被我揍了一顿。画也不稀得要，我就跑了。

　　我不相信我曾经纯良，是因为我做过很多恶毒的事；同样我也不相信任何人的纯良，是因为每个小孩都多少做过恶毒的事。兹以我和哥哥为例，我们曾趁西邻家没人的时候翻进去虐待他家的兔子。需要说明的是，我弟弟没参加是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被生出来；我姐姐没参加则是因为她和邻居家一个小姐姐关系不错，但她也没有阻止我们，相当于纵容了犯罪。我们翻进西邻的院墙，把兔子从窝里揪出来，兔子一个个肥头大耳，一声不吭，在我们手里拼命挣扎。我两手分抓着一只兔子的左右耳，在地上跟它较劲，好不容易把它制服了却开始不知所措，这时我看到哥哥提着一只大灰兔向水缸走去，我心中油然而生一股崇拜之情，像一个狂喜的信徒拖拖拉拉地跟过去。

　　哥哥把大灰兔慢慢浸到缸里，我却无比激动，把怀里的兔子扑通一声扔进去，水全都溅他脸上。他一惊，骂了一句，紧张中把那兔子整个按了下去。这生性温文的动物像疯了一样一齐挣扎起来，忽然有一只兔子凄厉地叫了一声。我都吓傻了，最后是我哥哥拖着我逃走的。

　　我从来都以为兔子是哑巴，从那时才知道原来它们也会叫，是“吱”的一声，好像老鼠。后来我听到有人探讨兔子会不会叫，总也探讨不出结果来，忍不住就告诉他们：“会叫的，声音像老鼠一样。”他们问我怎么知道，我死也没说这件事，心中充满罪恶和羞耻。

　　哥哥拖我逃回家，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从吓傻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这也说明我不是能干大坏事的料。我发现我哥手臂上一条条的血印子，心疼坏了，忙问他怎么整的，他说：“还不是那俩兔子！我费了多大劲才把它们捞出来。真是不知好歹。”谢天谢地，哥哥一念之仁，让我未至于在多年的余生中背上恶意虐杀哺乳动物的心理阴影。

　　我们品质恶劣，罪行累累。我们抓蚂蚱和蜗牛烤着吃；用樟脑圈住蚂蚁然后把它们炙烤至死；我们扯掉蜻蜓的翅膀使之赛跑；我们用竹竿捅燕子的窝，吃掉它们的孩子；我们与猫合谋杀死麻雀……孩童的乐趣如此残酷。

　　我到现在也对性善论怀有深重的疑心，而同时又对生活抱有美好的幻想。他们叫我自相矛盾的理想主义者，我自己却不敢确定，因为一切带有“主义”的词语都让我惶惶然，仿佛没有什么词是不能和“主义”组在一起的。然而什么才算是“主义”，却没有人说得清楚，也没人屑于说清楚。长大的一个坏处就是不能再“十万个为什么”了，必须学会不懂装懂，其实大多数时候和你交谈的对象也是不懂装懂的。谈话有没有内容不重要，形式才是关键。

　　贞观年间的长安城长着数不清的槐树，槐花要么在盛开，要么刚刚败落。暴雨之后有些树枝会折断在地上，上面长着刺，曾扎坏过我的脚。我的脚那时候经常受伤，因为我走路不穿鞋，这导致了现在我的脚又黑又肥又大，无法不受折磨地塞进任何一双正常尺码的鞋子里。教我武术的老师说我一脚能踹死拦路抢劫的强盗，他不是在表扬我的力量，而是讽刺我的大脚。不过我觉得这种说法很傻，显然脚越小产生的压强越大，如果我在鞋上装个峨嵋刺，不用多少劲就能踢死一头牛了。

　　我家的院子里也有两棵槐树，其实原本还有另外四棵更粗更大的，翻新房子的时候给砍掉了。剩下的这两棵，一棵靠着厕所，长得笔直，从地面向上三米内没有一个分岔，除了我哥没人爬得上去；另外一棵就可爱多了，是棵歪脖树，还有一个美妙的横向枝干，我们在上面拴了一根绳子做成个秋千。别人家的秋千下面都有个木板，我们的只有一根绳，坐一会儿就勒得屁股疼。这又使我们多了个羡慕别人的理由。很多年后我了解到，没有人小时候是不羡慕别人的，大家眼中都是自己没有的东西。

　　我们家院子外面还有一棵槐树，家住两条胡同开外的一个讨厌的小孩总是爬在上面窥探着我们。一开始我对他很友好，仰着脖子傻不拉叽地邀请他：“进来一起玩吧！”他摇摇头。我们再玩一会儿，一抬头发现他还在上面，我就再邀请他，他还是摇头，并且啐一口唾沫。这么几次之后我就烦躁了，谁也不能忍受自己无论干什么都有一双眼睛盯着，于是我说：“你要是不进来就走吧。”你猜他说什么？他又用力啐了一口唾沫说：“我愿意在哪儿就在哪儿，这又不是你家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