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银河

　　我在大学期间经历了初恋。

　　这次恋爱是我的初恋，把我害得相当惨，因为我爱上了他，他却没有爱上我。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世界上最惨痛的经历就是这种明珠暗投的经历。回忆中，那段生活不能叫作生活，只能叫煎熬。

　　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一句话：如果一个女人在23岁之前还没有陷入恋爱，她一生就不会再爱了。因为爱是迷恋，岁数一大，一切都看明白了，就不会再迷恋或者说痴迷了。我心里有点紧迫感，觉得应当恋爱了。

　　他就在这个时刻走入了我的视野。他是我的同班同学，虽然家在当地，他的父母却跟我的父母相识，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且做过同事。后来听爸爸说起，1949年共产党进驻城市时，我爸爸被指派在北京，他爸爸被指派在这个外地城市，他爸还找我爸商量过俩人调换的事情，我爸没有同意，所以后来我就成了北京人，他成了外地人。

　　他长得非常英俊，一米八的大个儿，有挺直的鼻梁和两条漂亮的眉毛，脸型瘦长，严格说是长方形，脸上起伏比较大，脸型有点像欧洲人，不像亚洲人。他笑起来有一种特殊的笑法：一边笑，一边斜睨着人。他的笑很有感染力。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能在几秒钟之内从一群人中分辨出他在还是不在。我心里明白，我爱上了他，是爱使我的感官变得敏锐。形势就是这样急转直下，我以极快的速度陷入了对他无可救药的狂热爱恋，后来看，几乎可以算一见钟情。

　　从那时起直到我们最终分手，痛苦的折磨就没有停止过一时一刻。这就是单恋的苦刑。因为对方对我还毫无感觉，我这边已经烧得滚烫，整个人像一根燃烧的木炭，轻轻一碰就会化为灰烬。

　　有一次去部队学军，我们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打了一个7环、一个8环，一个脱靶；我打了一个8环、一个7环，也是一个脱靶。还记得当时心中暗喜，把这种纯属巧合、毫无意义的事情都当成了一种征兆，好像跟他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后来我把这个细节写进小说，作为人在狂热爱恋时完全丧失理智的证明。

　　打靶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巴掌大的薄薄的小纸片，上面是他用钢笔速写的我趴在地上打靶的样子。当时心中的狂喜是难以形容的，那小纸片被我当宝贝似的珍藏了很长时间。其实，他也就是那么随手一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后来有一天，他对我说：“我知道了一个秘密，你的小名叫‘三反’。”我七岁之前的确是这个名字，因为我是1952年“三反运动”时出生的，父母是记者，政治上过于敏感，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小名。

　　既然是工农兵学员，就有无穷无尽的学业之外的麻烦事，比如学工、学农、学军。那次忘了又是学什么，入驻晋祠，因为跟历史系的专业有点关系。我和他被分在一个小院里居住，我住北房，他住南房。那时，四五运动爆发，他的哥哥卷入其中，反对中央“文革”，被捕入狱，一度被判死刑。他为此事非常焦虑、抑郁，有时会躺在床上唱歌，小院中常常回荡着他忧郁的歌声。他嗓音很好，是一种忧郁的男中音。歌声拨动我的心弦，使我对他爱得更加如醉如痴。

　　我向他表明心迹之后，他的反应还不错。记得那时，我们常常在能躲开人的时候偷偷接吻。有一次险些被人撞到，当时我们躲在大院子旁的一个小院子里，正吻得如火如荼，突然有人找我们，在院里叫我们的名字，只要再一伸手推门，我们就会被抓个正着。记得当时心跳得仿佛打鼓一般，险些晕倒。幸亏那人走掉了，要不真不知会出什么事。

　　可惜，我们的恋情发展并不顺利，主要是两个人情调不同。我们虽然是同龄人，家庭背景也差不多，但是我在20岁时有半年赋闲在家，看了我当时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灵魂基调因此与当时青年大为不同，在当时看，就是有了资产阶级情调，或用当时更常见的说法，是有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分手时，他对我说：“从小父母给我灌输的都是‘棉暖不如皮，糖甜不如蜜，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这类的，真的欣赏不了你那情调。”

　　记得刚分手的时候，我坐在教室里，想用刀子割自己的手臂，因为觉得只有用肉体的疼痛才能压住心中的疼痛，因为当时精神上的痛苦是一种肉体痛苦的疼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初恋是美好的，也是痛苦的。我暗暗在心中安慰自己，虽然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恋爱，但是我毕竟恋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