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明,1975年出生于新疆库尔勒,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硕士。
父亲今年八十一岁了,已经直不起腰,伴随着帕金森不规律地颤抖。话越来越少,但他喜欢慈祥地长时间地看着你。这是我第一次写自己的父亲,把飘在记忆空气中的点滴画面,化为白纸黑字定格,不易。酝酿几日,其一生为我所知的五次决定,似乎是一条线索。
第一个决定:读书,上大学。父亲是1937年生人,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都世居在农村,至今家族以种地为生。父亲据说是当年当地唯一考上大学的农民子弟,考上的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今天的中国电子科技大学。父亲本名李进贵,读小学时,老师给他改名李玉廷,他很喜欢。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的四机部国营774厂(北京电子管厂)。父亲曾自豪地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就使用了他们生产的原件,并受到了部长的接见。
第二个决定:回老家找媳妇。父亲比母亲大12岁。据说当年相亲时,父亲30岁,母亲18岁。换言之,父亲已经在北京工作了八年,最后回到老家绵阳,遇见了母亲。母亲常常开玩笑说,父亲是个反应慢的笨人,其北京宿舍楼上楼下都是北大清华的单身女性同事,但父亲不解风情,只好回老家相亲。
第三个决定:从北京去新疆。母亲是农村户口,想进北京户口,难于上青天。有人建议:如果夫妻支援三线建设,返程时,母亲就可转为城市户口。父亲做了决定,当时有两个选择:新疆或西藏。父亲选择了新疆,因为新疆通火车。那是1970年,之后我和两个姐姐都出生在新疆。
第四个决定:回四川。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新疆。因为那个红光无线电厂(国营8021厂),是他们一铲一锹在孔雀湖边建起的。后来才知道,民用,我们生产孔雀牌收音机;军用,好像是生产某种军用半导体。父亲是总工程师,“李工”是全厂对父亲亲切的称呼。父亲还收了许多维吾尔族的徒弟,他们都叫我“小巴郎”(小男孩)。我也喜欢新疆,但就在1983年,我们全家回到了四川绵阳。父母从国营厂来到了一个集体企业,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父母都不适应。很久以后父亲告诉了我们这个“不明智”决定的缘由:当时新疆厂的附近最高学历的学校是一所中专学校,父亲意识到,不能让自己的三个孩子没书可读。
第五个决定:退休回农村。记不得父亲是哪一年退休了,当时我应该在读高中。父亲被一家民营企业返聘,但干得不太愉快。不久父亲做了一个决定:承包了老家一片河滩地三十年,重新做回农民。他挖鱼塘、建房子、养鸡养猪、种核桃树、柚子树……从此以后,每月在城市待的时间只有几天。直到今天,到了季节,父亲种的核桃便由母亲敲开,快递到北京。
父亲八十大寿时,我向他讨一句终生受用的话,他说: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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