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我从云南某地区一所高中毕了业。那个学校不大，但一年四季都有花，樱花、桃花、梨花、梅花、菊花、桂花、杜鹃花、山茶花，群芳竞艳，妖娆得很。
高考结束后，我觉得自己考砸了，出了考场就大哭了一场，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了很远，路上还花了两块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张福利彩票。
我在学校逗留了几天，等着估分填报志愿。等待的日子里，我和同学们百无聊赖，在宿舍打牌、听广播、看金庸小说。那会儿，我已经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但我不知道这个证书能让我敲开哪家公司的大门。毕业证照片上的我，已没有笑容。
学校离家大概有一百多公里，坐大巴单程需要六个小时（15年前的云南高寒山区的路况），路费大概需要五十块。为省钱省时间，我基本上一个学期才回一次家。家里那会儿还没有装电话，我想给母亲带话都得托邻居传话。
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翻看着报纸上的大学名录，觉得它们都威武神气得很，离我又高又远。看到有的大学新闻专业在招生简章那里写了“要求形象气质较好”几个字，我立马就蔫了，以为人家必须招美女，以为从这种专业毕业后肯定能当上电视台主播。看了看镜子里自己的相貌，我就不敢填报了。
那会儿的我，很是害怕自己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这样我就得回家种田，当一个农妇。因为没去过北京，很是向往，所以我志愿里填报的大学全部在北京。为保险起见，我把志愿表里包括“提前录取”在内的所有栏目都填得满满当当，想着“一个学校不要我，总还有另外一个学校来兜底”。
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昏庸而迟缓，通知书来了我却没有半点兴奋。我的高考成绩比自己估的分高出了大约80分，志愿明显是填报低了，更郁闷的是我居然被“提前录取”了。有一天，邻居给我传话说，我是当年本市高考文科状元，我的班主任让我速去市里，有个企业要给“状元们”搞个颁奖仪式。我当时根本不信，心想怎么可能嘛。我跟邻居说，一定是诈骗电话，一定的。
班主任第二次打电话来催促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像是被天上掉的馅饼砸中了，赶紧买了去市里的车票。中巴载着我在盘山路上绕了四个小时，总算到了市区。想到第二天我的光辉形象可能会上当地报纸和电视台，再看看我身上穿的那件穿了好几年的旧衣服，我跑去农贸市场买了一件二十五块钱的外套，联系了同学准备上他们家借宿一晚。
颁奖仪式开始了，我一看那阵势就吓坏了，好几台照相机、摄像机对着我和当年高考理科、外语类“状元”一阵猛拍。我拿着一个写了“奖金8000元”的牌子对着镜头僵硬地微笑，心里却盘算着这钱什么时候能给到我手上。
快到开学的日子，我开始非常热切地盼望赶紧出发，因为我要去朝思暮想的北京了。北京，首都啊，祖国的心脏啊，多了不起啊！我约了几个高中同学来我家，她们帮着我收拾行李。她们七嘴八舌说北方一年四季都很冷，冬天还会下雪——其实我们谁也没去过北方，于是我把所有冬天的衣服带上了，塞了满满一大包，款式当然是土得掉渣。
开学的日子到了，我到了昆明，这是我第一次去大城市。我上了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我没考虑过火车上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所以连喝水的杯子都没有带。坐在座位上，我满脸惶恐地看着周遭神情自若、气定神闲的人们，自卑得把头低到尘埃里。
下车后，北京夏天的热浪扑面而来，我才意识到我身上穿的、包里带的衣服都是冬天的。我吃力地搬着行李，打了一辆的士，的哥问我为什么穿那么多衣服，一直习惯了用家乡方言跟人交谈的我，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普通话运用到日常生活，只能假装没听到。我一直假装在睡觉，不敢开口说话，直到下车，我才跟的哥说了一句：谢谢。
谢谢，成为我到北京后说的第一句普通话。
刚到北京的日子，我忙着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忙着买夏天穿的衣服，到哪都像是一只不小心被暴露在灯光下的老鼠，灰溜溜地逃窜。城市庞大的文明压得我心脏疼痛，我尴尬地被它推着往前跑。我感觉女同学们一个比一个漂亮，背带裤、镂空衫、吊带裙、雪纺裙，简直可以开时装发布会了。宿舍里，大家在谈论周董的新歌、韩寒的新书，我低头扫地，默默地提着水壶去开水房打开水。
最要命的是上英语课。夹在一种糯米一样柔软的声音里，我显得是那样格格不入。老师一叫我朗读课文，我鼻尖上就冒出虚汗，脸蛋红得像一只秋天里的柿子，心扑通扑通狂跳，恨不能找个地方藏起来。我觉得我的自卑像被闷在啤酒罐里的啤酒花儿，一旦开了盖儿就会怒发冲天、四处流溢。
第一次去图书馆借书，我单手点键，手战战兢兢地扶着鼠标，然后看着它在屏幕上乱跑。上大学以前我没接触过电脑，连字都不会打。看到小键盘从电脑屏幕上弹出来，我慌慌张张弄了好一会儿不知道怎么把它消掉。我吓得脸发白，以为电脑坏了，心里想着上哪儿去找那一大笔赔电脑的钱。
大一刚开始，我就想去做兼职，开始去的是一家软件公司。我找那座大厦就找了很久，找到的时候被它的雄伟吓坏了，接着，又被给我布置工作任务的白领吓坏了，他们都戴着眼镜、西装革履的，看起来有才得很。我的工作任务就是不停地给该公司的VIP客户打电话，邀请他们来参加两周后的一个产品推介会。半天下来，我的工作业绩是最差的，结果被一个衣着光鲜的女人婉转地批评了一通。接下来的半天，我如坐针毡，担心自己与这份兼职工作失之交臂。回校的路上，我坐在公交车上，听到三节车厢连起来的公交车发出年老的声音。我感觉自己被大城市甩在了背后，心里悲凉透了。
日子不知道是怎么耗的，反正，我终于耗到了大四。在考研和工作之间纠结一番后，我选择了先参加工作。我那会儿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是想着，如果我继续读书，恐怕弟弟就没法上大学了，所以我必须先工作，至少得先养活自己，再争取把国家助学贷款还上。
大四下学期我横冲直撞到处找工作，先是在北京找，一家小有名气的报社决定要我，但因为初恋男朋友在北京找工作一直不顺利，而我觉得两个人以后待一个地方相互有个照应，就跟着他来了广东。为什么选择广东呢？因为广深两地招考公务员不限制户口，也因为他跟我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他还说，放眼全国的收入，这里可能可以让你最先还清国家助学贷款。
南下的第一站是深圳。我第一次到深圳的海滩边，听到海的叫声，很是豪迈，我觉得这里或许有我想要的海阔天空。可一到考场，我就感觉自己被耍了，那里人头攒动，到处是才子。之后，我来了广州求职。在那里，我陷入大城市的包夹之中，四处碰壁，碰一鼻子灰甚至流鼻血。我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只是茫然地抱着简历去人山人海的招聘会撒网。我在简历封面上写了几个字：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有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他们看我简历不错，让我去面试。跟我一起等在面试场外的都是些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律师或律师助理，他们看我怯生生的样子，压根儿不屑于跟我聊天，我像是一条咸鱼被晾在一边。那律所没聘用我，面试回来以后我很沮丧。
在同学的介绍下，我到某报社实习，在那儿起早贪黑干了一个月。我第一次采访的是一家贵族学校的负责人，跟我一起去的还有《XX日报》几个经验老到的记者，我像是一个幽灵坐在这群侃侃而谈的记者中间，看着那个贵族学校的校长抽着雪茄像巨人一样站在我们面前。采访的整个过程，我都只是在听，一个问题都不敢提出来。那半小时我像是一只暴露到太阳下的老鼠，谁吼我一声我都会逃走。我感觉身边高手如林，他们太高太强大了，甚至可以遮蔽太阳的光芒，我只能站在他们的阴影之中。
在报社工作的几个月很快就过去，我发表了不少文章，也积累了些工作经验，编辑兼记者的工作干得越来越得心应手，最后我要回学校参加论文答辩了。离开以后，我自信心满满的，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有可能会被他们淘汰。再后来，我得到通知说，报社经研究决定：不要我。我问经办人为什么。经办人冷冷地回答：你都来了一个月都没拜访过我们领导。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在这期间，我随意往某金融机构邮寄了一份简历，然后就很顺利地去参加笔试、面试、体检，最后居然被录取了。现在想来，负责招聘的人可能完全是被我的当年高考文科状元的头衔糊弄了。
上个月，我参加工作了。新的环境令我很郁闷，我听不大懂粤语更不会说，但我周围几乎没人用普通话交流。有一回，我蹲在厕所里，听到有人在聊我，她们说：像她那种民办学校毕业的学生，怎么也能来这儿上班啊？她那种大学，是给钱就能上、给钱就能毕业的吧？
我没有冲出去跟她们解释我的母校到底是怎样一所特殊的院校，只是在暗下决心要学好粤语。但那一瞬间，我的确感到万分的沮丧，内心深处用轻狂筑成的长城轰然倒塌。原来在别人眼里，我什么都不是。一直以来，我都只是在用轻狂的方式掩饰内心澎湃的自卑。
每个人的心里，兴许都有这样一个远方的城吧？在这个城里，你满眼的陌生，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你只是它的入侵者之一。你来到这里就是抢占那些有根的本地人的各种资源，你要时刻努力地去“抢”，否则你就会被挤出去。即便是走在拥挤的街头，你也感觉到凄凉，而凄凉并不是因为孤单，更多的是因为你是一个自生自灭没有根的流浪者，你再奋斗十八年也许也不能和他们坐在一起喝咖啡。
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我有乡下女孩子胆怯的双眼，有乡下女孩子的土气与卑微，我害怕直视刚刚开始的全新的生活，害怕面对城市里人群的汹涌，于是，选择逃避，选择空闲的时候，去远行。
现在，我总是感觉有一个自己还在家乡做着孤独的农妇，老老实实在家看着玩泥巴的孩子和乖戾的丈夫，而曾经张扬高调、不可一世的我，只不过是个幻梦。
然而，我常常会感谢命运，因为对我这样出身的女孩子而言，能突围到城市生活，本是不可能之事。它的成其可能，全在于一个笨小孩在小学课堂上因为背诵出《春晓》这首诗而得到老师的夸奖，一个父亲选择用半辈子的时间漂在外面打工挣取孩子的学费，一个自卑敏感的高中生一不小心考上了大学。
关于远城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蝼蚁一样的人，一个蝼蚁式的人生。战场上无数炮灰，一两个突围出来的人。成功突围的人是幸运的，期待着演绎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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