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晶 达

　　晶 达

　　生于大兴安岭南麓，有50%达斡尔血统的纯达斡尔族，喜欢传统的民间的旧事物，也喜欢科幻的洋气的新世界，将此现象视为某种分裂症，自认为是生存在时代夹缝中的“怪胎”。以风为文、马为梦、酒为歌的姑娘，请不要用泛称“美女”称呼她，如果不想叫她的名字，可以给她取任意可爱的昵称。

　　年是个怪物，对我来说，越来越是。我已两年没有回我的家乡——莫力达瓦过年了。这两个年，一次是在成都迎接了它，一次在北京对它不理不睬。

　　小的时候，年对我来说是新衣和鞭炮，一个令我期待不已，一个令我恐惧不堪。当然还有饺子，可我对饺子多半持着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一个吃货，我先于吃货成了一个喜新厌旧的臭美妞。

　　大概是二年级的光景，新衣的标签被母亲无情地撤销了，她撤销的方式并不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来宣告，而是选择了沉默的“不作为”方式。那年老姨还没有出嫁，还是我们娘仨一起在寒冬里踩着冻雪穿梭在市场里办年货的时候，跟鸡鸭鱼肉饮料啤酒一样，新衣于我来说不可或缺。直到那年除夕夜，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个属于我的流程被省略了，我先是惊诧不已，而后气急败坏。母亲的解释是：以前过年买新衣是由于我生长飞速，现在速度有所减缓，我可以捡大我十岁的表姐的旧衣服穿了。所以说，我对年的期待还能有多大呢？毕竟那时我不懂得母亲以微薄的工资支撑一个家的艰难。

　　母亲、老姨和我三个人一起过年是我对年最初的真实记忆。三个人都不是大嗓门，也不是喜欢喋喋不休的人，最多在看春晚的时候略作评论——有时是调侃、有时是批判、有时是赞扬。我们每年多出来的欢乐笑声还真要感谢赵丽蓉、赵本山、牛群、冯巩这些笑星们。兴许是因为家里的清冷让母亲觉得不大符合过年的气氛，她总爱买些鞭炮。过年的季节是深冬，我们院子里的果树都像脱发脱得无药可救的秃头，原本浓黑的土地着上一件雪白的棉袄，偌大的院子被一条水泥小径一分为二，没有果树的一边挂着一根晾衣绳，它还有一个兼职，就是用来挂鞭炮。

　　母亲是一个非常喜欢仪式感的、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女人，她要掐准时间，在饭菜都准备就绪后叫上我跟老姨一起站在院子里燃放鞭炮；同时，她又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她是一个聪明的“女汉子”——火柴太短危险，她每每都举着一根一端橘红的香点燃鞭炮，让仪式感显得更加浓烈。我每次都站在一旁，用两个食指狠劲堵住耳朵，目睹红色的鞭炮皮一点一点散落在白雪之上，像是给年这个家伙颁了一朵一朵小红花……

　　我们这只有一个人钟爱火药的“三个火枪手”一起生活的日子也没能延续太长时间。1995年，老姨远嫁到通辽，偌大的平房就剩下我和母亲两人。于是，第二种形式的年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在我们“三个火枪手”的一位成员“单飞”之后，我亲爱的大姨和她身后的一大家人每逢过年便邀请我和母亲，有时不等到过年，中秋节、端午节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团聚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到大姨家吃年夜饭的情景，那也是老姨嫁出去后第一次在外过年，她打来了拜年电话，我就是在那个情景下学会了我们民族话怎样说“哭”，当然哭的人是我。我得承认我当时有一种被背叛和被抛弃的双重忧伤，母亲告诉我：总有一天你也要嫁人的。

　　大姨家一共有五口人，他们夫妇二人以及我三个表哥姐，加上我们母女——七个人凑成一桌年夜饭。大姨家的年夜饭每年都在除夕下午三点左右开席，但是三点之前我们不被允许先到他们家去“添乱”，尽管母亲总想去“打个下手”。家族的人多半是喜静惮嚣之人，尽管7个人过年在别人看来应是略显冷清的，可有时我也分不清自己究竟是享受着这种冷清，亦或是习惯了它。

　　我和母亲出发之前会在家里的门上、墙上、玻璃上把母亲经过精心挑选的对联和福字贴好。她以前总是习惯磨一碗糨糊，同样是仪式性很强的感觉，对联和福字对她来说是团圆好运的象征。

　　大姨不像母亲，即便是除夕，她的大半时间也是要付给厨房的，甚至比平时的时间更长，她不在乎放不放什么鞭炮，因为他们家还有一个人很擅长张罗这事——我的小表哥。母亲作为年夜饭前“鞭炮仪式”主持人的身份便被小表哥“夺取”了，除了鞭炮，小表哥还会附赠二踢脚等炮仗。然而，这并不能削弱母亲对鞭炮的“热衷”。

　　在我们达斡尔人的习俗中，并没有过年子时吃饺子的传统，但是嫁过汉人的母亲将这个流程加入到我们家的年之中，大姨家也效仿。我觉得大姨家的效仿是看中了它的实用性，因为下午三点多吃了饭，午夜还不睡，那一定是很饿的。

　　这顿饺子属于我和母亲两人，她通常会一个人在厨房准备面馅，还习惯在饺子中包两枚硬币，传说吃到硬币的人来年会交好运、发大财。我总是边帮她包饺子边说，你包两枚是作弊，我们家就俩人，很容易就一人吃一个呢，别人家都是一大帮人包一个，那才准。可当我们不论谁吃到硬币的时候，我们都笑着坚信第二年会交好运。我们家只有两个人，不论是哪个交了好运发了大财，对于另一个人也意味着同样。

　　就是这顿饺子，才得以保全了母亲除夕夜的“鞭炮仪式”，当她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以后，又会拎着鞭炮下楼，我则在楼上的阳台“见习”，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见习”显得多么冷酷。

　　我从不敢去想象那样的情景：2012年初春，母亲一个人前往大姨家吃年夜饭，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一个人吃着包着硬币的饺子，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一个人到楼下去放鞭炮，如果没有，那么没有鞭炮声的除夕对于她是不是安静得可怕……

　　2013年的春节，我和母亲都在北京。除夕夜，在我租住的小屋里没有对联，没有鞭炮，没有包硬币的饺子，我们一起在电脑上看了春晚的直播后就睡下了。大姨连着几天都打来电话，我突然意识到，连续十五年都会在除夕的傍晚前准时出现在她面前的我们，在那个时刻离她那么远，她心里是不是空落落的，可能还有些担心，我们在一个并不熟悉的城市过着陌生的年。

　　2013年7月份我回到家乡去探望他们，大姨照顾外孙非常疲惫，但还是邀请我到家里亲手为我做了一顿饭：鱼、排骨、炖鸡、凉菜。我知道大姨是因为总也见不到我，把思念和爱都浓缩在这几个菜里。

　　临走的时候，她和表姐都问我，过年还回来吧？于是，年，变成了一种期待。我大概是在那个时刻，在她们问我的时刻，突然对年有了新的认识。不论是新衣还是鞭炮、不论是对联还是饺子，那都是一种连接的方式，把每一个亲人连接在一起；那都是一种期待，一种名义，在我们羞于对亲人说出那句“我很想你”的时候，可以问一句：过年还回来吧？

　　从我出生到二十七岁，我经历了好几种形式的年。有我记得的，也有忘记的；有亲人从我身边走远，也有亲人走入我的生命。人们总喜欢说“团圆”，可属于我的年从最开始就没有圆过。我并不奢求“圆”，因为这个世界有圆便有缺，团圆两个字，有团便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