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向武

　　那是一双带刺的手，平凡而又粗糙，可就是那双带刺的手让我懂得了人间的幸福。

　　“妈，后背痒痒，给我挠挠。”妈妈慈祥地笑了，她用左手撩起我的背心，把右手平放在我的后背上。

　　“哎哟！”我叫了一声，妈妈的手上好像长满了刺，扎得我反而疼了。

　　“妈的手是干活时磨的，长了很多老茧。没事儿，妈轻点给你挠。”我皱起眉头又龇牙咧嘴地忍着，挠完后虽还有些刺痛，但温暖的幸福从后背扩散到了全身。

　　1996年年前的一个晚上，我突然发现左眼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了。“妈，妈，我左眼看不见东西了。”

　　看到我要哭的样子，妈妈焦急、关切地问：“咋回事，你左眼咋了？”

　　无望、恐惧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妈，妈，右眼还好好的，左眼看不见了。我是不是瞎了？”

　　妈妈用她带刺的手为我擦了擦眼泪：“能看见那个灯泡不？”

　　我堵住右眼试了试：“能倒是能，除了灯泡，看见的都是黑的。”

　　妈妈的泪水似乎马上要流出来，却不知被什么东西阻挡着。“咱明天就去医院，现在医院啥不能治，你的眼睛肯定是小问题，没啥大事儿，你别着急，明天咱就去医院。”

　　“那我上不了学了啊。”我抽噎着，把心中所有的恐惧都让妈妈知道。

　　“没事儿，等看好了病，再上也不迟。明天咱就上医院，早点儿看好病，就能早点上学了。”

　　我虽然有些将信将疑，但心中的恐惧和担忧已经消失了一大半。

　　还记得在求医问药的奔波中，过马路时妈妈紧紧地牵着我的手，左看看右看看，生怕有车撞着我；还记得在手术前的几分钟，妈妈用她那双带刺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静静地看着我的眼睛说“没事儿，别害怕，啥都有妈呢”；还记得在养病时，妈妈一口一口地给我喂饭，高兴地说：“长胖了，脸也养白了，再过不长时间就能看东西了。”

　　上高一时的那年冬天，我给妈妈送饭。厂房里的温度很高，又热又闷。“妈，我给你送饭来了。”妈妈放下铁锹，从厂房出来。她浑身湿透了，汗水不停地往下滴，脸上黑黑的。“正好饿了。”她喝了一大口粥，拿起筷子，打开饭盒，“嗯，挺香，炒豆角。”

　　我急着说：“妈，别在这儿干了，热死啦，连口气都喘不上来。”

　　妈妈吃了几口菜，叹了口气，“唉，现在也没个好活。在这干得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没事儿，你好好学习就行了，其余的事儿有我和你爸呢。”她大口大口吃了起来，吃得很香，仿佛那炒豆角是天下最好吃的菜。

　　我看到她那双带刺的手幸福地舞动着，手指头黑黑的，粗粗的。

　　2002年，我考上了大学。妈妈从橱柜里拿出个方便面袋，高兴地说：“你就要上大学了，幸亏咱家还有这点儿钱，要不还不知道管谁借呢。”她拿出钱很自豪、很欣慰地点了点：“给你4500，家里还剩下200块钱，你不够了就来个电话，下个月我就开工资了。”

　　我看到那4500块钱，心里沉甸甸的。“妈，我看病花了不少钱，再加上我和我哥这几年的学费、生活费也不少，咱家哪来的这么多钱？”

　　妈妈得意地说：“光靠你爸那点工资咱家早饿死了，咱家是谁想上大学就让谁上。钱的问题你们别考虑，你爸不行我还能挣点儿，挣不来借也得供你们上。”

　　大学四年里，我记不清妈妈为我和哥哥的银行卡上存过多少次钱，也记不清妈妈多少次叮嘱“在那边要吃好，要好好学习”。我知道，妈妈那双带刺的手为我们操劳的时间是一辈子。

　　如今我远在他乡工作，可我多么想回家让妈妈给我挠痒痒！那双带刺的手，蕴含着人间最美好的温暖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