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连科

　　生活简简单单，如永听不厌的一首口水歌。买菜做饭，看书写作，从卧室到海边，从海边到教室，山上山下，下山上山，目海而视，绕海而行，十天半月，乃至一月月半，都可以在这个坐落在山坡海边的校园里走走停停，待待站站，好像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过上这种闲散发呆、写作看书、不闻不问世事的简单生活。

世界是相异相悖的

北京很夸张地把湖称为海，不知是见识所致，还是狂傲的结果。云南那儿，那么巨大的湖，竟就叫为池，相比北京就真有些边陲仆从的感觉了。而港岛的东陲西贡这儿，有一地方叫作“清水湾”，以中文和中原的世俗文化去理解，清水湾既是一地名所赐，那就一定缘于一条河流的弯道和弯道所箍围的村落，自然也是潺潺水澈，袅袅青烟，如同一首淡诗，或是一篇富有韵致的散文。

　　然而，清水湾并没有那河水的湾流和炊烟。原来在山上——原来香港是岛也是山；原来世上的岛屿都是山；原来世上所有的岛山都是被海裂从地下挤压出来的肿岩被时间拂抚为世间杂乱、闹垢中的一点点的洁净和圣清——原来香港也是这样。而落寞在西贡山上的清水湾，现在却还持重禀赋，无瑕玉守成这样。

　　在一片岛山云雾里，匿藏了香港固有村屋中的“丁户房”和山脉间的筋道与人烟。那房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丑；更无所谓现代、传统和落伍。它就那么方方正正，半高不高，千篇一律地守着它的颜色、模样和岁月，承继着自己的记忆与文化。九龙、港岛那里的繁闹是在它的窗眼下面开始的。整个香港云空中的摩天大楼、飞机、船只和百余年的建设、纷争、怒斗与潜吵，也都被它完整地收拾、摆放在了它的记忆里，如同一位百岁的老人，整齐地收藏在杂物箱中的旧发卡和废锅勺。时间在它就像无始无终的海；记忆在它就是海里的点点岛屿和礁石。

　　时间比记忆长到无法说，一如海水比起岛屿大到无法说。可是那又怎样呢？虽然你生了我，而我依着你的嘱托，默默地守着和活着，持之以恒地记忆着，当你需要人类的物是物非、人是人非时，不是还要到我的百宝箱中去翻找、取用和挪拿吗？

我活着，就是为了记忆

被遗落，是为了更好的记忆和证明。当记忆丰满、久远到如同一座岛屿上四季不衰的翠青时，我就长生了，如同海水、山脉、时间、星辰、云流和土地。清水湾就是这么去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

　　守在繁闹香港西贡边远的山皱里，如被时间在人稀处设置在荒芜间的路标和岁月中桩钉不锈的钉子。取名清水湾，并不依着一条四季不息的河，也不取悦于一首诗或者一篇文，而是那么散散撒撒，坐落下来的一处处的村屋和一丁户又一丁户的老房子——大家都一概环湾赋形，依光走向，面对着阔大云连、水碧云澈的海。原来村村户户竟都拥有一片这样的海。原来清水湾间的村屋丁户们，竟都坐落在一湾碧澈的海边和山间的林木里。因为这样它们才叫了清水湾。一湾儿海水和海水中错落有致的一个又一个的岛，都是它们时间的永存和常翻常新、永远翻掀不尽的老挂历。

　　有海不说海，如同北京和云南，是湖不说湖。但它们把自己拥有的大海谦为一湾时，却没有滇池那种卑气和仆从心，也没有北海那样称谓的狂傲和虚浮心。如此我就想，“湾”是一种态度、性情和人格力；“清”是一种守持、禀赋和魂灵性；而“水”，就是常人、常心，那我与谁都一样的普罗大众了。

　　真是一个好名字，好心性、好守持和好灵魂。

　　从2015年到了这儿后，朋友和同仁就使我心遂所愿地每年都到这儿来，如朝圣的人每年都到西藏去，都到耶路撒冷的圣山与圣墙下面一样。然后呢，清水湾就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而成了一个人的人生和心系之地了，如同一个农人终于认定深山中的一棵树，它不是一棵树，而是一棵神树。

时间就是这样过去了

岁月就是这样过去了。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也就这样拖拖沓沓、急急切切过去了。现在除了“还不如坐下写一部小说”的理由，多出的一个理由是：“都已经到了这个年龄啦！”

　　总之，一个人要做语言两岸、三岸间的泅徒是他自选的，没有人逼迫和追赶，一如一个人选择沉默还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态度一样。母语是温暖的，阔大深厚，足够一个人终生浮游、畅仰、伸舒或躺坐，可就是，我总有一种渴望对它的背叛和离弃。总觉得，《红楼梦》的好，也是因为曹雪芹有那种对母语渴望弃离的背叛感。今天读唐诗与宋词，我读到的都是诗人们对母语的弃离和背叛。甚至连鲁迅、沈从文、孙犁乃至汪曾祺的写作，我都误以为是因为人家对母语的背叛才有了今日的结果。哪怕是沈从文和汪曾祺们明明是回归，我也以为是背叛。当一个人注定是语言的逆子时，其实母亲的呢喃之音，在他可能也是要离家出走的不安了。

　　一个人能坚定地背叛母语，从根本上说和勇气无关，那是一种才华。

　　而我自己在语言死海中的泅游，既不源于胆略和力量，更不源于什么天赋与才情。我是一个毫无语言才情可谈的人。明知无力泅渡到语言的对岸去，却源于对背叛的渴望，还是要朝着无边的黑暗游过去。其结果，是岸上的人都看得清楚的。所以，在香港，在香港清水湾的科技大学里，于我不光是这儿的水好和山好，人好和人的学识好，而更因为这儿是一个世界语言的混杂区，是世界上所有语言的桥头堡和栖息地。中文、英文、法、德、西班牙和阿拉伯语以及粤语、闽语，乃至世界上几乎少到只有百万人言说的民族语言和方言，在这儿也都可以找到一条语言的缝隙，使得每一个人在黑暗、陌生的语言中，都可以呼吸和交流，不至于因为要背叛语言而在泅海中真的死在语言的海水里。可以在松动里活着去思索，去想念，去写作，去重新审视这种对母语背叛的可能和不可能、意义和无意义。即便有一天，死心塌地地回归到语言的母岸上，也才能更深地体味回归里的背叛性。

　　在这儿，似乎说的是生活上的语言和写作上的语言两桩事，可在我，这完全是一桩事情如一枚钱币的两面，缺了任何一面，那钱币就不再是一枚钱币了。所以说，有了清水湾这一生活语言的桥头堡，我从语言背叛的泅海之中爬将上来时，方才知道回归是更深层的背叛。那么着，我就知道我在写作中对母语恶意背叛的缘由、道理和未来必须背叛的可能与不可能。爱之愈深、恨之愈切与恨之愈切、爱之更深，就是语言勒在我脖子上留下的肿块、结痂和淤紫吧。

别味浓郁

没想到在清水湾的科大教书，会从热爱写作的学生中间产生一本小说集，一如除了自己的写作，从未想到会去教人写作一样。世事总是在不料中生发和堆积。世界就是从不料中开始也将在不料中结束吧。没有料到我在命运的路口，中国人民大学的同仁贤人，会在我犹豫彷徨的困惑间，为我打开一道光亮的门扉，让我如期而至，成为一名所谓的老师。因此我内心惶惶，终日愧愧，羞惭感从未自内心减缓和消退。然而，世界就这样；命运也就这样。犹如将错就错，一错再错般，就又在人大做起了创造性写作的研究生班，使那些才华杰俊的青年作家，都可以聚在中关村59号的大学校园里，日日地谈论文学、纯粹人生。我知道我很少教给他们什么，我也知道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许多许多。

　　所谓的作家，其实就是特别知道怎样从他人、他物和世界上摄取什么的一个行当。于是，三错四错，误上加误，我又被香港的科技大学聘为“冼为坚客座文化教授”——教授写作。香港西贡，名为清水湾的这个地方，依山傍水，湾海碧涛，天空、老师和学生，都好到无以言说。博学中西的刘再复先生，曾连续几年在这里耕作人文，尤其是文学与写作，所以，我到这儿，也就是去他的垦田里观光摘果，尽享其成。如同到了季节，种植的人因故走了，而我到这儿来替他人收获，却把所有的果子都收获到了自己的家里。

　　三十几个正式的学生，本来就是科技大学最好、最正的文根生源，加上旁听的又有三十余人，那些科大和科大之外香港他校的学生，少则年仅二十，老则七十余岁，每周大家相聚相悦，谈论文学，尝试写作，共同读书，相互品评。他们中间，多为香港的孩子，余皆为内地考生，读本读研，再或读博，是彼此而又没有彼此的同笔同宿，如同一块文学乌托邦的桃源圣地。在一个季节——一个学期之后，这些完全理工科的杰俊青年，把所谓作业的每人一篇小说交上之后，尽管可以从中读出许多写作的嫩点和稚处，可也还是让我对许多好的小说之篇什，愕然到了难料，惊诧到了无言。

　　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他们中间竟有多人多篇，写得老到纯熟，模样端正到让人难以正视。其故事无论是取材于香港社会的热事冷情，还是内地文化与港人的不解相撞，再或写港外人生，海边点滴，现实的生存，远古的悠思，甚或为白云剑侠、动物植物，青春成长或两性不解，那故事构置、讲述之道、文笔语言和作品之思，都令人意外，别味浓郁。由此想到，此前多年根深蒂固到脑里的大家对理工生的人文偏见，想到内地人对香港文化早有的傲慢议论，于是，就有了那种无知的羞惭生升上来，如同认错了人后的自愧和歉疚，也如同以为陌生，却原是亲缘的熟知而使自己有着不退的喜悦。没有内外，不分彼此，就那么内心欢愉地编了《半笔海水》，试着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读读看看，没料到也就得到了他们及其他同仁的中肯与认同，使得在港大学生的文学创作，首次与内地读者有了交流互感的机会；有了彼此阅读的信任、了解和鼓励；有了大家可以以文学的名义，在华语之下，共同的谈论与写作。

贱杨或生活在别处

《生活在别处》——昆德拉的小说名。看过的小说内容都已模糊了，但这个书名如路标一样竖在记忆里，一如“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句话。可是再一想，人类不思考，上帝会不会哭泣呢？

　　生活在别处，如果是一种被迫如流放、流亡和蹲监，那么别处的生活，一定如穿过呼吸的西伯利亚的风。但倘若是选择，哪怕是对流亡的一种自愿之自选，那也就有了另外的自由、自在与逍遥，甚或是一种大自在和大逍遥。我只有一点小自在和小自得，一如一只蚂蚁得到了一粒米或半粒米那种巨大的收获感，只有那只蚂蚁可以体味和感悟。而我们人类即便对它有一种嘲笑和讥讽，那在蚂蚁听来，也都是一种音乐和颂歌。我在清水湾的日子和生活，其实正是一只蚂蚁刚刚一出门就碰到了一粒米，那心情，除了我，再也无人能够体会与感受。实在说，我是将我在清水湾的香港科技大学的生活视为一种疗养与度假。

　　所谓除枝，就是除却生活的枝蔓，留下生活中最重要的枝干，让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写作上，使那仅有的精力不负季节就行了。所谓养心，就是让心置懒处，少思杂事，少闻闲传，每天想一点自己要想的——比如小说。这样人和生活就变得简单利索，一如中国北方的箭杨，把所有的用力都集中在主干的笔直蹿空上，不需要如柳树、槐树、泡桐、楝树、皂角般，必须根深叶茂才能支撑起那巨大的树冠和树荫。自己着实没有那能力，所以每每见到有巨大树冠的树，就顿生一种敬仰，恨不得站在那儿朝树们鞠躬和敬礼。而见到一棵简单、直接上行的箭杨树，哪怕是夏天，它几乎无一席荫凉，我也会为它窃喜和鼓掌。因为它知道自己没有庇护他人酷热之能力，那就高高地上去为自己顶着一点儿烈日。自私是自私些，但没伤害他人、他树，这已经不易了。

　　我就是那样一棵箭杨或说是贱杨。样子直挺，其实虚质，并不为什么房梁栋材，盖房子、做家具，都无甚大用，只是说起来也是一棵树木而已。或者说，我连一棵贱杨也不是，只不过是荒山上的一枝野荆棵，只是为希望自己成为一棵箭杨、贱杨而努力。于是乎，就借了同仁的错爱和偏爱，到了清水湾这儿来，住在海边谁见了都因“大好”吓一跳的房子里，把写字桌拉到阳台边，以看海的名义在写作，又以写作的名义在看海。目视碧蓝，一群岛屿，写累了到阳台上面对大海扩扩胸。然后呢……然后也就中午了，再然后也就一天一天过去了。到超市里买买菜，到厨房里做些最简单又似乎味道相当不错的饭和菜，如此日复一日、时复一时。晚间饭后，同朋友到海边操场上漫步或快走，汗浸汗湿后回来洗个澡，躺到床上一刻钟，也就梦幻一般睡着了。

　　第二天依然这样。第三天还是这样。

　　生活简简单单，如永听不厌的一首口水歌。买菜做饭，看书写作，从卧室到海边，从海边到教室，山上山下，下山上山，目海而视，绕海而行，十天半月，乃至一月月半，都可以在这个坐落在山坡海边的校园里走走停停，待待站站，好像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过上这种闲散发呆、写作看书、不闻不问世事的简单生活。

　　这么着，现在已经过上了。让慵懒成为一种理想，并为实现了这种理想而自得。这也真像是一棵贱杨树，从来不为他人生成树冠、树荫而努力，等自己自顾自地长高后，再为自己比他树高了一头半头而得意。我就是这样一棵箭杨、贱杨吧。身高材虚，质浮而无用，却为贱杨而自得。所以说，也才不会为“别处的生活”而苦恼，反为“生活在别处”而感到轻松和自在，如因叛逆而出走成功的孩子，背对村落与家庭，面对空旷的荒野阔步地走着并唱着。